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势累积效应推高创新成本

把自主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已然揭示了整个社会对于创新的渴望与期待。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中国整体创新乏力，有重大引领意义的原始创新并不多，这种外焦里嫩的现象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笔者以前曾撰文指出，创新乏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支撑创新的基础条件存在严重缺陷，即支撑创新的五个基础条件（制度、经济、人力、文化与舆论）不匹配，导致创新行为很难有效发生。毕竟创新是一项对社会基础条件高度敏感的稀缺性智力活动，正如经济领域需要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如三通一平等）一样。由此，给出的政策建议就是：在创新领域同样亟须提供基础条件的保障，否则，无论如何高喊创新，其结果仍停留在一种纸上谈兵的语言游戏阶段。再推进一步，我们提出一个推论：劣势累积效应必将推高创新成本，从而扼杀创新行为的发生。

笔者的小组去年曾做了一项工作，对中部两省的科研投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科研投入相同的情况下，落后地区的科技产出远低于相对发达地区。换言之，发达地区的科研效率比落后地区高出几倍，发达地区创新成本相对于落后地区而言反而比较低，越是落后的地区创新成本越高。这与人们常识中的理解与直观判断正好相反，人们总是认为落后地区物价比较便宜，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认为那里的创新成本也应该是比较低的。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局面的呢？

如果我们把创新的实现当成一种产出，那么生产创新的要素投入价格决定了创新产出的成本。按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说法，推动经济发展的四个轮子分别是：资本、土地、人力与技术。其中的资本与土地属于传统的资源要素，它们在后工业化社会中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递减趋势，而代表新兴经济增长引擎的要素是人力（人才）与技术要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增长经济学家罗默等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技术等要素带来的内生型增长，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外生型增长模式。那么，简化我们的论证，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少相应的支撑创新的基础条件要素，即我们上面提到的五种基础条件，从而导致支撑创新的诸要素在落后地区都是稀缺的，这些要素在市场上都比较昂贵，而且很难找到，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落后地区的创新成本比较高。相反，在发达地区，由于各项支撑创新的基础条件都比较丰富，再加上竞争关系，从而导致诸基础要素在市场中的价格也比较便宜，最终带来的创新成本也比较低。

前些年国内经济学界曾经流行后发优势理论，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发展已经证明，结论正好相反：后发劣势。后发不但没有优势，反而造成劣势的累积效应。比如，硅谷和中关村只能存在于发达地区，那里有创新所需要的制度条件、资本（各类风投基金）、人才、文化、舆论的优势，从而那里的创新成本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反而是最低的。硅谷与中关村的运行机制不存在什么秘密，然而这些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地区成功地替代或者复制硅谷、中关村的原因也在于此。这也间接证明，“后发优势”几乎就是一个伪命题。联想到这几年学界一直热议的产业转移话题，同样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其原因也在于落后地区缺乏必要的基础条件支撑，使得产业转移成本过高，直接压缩了产业转移的理想利润空间。

如何突破劣势累积的陷阱，这就是摆在所有落后地区政府面前必须首先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否则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从而加剧马太效应的逆向转化。解决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准确评价当地现有的支撑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的真实状况，从而找出存在的主要基础条件短板；其二，加大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力度，在短期内实现智力积累优势，目前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在着手这方面的工作，这是非常明智的举措；相反，不积极改变人才的生存状况，只是一味地利用行政手段卡住人才流动是非常愚蠢的措施，因为缺乏匹配的激励机制，无法避免人才“身在曹营心在汉”与“出工不出力”的管理困境；其三，加大制度改革的步伐，最大程度降低制度成本，从而提升创新的利润空间，这是当下各级地方政府最有可能实现的措施，高度集权的行政架构已经制造了太多的交易成本。2014年年初中央政府推出的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验，就是一种主动降低制度成本的高明措施，然而很可惜，这步好棋，开始之初就被附加上太多限制性条款，从而没有起到政策初衷设定的目标，导致制度安排出现夹生现象。

综上，落后地区让所有创新成为一种非常不确定与极度不经济的行为。在全球化的当下，世界是一个平的世界，在市场利润空间相对趋同的背景下，谁的成本低，创新诸要素就会向谁流动，因而，谁也就在这轮竞争中获胜。对于创新活动而言，它先天具有高投入、高风险以及可能的高回报特性，这就要求在创新空间内必须具备必要的支撑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从而最大程度上降低创新成本，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创新的存活率与实现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