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工商联事业倾心履职二十年陈豹年口述

陈豹年：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宁波市工商联原会长。

我出身于原工商业者家庭。1987年从宁波家禽加工厂调到市工商联，担任业务处处长，以后历任常委、副秘书长、副会长和会长，并担任过市政协副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为工商联实实在在办些事出点力，是我在工商联工作20年的初衷，也是激励我干好工作的动力。

从家禽厂到工商联

回顾在工商联的工作，首先要从家禽厂谈起。1962年5月，我从金华农业专科学校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后，因国家困难回家自谋职业，当过代课教师、拉过大板车、去郭巨海边征过粮，1963年4月到市郊费市公社兽医站工作，1972年7月到宁波家禽加工厂工作。其间，通过组织培养和自身的努力，我逐步成长为宁波家禽加工厂的一名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我从事畜牧兽医工作前后共25年，面对的都是最朴实的基层群众，也就在那个时候，实在做事、勤恳为民在我心中慢慢扎下了根。由于有技术特长又懂点企业管理，当时市民建食品支部的老主任徐和清同志经常邀请我参加两会（当时，工商联与民建合署办公，简称“两会”）工商咨询服务组的活动。我经常为饲养户治疗家禽疾病，骑着自行车搞调研，积极为《宁波市场信息》写稿。改革开放初期，徐和卿等市两会的老同志们积极发挥余热，他们这种不辞辛劳为“四化”、爱国爱民的坚贞情怀，“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忘我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更教育了我。1984年11月，经徐和卿同志和陈春芳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不久担任了市民建组织处副处长（兼）。因工作需要，1986年我被借到市工商联工作。1987年，在省工商联领导的关心和省委组织部的支持下，我被正式调入市工商联工作，并担任业务处处长。

陈豹年会长与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合影

如果说，出身于原工商业者家庭，使我对工商联组织有着天然的特殊的感情，那么回顾这段历史，从家禽厂到工商联，就不仅仅是我个人身份的转变问题，更表明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工商联组织恢复和发展的高度重视，我有幸赶上了好时候。我感谢组织的关心和培养，感谢民建、工商联老领导的厚爱和器重，唯有在工商联岗位上做好工作、干出成绩，才能回报组织和同志们。

为宁波发展鼓与呼

调查研究、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基本职能，也是20多年来我在工商联工作期间抓好的头等大事。搞好调查研究，首先就要扑下身子、扎根基层，从身边的人和事中挖掘素材，做实在人、有心人。早在家禽加工厂工作期间，我就开始向报刊电台投稿，80年代中后期加入民建、调到工商联后，调查研究和参政议政更成为我的分内事。那时，我国还实行计划经济，轻工产品和副食品十分紧缺，很多东西都是凭票供应，企业的生产经营也比较困难。当时的公共交通不发达，电话也不普及，我就骑着自行车，雨淋日头晒，一家家企业、一个个市场去跑，掌握企业和市场的动态，了解老百姓的需求。有时候一两天的时间就要跑遍老三区，虽然人晒得“墨墨黑”，小腿骑得“酸汪汪”，但心里很踏实，因为只有通过“两只轮子两条腿”跑出来的信息才真正接地气、有价值。我写的许多反映企业生产经营和市场供求情况的信息，刊登在市工商联主办的《宁波市场信息》上，被《宁波日报》选登，并在宁波广播电台播出。那时候，反映企业情况和市场动态的信息是工商联的看家本领、“独门武器”，市领导非常重视，经常有批示，有关部门也积极采纳落实。从1997年4月开始，我先后担任市工商联会长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虽然交通条件和通信手段逐步改善了，但在工作之余，我还是喜欢关注社会百态，收集民声诉求，尽到一名人大代表的职责。2006年5月，我在逛街时发现海曙新街市场存在火灾隐患，马上要求办公室的同志整理成信息上报市委、市政府，引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在每年市人大全会期间，我都积极撰写建议议案，如加快天童景区建设、修建公园内和公共场所残疾人车通道、保护农田表土、把鼓楼步行街建成文明一条街、发挥我市“老商标”作用等，都被市政府有关部门重视采纳。在市人大讨论决策重大事项时，我积极发表意见看法，把群众和企业的声音及时地带上去。

