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化厂商模型面临的挑战

新古典厂商理论中利润最大化模型的建立，需要一系列前提，而这些前提往往和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有较大差距。例如，企业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的业主型企业，不仅不存在经理（经营者）与股东（企业所有者）利益与行为目标的不一致，而且雇员行为目标也与企业所有者目标一致，这显然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实际情况不符。再如，这一模型还要假定，经济生活中信息是完全的、对称的，企业对市场的需求情况是确知的，对成本情况（包括对所需生产要素的供求和价格变动情况）也是明白无误的，因而完全能随时作出自己产品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估计和计算。这显然又与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不可能及时确知的实际情况不符。又如，最大化模型还假定，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概括了全部企业内容，企业内部的组织活动具有充分的效率，投入品的边际产品价值只是投入品数量的函数，投入产出间存在确定的单一关系。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企业家和职工的才能和积极性对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有很大影响，而这些在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中都难以包括进来。

最大化理论前提与现实的距离

显然，新古典经济学如果撇开这些现实情况，以它的一系列假定条件为前提，以边际生产力论为基础，以最优化数学分析为手段，确实可以构造一套精美的最大化利润的厂商均衡模型。但是，现实情况是不能撇开的。正因为这样，新古典厂商理论问世后不久，就有不少经济学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最大化模型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同时，从厂商组织内部去分析厂商行为，不再把厂商简单地当作一个利润最大化的转换机制，即只研究其资源配置效率，而是深入到厂商内部，分析它的激励机制和组织效率。这一节先考察利润最大化模型受到的挑战。

来自实践的挑战

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原则获取最大利润以决定产量和价格的新古典厂商理论最先遇到的挑战来自实践方面。英国经济学家霍尔（K．L．Hall）和希契（C．J．Hitch）在1939年《牛津经济学文献》上发表了一个“牛津经济研究组”通过实地调查得到的报告，指出所调查的38家厂商中有30家的价格决定或多或少是根据“完全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可容许的利润），而不是根据边际成本＝边际收益。他们还列举了厂商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种种理由，最主要的理由是厂商考虑的是长期利润而非眼前利润，另外从技术上看，厂商也不清楚消费者的偏好，无法了解消费者对他们产品的需求曲线，从而无从知道边际收益曲线，而且即使知道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厂商也不宜按边际分析经常调整产品的价格。

另一次来自实践的挑战是美国莱斯特（R．A．Lester，1908—1997）于1946年3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工资—就业问题上边际分析的缺点》一文，在文中，他公布了他于1945年6月对美国南部58家厂商调查的结果，结果显示，企业在决定就业量时，市场需求远比工资率来得重要，而对工资和工资变动并不敏感，企业对工资增加的反应很少是减少产量（从而减雇工人），而通常是改进管理和激励方式以提高内部效率，这同新古典厂商理论认为就业量决定于工人边际生产力和工资率相等的看法大相径庭。尽管莱斯特对边际分析的批判受到了边际主义者的反击，但新古典厂商理论的边际分析原理开始受到人们怀疑已是一个不可抹杀的客观事实。

厂商关于产量和定价决策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在理论上也受到不断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沿着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现实与利润最大化原则之间的矛盾这一方向展开。然而，即使对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分离的企业来说，西托夫斯基（T．Scitovsky，1910—2002）在1943年发表的《关于利润最大化及其含义》一文中指出，要使业主型企业家追求最大利润目标，那么，除非他对休闲毫无兴趣，工作是其唯一爱好，愿为追求利润付出一切努力。但这种工作欲望显然不符合实际，不能正确反映代表性企业家的工作心理，因而利润最大化目标并不是切合实际的简化^[1]。

根据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已日益成为普遍的客观现实的情况，许多经济学家明确指出，新古典厂商理论关于利润最大化的模型适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的业主型企业，不一定适用于现代股份制企业。针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现实情况，他们提出了多种企业经营目标的理论，主要有：

