是谁在推高人民币

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是推动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力量。2010年中国GDP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远超过同期美国和西欧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这使得中国总体价格水平的上涨速度快于其他国家的总体水平，导致了人民币外部实际汇率的持续升值。这也部分验证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凡是经历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其内部实际汇率和外部实际汇率都将面临中长期的升值效应。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德国等国家的重新崛起都伴随着该国货币的大幅度升值。因此，人民币升值是中国重新崛起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提升我国国际地位的重要途径。

但同时，我们又要清醒地看到，从现实状况看，人民币升值的原始压力并非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有关国家利益集团，如日本、欧盟和美国，其后才转向市场导致热钱进入。

2002年11月，日本财长开始强烈指责中国人民币汇率低估，要求大幅度升值，美国政府强力跟进，人民币升值压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005年7月21日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并且浮动，人民币升值预期“自我实现”，美国政府和国际大金融机构信心大增，升值压力进一步升级。2005年7月21日改革之后，中国国内投资者亦坚信人民币“守不住”，遂迅速开始投机金融资产，股市、地产一路高歌猛进，虚拟的资产价格与真实经济的走势已成天壤之别，资产泡沫越吹越大。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扬言要拿下中国（Take on China），声称鉴于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汇率维持贸易顺差，美国应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进而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附加关税，最终迫使人民币升值。克鲁格曼的言论为美国压迫中国人民币升值提供了理论基础。

2010年2月中旬，130名美国众议员联名致信美国财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要求奥巴马政府“动用一切资源促使中国结束汇率操纵，不再利用被低估的汇率来促进出口”。他们呼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反补贴灌水，并敦促白宫在4月中旬发布的半年汇率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2011年1月3日，白宫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在微博上谈及中美关系，并借机显示美国将“毫不放松压力”，会继续施压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当日在Twitter上有用户询问吉布斯有关奥巴马对2011年中美关系的打算。吉布斯回复说，“他们必须就议程中的汇率及贸易问题、朝鲜问题和人权问题做出一些事情”。报道说，此举凸显华盛顿方面希望看到他们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行动产生切实结果，并对此毫不隐讳。

2011年10月3日，美国参议院更是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立项预案，该预案将操纵汇率与贸易补贴绑定，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主要贸易伙伴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压低本国货币币值，以及为本国出口提供补贴的行为。一旦主要贸易伙伴汇率被认定低估，美国将对其征收惩罚性关税。外界普遍认为，此举主要针对中国，以所谓“货币失衡”为借口，将汇率问题直指中国，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如果该法案经众议院投票通过，并经奥巴马签署生效后，将对中国出口造成很大冲击。

中美贸易摩擦已有多年，关键在于两国的贸易差额，虽然两国统计口径不同使贸易差额结果不一样，但都反映出中美贸易长期顺差且不断扩大的趋势。从美国经济的结构看，对外贸易只是美国经济的一小部分，中美贸易是更小的部分，中美贸易差额变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很小，并不会构成美国经济长期的发展障碍。所以，人民币汇率调整对美国经济没多大实际影响，来自美国的压力其实更可能是某些利益集团的活动结果，但中美贸易长期而稳定增长的顺差是压力的基础。

美国屡次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指责称人民币被“低估”，给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竞争。但事实是，人民币汇率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国内储蓄率过低、借债消费和失业等问题。和历史上任何一个出现贸易赤字的国家类似，美国出现贸易赤字主要是其经济增长模式和国际贸易分工决定的。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累计升值幅度超过30%，但期间，美国的对华贸易赤字状况依然没有好转趋势。同样，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元和马克升值时期，日本和德国也保持着对美国经常账户的盈余，美国的贸易赤字并也没有缓解。

与当年日本及德国同美国的行业内贸易不同的是，当前中美的贸易是行业间的贸易，这是一种互补性的贸易结构，商品上的竞争较弱。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轻工业消费品，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高端领域如航空等以及农产品，人民币升值只能使得美国的赤字从对华转移到其他国家上，这并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

同样，人民币升值难以改善美国的就业市场。因为中美间的贸易主要是行业间贸易，人民币升值的结果是逐步挤压我国的成本优势，造成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出口行业向其他低成本市场转移，但美国就业市场并不会因此而受益。