搞好调查研究，必须体现特色、把握主题、突出重点。一个主题就是积极为宁波民营经济的发展鼓与呼，这是工商联的分内事。我担任市工商联会长后不久，了解到广州已于1996年6月通过了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条例，这在全国还是第一家。当时，宁波的民营经济已步入发展的快车道，私营企业达到2万多家，但发展环境还不够公平公正，企业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个别政府部门和企业同行的侵害，企业家们反响很大。我敏锐地感觉到广州的做法对宁波民营经济、对工商联事业都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必须牢牢抓住。为此，我在市人大常委会议上大声疾呼，积极争取制定保护私营企业合法权益的地方性法规，得到了市人大领导的充分认可和大力支持，明确表态宁波要搞而且要早搞。经过多方协调努力，1999年3月26日，市人大十一届九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市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条例》，这在全国是广州市之后第二家。《条例》的发布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把法制“保护伞”，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宁波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大提高，在工商联参政议政历史上也是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笔。在《条例》施行一周年之际，我专门写了篇文章《守法维权并重，促进健康发展》刊登在《宁波人大》刊物上，以资纪念。

我参政议政的另一个主题是关注社会民生，反映群众呼声。有一段时间，有些干部只重视经济而忽视了环保，招商引资工作搞上去了但生活环境却下降了，生活生产垃圾堵塞河道，工业废水、化粪池污水等直排入河，河水发黑发臭。当时在宁波城区有很多黑河臭河垃圾河，群众怨声载道。通过深入调研，我撰写的《关于高质量整治千里河道的建议》被市人大常委会评为优秀建议，农村千里河道整治工程也被列为2004年市政府实事工程之一。我是学农出身，对生养农业的土壤有着深厚的感情。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宁波近郊尤其是“买田买东乡”的江东区，有许多积淀了几百年、凝结着几十代人劳动结晶的丰富肥沃土壤，被直接浪费掉了，实在太可惜。对此我十分痛心也很着急，为此写了一篇在城市建设中要切实保护农田表土的建议，得到国土资源局的积极采纳落实。现在，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保护基本农田活动，建设用地上的农田表土被保护下来，用于慈溪杭州湾新区等地种草植树和改良贫瘠土地。看到自己多年前提出的意见建议和现在开展的工作不谋而合，并逐步得到落实，我感到十分欣慰。

我不仅自己带头搞调研，同时也高度重视抓好整个工商联机关的参政议政工作，组织机关全员写信息、搞调研，市“两会”的舞台上有工商联的响亮声音，各类信息内刊和公开报刊上经常刊登工商联的文章，市领导的批示和全国工商联、省工商联的先进表彰也很多。可以说，宁波工商联的调研参政工作是十分出彩的。

尽心竭力搞好“三服务”

工商联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搞好“三服务”，为政府、为会员、为社会服务。20多年来，我和同志们一道，在“三服务”方面想了很多办法，也取得了较好成绩。

搞好融资服务。资金是企业的血脉，融资难历来是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如此。当时我作为工商联的业务处处长，参与了企业会员合作基金会和工商联合城市信用社的筹建工作，负责联系基金会会员和信用社股东。会员企业都很踊跃，在几天时间内合作基金和信用社股本就全部到位。1996年，由于政策变动，信用社与工商联正式脱钩。我和同志们商量，决定再组建一个融资服务平台，不能让工商联融资服务的光荣传统断了根。为此，市工商联在1998年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我市建立中小私营企业贷款担保基金的建议》提案，此后连续多年反复提。最终于2003年，市政府同意在全市建立3家担保公司，其中一家由工商联牵头组建。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同年12月26日，宁波市民营企业贷款担保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由罗蒙集团总裁盛静生任董事长，荣安集团董事长王久芳任监事长。从最早提议到最终落地，前后有5年多时间，最终促成了民企贷款担保公司的诞生。这也给我一个启示，工商联不像政府部门拥有具体的行政职能，要想做好工作，必须要有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精神，只有看准了盯牢了抓实了，才能取得好的成果。