1．销售总收益最大化模型。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J．Baumol，1922—　）在1959年发表的《商业行为、价值与增长》一书中提出，典型的寡头垄断厂商的目标，是在获取某一“最低”限度利润水平的约束下，实现销售量（总收益）最大化。他指出，厂商经理层实现销售量最大化的要求，不仅由于销售量和经理的薪金有正相关关系，而且因为销售量下降，意味着丧失顾客，丧失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丧失分销商和更多繁复的行业关系。因此，当利润和销售量发生冲突时，企业家几乎总是优先考虑增加销售量。销售量最大化要求关心未来的销售及为此而必须考虑的扩展筹资问题。为此，鲍莫尔把最低利润约束定义为支付销售扩展费用所必需的那个利润水平。

2．增长最大化模型。英国经济学家彭罗斯（E．T．Penrose）于1959年在《企业增长理论》一文、马里斯（R．L．Marris）于1964年在《经理型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一文中提出了差不多相同的理论，认为厂商经理们的目标可被假定为是追求“增长的最大化”。这种“增长的最大化”可满足他们追求权力和威望的本能，此外，较高的增长率与较高的薪金也是紧密相关的。按马里斯的看法，经理与股东之间的目标分歧不大，因为经理效用函数与股东效用函数的绝大多数变量与厂商规模有密切联系。经理效用函数中包含有权力、薪金和威望等，股东效用函数则包含利润、产量收益和市场占有率等变量，增长能同时满足股东与经理的利益，使两者达到激励相容。然而，经理们追求的并不是股东权益最大化（也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在排除被并购的威胁前提下追求最大的增长率。

来自理论的挑战

3．效用最大化模型。这是威廉姆森（O．E．Williamson，1932—　）于1964年在《自由支配行为经济学：厂商理论中的管理目标》中提出的一个非利润最大化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经理们管理企业的目的是使他们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而经理们的效用又是“职工人数、报酬和可自由处置的利润”的函数。经理们试图在税后利润大于或等于某一最低水平的约束下，实现“自己效用最大化”。他认为，经理们对企业成本的所有支出项目的偏好并不是无差异的，而是对某些类型的支出偏好胜过其他类型的支出偏好，列入经理支出偏好函数的是那些对经理产生效用的支出，而这些支出不一定会对生产效率有积极影响。比如，职工人数的增加实质上意味着经理权力的扩大，增加了经理对企业各种资源的控制权。另外，经理对办公费用、管理费用的支配也能体现其声望、地位。这些开支包括能报销的交际费用、办公室的装饰及专用轿车等。这些消费会增加经理阶层的效用，但不利于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经理层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企业税后利润与股东要求的最低利润之间的差额即可自由支配的利润也突出体现了经理的实际权力。经理可以用这笔资金实施自己偏好的项目，得到满足和成就感。因此，该模型认为经理力图在某个最低利润点的约束下实现自己效用最大化。但是他的分析表明，要使经理效用最大化，必须将更多资金用于雇佣行政管理人员，而这样做必然会导致企业利润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经理效用最大化与股东利润最大化就产生了矛盾^[2]。威廉姆森的经济效用最大化模型建立在经理层与所有者之间存在激励不相容的基础上。他的分析表明机会主义行为是组织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制度框架来降低企业的内部组织成本。

上面所讲的鲍莫尔的销售量最大化模式、马里斯的增长最大化模式和威廉姆森的效用最大化模式，从管理者角度看都可以归入管理者企业论这一类模式。这类企业论以管理者权力至上为依据，认为现代化大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意味着是管理者作决策，因而企业经营目标是使管理效益最大化，而不是股东利润最大化。这一理论中仍有传统经济和管理学中的最大化概念，但对于什么是管理效益最大化有了新说法。管理效益概念在管理效用函数中被阐明，函数的重要变量通常有薪水、地位、权力、发展、职位安全等。不同的管理者企业论把管理效用看成是这些变量的不同的组合函数。

向传统厂商理论的利润最大化模式作批评和挑战的，除了上述管理者企业论，还有一类被称为行为派企业论，这类企业论是组织理论与产业经济学的结合，也是在批判传统厂商理论的利润最大化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强调对企业行为的描述性分析，认为企业从事的不是最大化行为，而是次优化行为。著名的行为派企业论有西蒙的满意化理论、塞尔特和马奇的企业联合体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