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与中国发展模式选择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引起了全球关注。尤其是近几年来，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与特征是什么、“中国模式”何以可能、“中国模式”能否持续和复制等基本问题，国内外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对是否存在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许多学者持怀疑态度，如黄亚生(2011)在新著《“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强调：

中国学术界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我反对这种观点。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在其他国家身上找到影子(Ⅵ—Ⅷ)。

然而，就我们目前所能经验观察到的现象来看，中国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确实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不管这条道路是否独特，但总归历经风雨，一路走来。在林毅夫(2008)等经济学家看来，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经济发展成绩都归功于走上了一条基于比较优势的道路，从而纠正了之前赶超战略中的内生性制度扭曲，使得作为经济发展主体与核心的企业有了自生能力。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会走上一条基于比较优势的道路呢？林毅夫(2008)指出，发展战略/道路/模式的选择，是受到当时思潮(thought trends)影响的。例如，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世界流行的思潮是民族主义，中国也概莫能外。因此，当时的全国重点就是“以优先发展先进的大型重工业作为现代化的前提”。然而，先进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和由此而生的赶超战略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指的是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力图极力扶持重工业发展的政府政策则实际上造成了激励的扭曲。这部分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实际上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因而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战略，使得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走上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之道，比较优势也成为当时主要的发展思潮。当时的中国也正是在邓小平等领导人基于比较优势、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等理念的改革下，才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