维护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益。工商联是会员企业的娘家，越是在企业困难的时候，就越需要娘家人的关心、关怀和关爱。2003年5月，一位石家庄的用户在使用宁海县会员企业宁波金友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金友”牌热水器时，因使用不当触电身亡。虽然经过检测，并非产品质量问题，但当地有关方面提出了巨额赔偿，媒体也抛出了不实报道进行舆论施压。接到企业求助后，我感到这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作祟，工商联作为“娘家人”在关键时刻就要出手相帮。于是在6月下旬，我和宁海县工商联会长吴晓奎同志等一起亲赴石家庄实地调查。在阻力重重、协调未果的情况下，我果断联系全国工商联主办的《中华工商时报》，刊登了《“金友”热水器：在石家庄遭遇暗流》的读者来信，加强舆论引导，同时直接写信给河北省委领导，说明事情的前因后果，强调如果此事得不到公正处理，将会对宁波企业到河北投资创业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最后在省委领导的直接关注下，金友公司的信誉和损失得以挽回。又如，永利公司专营的台湾“吉祥”牌铝塑板被假冒产品侵害，八仙实业公司的专利产品被仿冒，象山一家企业被不法分子诈骗800多万元等问题，我都亲自联系工商、公安等部门的领导，要求依法严厉打击不法行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作为工商联主要负责人，我要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作为人大的领导，我也认真处理好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每次都亲自接待、详细了解，有些问题还进行实地调查，督促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好房屋拆迁、养老保险、失业青年等社会敏感问题。在我工作过的庄桥费市，有一位老同志多次来找我反映退休待遇得不到落实的问题，经过反复核实，最终为老同志落实了政策。当看到老同志千恩万谢，迈着蹒跚的步履离开的时候，我内心十分感慨：同样一件事在党政部门眼中是小事，但落在群众身上就是天大的事。自己也是从基层逐步成长起来的，能帮就一定要尽力而为，帮一把、扶一程。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变化，工商联原有的各个服务平台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工商联老的服务平台停办了，但服务工作决不能停。于是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我和同志们提出了建设“一公司一大厦四中心一学校”新服务平台的设想。“一公司”就是组建宁波民营企业贷款担保公司。“一大厦”就是筹建宁波市商会大厦。中国商会历来就有建造会所会馆的传统，建造商会大厦对于服务企业发展、改善城市形象、增加地方税收等都具有积极意义，当时省内的天台、黄岩和我市的鄞州都已经动工建设，有的已经建成。建设商会大厦当时有两套方案，其一是旧楼改造，其二是择址新建。我和会里的一些领导与有关市领导、企业家进行沟通交流，多次到实地察看大楼选址，积极向市领导请示汇报。好事多磨，一波三折，最后选在正蓬勃发展的宁波南部商务区黄金地段，建设当时宁波的最高楼——宁波商会国贸中心。大楼于2007年4月开工，2011年1月11日落成。“四个中心”就是整合党政部门和社会中介机构的力量，建立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维权服务中心、教育培训中心和经济服务中心，分别对应工商联的研究室、会员部、宣教部和经联部，使机关各块工作都有了载体和平台，提高了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办好甬江财经学校。宁波甬江财经学校创办于1983年6月，是贯彻中共中央“广开门路，多方办学”的号召，根据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动员部署办起来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工商联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朵金花”之一。可以说，办好甬江财经学校不仅仅是服务社会，更是维护和发展工商联的一段重要历史。在港胞孙周月琴女士捐赠250万元的壮举下，我们想方设法先购置了江东铸坊街宁波商业机械厂厂房作为校舍，后因城市建设拆迁，又在闹市区鼓楼购置了固定的办学校舍。我是继周信涛同志、陈春芳同志之后的第三任校长，共担任了10年校长和5年执行校长。我一方面牵头制订学校的发展战略，把好学校的发展方向，明确要求以校养校，以培养人才、服务社会为宗旨，不能单纯以赚钱为目的；要坚持积累为重，不断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增强学校的实力，同时也要充分调动老师们任教讲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我与大家一起参与学校的管理。我家离学校不远，只要晚上有空我就到学校看看，看看学生到课率高不高，老师课上得好不好，查查学校有没有安全隐患，卫生工作做得怎么样。退休后，我在学校四楼的阁楼划出一个小房间作为办公室，把好的办公室留给学校员工和老师用。在学校上班期间，我与大家一起值班，当班主任，上门招生，开拓教育门路，虽然辛苦，但也乐在其中。值得欣慰的是，在我任校长期间，通过大家一起努力，学校发展形势很好，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成人教育培训机构、省优秀民办学校和市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先进单位，市先进民间组织、先进社会组织，宁波大学成教学院优秀教育点等称号。