就短期而言，奥巴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意义更多在于政治层面，在临近选举之时，转移内部的矛盾并以此获得更高的民主党支持率。如同其医改法案，短期内的经济影响比较有限，相比之下其政治意义以及对于美国民众的影响则比较大。内部医改、外部逼迫人民币升值或是奥巴马政府的政治战术方针；另外，从历史看，民主党一向在贸易上对华态度比较强硬。

香港《文汇报》发表社评认为，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图谋一箭三雕：一是配合美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削弱中国产品竞争力；二是中国坐拥庞大美债，人民币升值将稀释债务；三是美国通过干预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崛起。

美元贬值压力。在人民币盯住美元的体制下，美元贬值带来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贬值，这与外汇市场上的供大于求局面形成强烈反差。从过去经验看，只要中国货币当局继续在外汇市场上购买外汇，外汇市场上的供大于求与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贬值可以并存。但是对于相信市场力量的投资者来说，他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局面难以持续（2005年的汇改证明了这一点）。人民币和美元是完全不同的基本面，人民币不可能一直跟着美元贬下去。美元贬值，不仅是在对人民币盯住美元的体制提出挑战，也将成为人民币升值的加速器。

热钱流入压力。国际资本对风险的胃口已经再次张开，国际资本的去杠杆化趋势已经开始让位给增加杠杆。国际投资者最看好的还是亚洲新兴市场，日本、欧元区和拉美地区排在后面。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刺激短期资本加速流入，分别以贸易、外债、投资、服务贸易、转移支付等名义涌入我国。首先，通过经常项目进入我国的热钱又存在以下几种形式，一种是利用贸易手段“低报高收”的形式进入我国；另一种是利用非贸易手段，在各种各样的服务项目中，上报高于服务价值的外汇收入来导入热钱；第三种是利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将热钱通过支付内部收益、侨汇等方法输入我国境内。其次，在资本项目下，短期资本可以通过追加直接投资、提供境外贷款等方式流入；另外，国内许多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国外留存有大量的外汇资金的回流也应该值得关注。若人民币重新进入小幅升值周期，可能吸引更多热钱涌入中国，追逐资产价格上升和人民币升值双重收益。从中国资本市场来看，短期国际资本从2009年4月至今持续流入，与同期的股票回暖和房价飙升呈正相关。

目前热钱流入的规模较大，而且人民币升值压力依然存在，境外热钱依然还有通过一些国内制度的漏洞以及违规操作流入国内的可能性，加剧国际收支失衡。

国内货币当局政策操作压力。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入美元，同时也给市场上注入了大量的人民币流动性。从2006年至2008年期间热钱流入和经济过热的经验来看，这种环境让货币政策陷入非常艰难的局面。显而易见但还算容易克服的困难是双顺差带来的国内流动性激增，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发行央票、调整准备金率、甚至是信贷配额等措施把总的货币供给控制在目标水平上。能做到这一点，在很多国外经济学家眼中已经是奇迹，而中国过去的经验证明货币当局确实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在人民币升值预期面前，比控制热钱带来的流动性扩张更困难的是升值预期还会改变货币需求，这意味着即便总的货币供给增长保持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货币需求的下降同样会带来流动性过剩，以及接踵而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和总需求管理失控（2007年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在货币当局的调控下，广义货币增速并不非常突出，但依然是流动性泛滥，背后的原因是人民币升值预期改变了资产价格预期，增加了对股票和房地产资产的需求，降低了货币需求）。

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压力。人民币汇率对外表现为人民币兑外币的价格，对内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业品（主要是贸易品）和服务业产品（主要是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汇率调整缺位意味着丧失了在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之间合理配置资源的价格手段。其结果，是资源过度流入工业部门，而服务业部门则发展不足。服务业部门发展的滞后不仅意味着医疗、教育、环境、交通等众多服务缺位，还意味着更少的就业机会、更低的工资水平和经济增长潜力损失。金融危机后，这些问题已经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根本阻力，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系列重大的政策调整，尤其离不开调整汇率这个重要的价格杠杆调整。优化国内经济结构的汇率调整压力虽然意义重大，但与上述四点压力相比并非显而易见，压力更多体现为国内学者和政策研究人员的呼吁。

除此之外，中美利差和贸易顺差的最新变化也都不同程度地影响未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