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IMF向墨西哥融资500亿美元；而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IMF向东南亚各国先后提供了近1 60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韩国57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430亿美元、泰国170亿美元、菲律宾10亿美元)。仅时隔两年，援助贷款的金额成倍增加，但抵御危机的效果却不甚明显，而且充分暴露出以下的问题:
1．急功近利很明显，IMF被称为消防队。
2．协调与合作的作用有限。
3．协调目标的扭曲性。
4．非公平性:西方主要国家在国际金融协调体系中占主导地位。
5．难以开出特效的药方。
6．缺乏具有合法法律地位的、权威的、有实力的国际监管援助机构。
IMF对受援国提出了一系列附加条件，特别是耗资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援助，受到了更多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指责。其提供的巨额贷款援助，开出的反危机的对策“药方”，受援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等被迫紧缩，使形势更为严重、事态更为恶化，受援国苦不堪言。IMF提供的危机援助的目的是帮助恢复对外清偿能力(所以它要附加条件，自然而然开“紧缩”的传统“药方”)，它本身不是经济发展援助，主要目的不是克服衰退。IMF的附加条件详见表6-9。
表6-9 IMF对墨西哥、泰国、韩国提供贷款时的附加条件
续表
资料来源:朱孟楠:《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254页。
虽然国际援助的规模巨大，代价高昂，但“药方”的效果却不显著，而且副作用不小。全球性金融监管的难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2]。
1．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交易的复杂性大大增加。
2．除了贷款信用风险，证券相关风险监管难度大。
3．资本全球流动，一国力量难以有效监管。
4．投机盛行。
5．外汇储备与外汇交易规模不适应。
巴塞尔委员会主要是对各国间金融竞争的公平性和跨国银行进行监管，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安全性方面的功能还相对薄弱，以它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还是非正式的，也不具备全球性组织的法律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不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国际金融监管和危机处理的新形势，其缺陷和不足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充分暴露，主要表现是:一是对金融危机没有发挥有效的预警作用；二是紧急贷款机制的资金实力无法满足应对金融危机突发的需要；三是危机处理上简单沿袭过去的旧模式，在爆发严重信心危机和存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求受援国大量关闭亏损银行和企业并实行紧缩性宏观政策，一度加剧了这些国家全面的金融经济危机；四是过分强调开放资本市场和自由化，助长危机发生和蔓延；五是对国际投机资本和衍生金融工具还缺乏有效的监管标准和方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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