紧密团结会员，抓好组织建设

“文革”结束工商联恢复组织和活动后，工商联的会员依然以原工商业者为主体，后来根据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的通知精神，逐步吸收国营集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到1991年中央15号文件颁布，工商联就以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为主，这两个阶段我都有幸参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到工商联工作后，工商联正在大力发展新成员，但社会上对工商联组织很不熟悉，也存在不少误解，参加的积极性不高。工商联的领导和同志们就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分头做工作，找自己熟悉的企业负责同志谈，谈工商联的光荣历史，谈加入工商联的重要意义。当时，陈春芳、张祥琦、鲍洪昌、傅胜年等会领导曾经在百货、商业、轻工等系统担任过领导，他们利用“人脉资源”积极做系统内老同事的工作，利用各个局正式会议结束后的空当，见缝插针跑上台讲上几句，动员系统内的企业加入工商联。记得当时工商联发展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是一家塑料厂，我多次上门去做组织动员工作，企业负责人徐有根后来还担任了宁波塑料同业公会的会长。现在仍然担任市工商联常委的罗放鸣、周芳两位女企业家的企业，就是工商联吸收的第一批个私企业会员中的两家会员，它们是在80年代末从小店面、小厂房逐步发展起来的。

工商联发展会员，不仅仅是动员企业加入工商联，更重要的是使企业家认同工商联，使他们的心也“加入”工商联。当时有一位姓汪的企业家，其住处和我家很近，我就经常上门发文件资料，有事没事登门谈谈心，真心实意地和他交朋友。他所在厂房被中房公司拆迁安排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房产证一直没办下来，我就找中房公司领导商量尽早把房产证办出来。夫妻俩发生争吵，我就上门做“老娘舅”“和事佬”，设身处地做好劝和工作。后来，他因车祸离世，我亲自参加追悼会并致悼词。当时，他是工商联执委，有几位同志认为由市人大副主任、工商联会长致悼词，“规格”有点高了，但我不这么看，工商联要真正把企业家当作自己的亲人，关心关怀关爱，悼念逝者不存在规格高低问题。

随着各个行业、各个类型的企业会员越来越多，需要有效地组织起来。当时的分管领导陈春芳副主委找我商量，决定组建企业会员工作委员会，后来又组建了糖烟酒副食、医药、纺织服装、百货棉布五金、水产、塑料等若干个行业工作委员会，开始了工商联发展同业公会的探索实践。1989年3月初，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马仪率领同业公会调查组来甬调研，对于宁波的行业工作委员会工作给予肯定，确定把宁波市工商联作为全国组建同业公会试点单位。同年8月，市政府批复同意由工商联组建同业公会试点，11月在市政协礼堂举行了医药、塑料、糖烟酒副食、服装4个同业公会的联合成立大会。1990年初又组建了蔬菜、宾馆饭店、电子工业等6个同业公会筹备组。我作为业务处处长，全程参与了同业公会试点工作。

随着城区乡镇、街道商会组织的不断组建，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县级工商联建设，迫切需要成立老三区工商联。当时机关编制控制很严，如果要等编制核增下来，很可能会遥遥无期。我就开会研究，经会党组支持，当机立断从市工商联34个编制中缩减3个，分配给老三区工商联，帮助其尽快组建。虽然市工商联的编制少了，但老三区工商联整块蛋糕却做大了，很值得。2002年，海曙、江东、江北工商联相继成立。

工商联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是有数量限制的，为把更多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团结起来，就需要新成立一个民营企业家自己的组织，提供一定数量的职务安排。1996年10月，市民营企业家协会成立，首任会长是老会长陈春芳同志。我担任市工商联会长后，决定在新一届换届时在民营企业家中物色会长人选，不再由自己兼任。当时，通用塑机董事长张宝法虽然所办的企业规模不大，但他60岁创业，历经坎坷始终爱党爱国的崇高情怀，以及关爱员工、回报社会的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也使企业家们深受教育。我上门做张宝法董事长的工作，说服他站出来担任民营企业家协会的会长。在张宝法会长之后，需要推荐一名思想素质佳、企业发展好、代表性强的企业家继任会长。在一次列席省政协会议时，我初步征求了省政协委员、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的意见。在和党组书记孙嘉祥同志商量后，我又到奥克斯集团进行走访调研，希望郑坚江担任协会会长。近年来，看到民营企业家协会在郑坚江会长的带领下，越办越兴旺，我心里很高兴。

1999年底，我被检查出患颈部恶性腮腺肿瘤，在宁波动手术10天后，到上海继续放射治疗42天，回到宁波休息十几天后，就开始了全天正常上班。虽然当时身体尚未痊愈，但我在家里待不住，只要重新走上工商联的工作岗位，心情就会愉悦起来，也加快了身体的康复。正是这份对工商联组织的感情、对工商联工作的热爱，引导我20年来为工商联实实在在办些事出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