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后，我国合作社增长速度非常迅猛。2008年年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约10万家;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比2008年年底翻了一番左右;到2010年6月底，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合作社已达30万家，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孙中华称“全国平均每两个行政村就有一家合作社”[10]。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年底，全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52．17万家，比2010年增长37．62%，出资总额达7 200亿元，比2010年增长60%;2012年底，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有68．9万户，比上年底增长32．07%，出资总额1．1万亿元，增长52．07%[11]。
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在农村遍地开花，平均每十户农户就有一到两户加入了合作社，更有一些省(市、区)公开宣布已经消灭了“合作社空白村”。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农民专业合作社与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创新研究”课题组在调研中遭遇了如此经历:“翻开相关部门提供的关于近几年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资料，看到的都是每年几近翻番的发展数据和令人鼓舞的个案典型;访谈的合作社都有宽敞的接待室或会议室，室内墙上展示着不同层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和组织颁发的奖状，张贴着合作社的各种规章制度，合作社章程也都明确载有民主的管理制度以及符合法律规定的分配制度;合作社负责人介绍的也主要是合作社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找来座谈的农户也都纷纷称赞合作社发展所带来的好处。”[12]而在深入调查之后，尤其是在没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陪同的情况下走进村庄、走近农户之后，捕获的却是另一番图景:“农民对合作社的茫然和淡然;许多合作社没有开展活动，大股东控股较为普遍。”[13]
实际上，寻求实证的人，无论其是学者、官员还是记者，都发现了农业合作社实际发展情况与光鲜的统计数据截然不同的景象:相当数量的合作社形同虚设，是“空壳化”的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空壳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虚有组织之名，实无运营之事
中国社会科学农村发展研究所潘劲撰文提到，东部沿海某县级市农业经济管理部门曾电话访问了全市注册的300多家农民合作社发起人，其中10%的人承认合作社没有开展活动;而另一个东部沿海直辖市郊区的农经站人员经过实际摸底发现，50%的合作社没有开展活动[14]。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农业经济领域知名专家何秀荣则给出了更令人惊叹的数字，他指出，“大概80%以上农村合作社徒有虚名，或是出于政绩需要，或是为从中牟利而设”[15]。
(二)名为“合作社”，实为公司
除了徒有虚名的“合作”，另一部分名为“合作社”的组织实际上是公司。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苑鹏教授分析到，“公司翻牌为合作社，一方面是看重了政府的扶持资金，另一方面是看重合作社的税收优惠政策”[16]。因为按照规定，合作社收购本社员的产品，可以免征13%的增值税。社会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吴晨几乎跑偏了中国所有的产茶区，也见惯了“假合作社”的存在:“比如几个小企业联合注册一个合作社，社员名单都是假的，整个过程中甚至不需要农户的介入。”[17]企业变身合作社的“好处”是，可以吸收国家直接发放到农业合作社账户的帮扶资金。
(三)作为主体的农民严重缺位
无论是徒有虚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是公司扮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本应作为主体的农民严重缺位。
潘劲指出了一些怪相:“许多农民没有听说过合作社，更不知合作社怎样运作，而实际上本村就有人领办了合作社;一些对合作社有所知晓的农户对加入合作社并不感兴趣，认为它起不了什么作用;还有的农户若不是笔者‘按名索户’前往拜访，还不知自己是合作社成员……”[18]。这显然是由于大部分农业合作社空设其壳而无任何活动所导致的。而对于由公司注册而成的“假”合作社，自然也不需要农民的参与。
组织徒有虚名、公司假扮合作社、农民严重缺位都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空壳化”怪相的具体表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化的危害又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实质都是假借合作社之名，利用国家对合作社的扶持政策，套取国家财政补贴，甚至骗取政府的鼓励性奖励。而这与我国“把农民专业合作社定位为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的政策路线显然背道而驰，侵蚀了国家对农民的扶持资金，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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