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关注的经验现实

(1)海南制度变迁：被理论研究遗忘的角落

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4号)，这让2001年12月即被提过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思路，终于上升为国家战略。2010年，被视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基本蓝图和行动纲领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下简称《规划纲要》)获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复。《规划纲要》明确了海南产业发展的方向，主要发展旅游业、文化体育产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商贸餐饮业和现代物流业、热带特色现代农业、新型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海洋经济等八大产业。实际上，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并不意味着海南今后的方向是单一地发展旅游业，而是以旅游业为主导，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乃至整个海南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关键事件激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海南是我国建省(1988年)最晚的省，虽然资源丰富，但经济社会发展却明显滞后于全国平均乃至西部地区水平。海南自1949年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可谓波澜起伏。关于海南发展定位、发展战略以及发展模式的思考及实践中的不断调整，成为业界和学界关注海南发展的主要焦点之一。回顾海南在1988年建省和被开设为经济特区之后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始终在梦想与现实、期待和失望的焦灼中蹒跚前行。从“海南热”、“免税汽车事件”、“十万人才下海南”、“洋浦风波”、“楼市狂潮”、“三年低迷”再到“工业复兴”——海南人的致富梦想，在国家宏观战略意图变动、产业发展定位的举棋不定和左右摇摆中，过去了二十多年的宝贵光阴。

殊不知，海南建省本身就凝聚了中央政府和许多国家领导人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多领域试点改革的心血和期望。海南自1988年建省以来，就一直是中国改革的“试验田”，承担着大量的制度创新与体制转型的试点工作，如在全国首次提出的经济开发区“成片开发模式”(“洋浦模式”)、首次试点的“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率先进行的“省级机构改革试验”(实行省直管市县体制)、率先实行的“公司法人注册登记制度改革”(推进企业规范化股份制改造)，等等。在海南波澜起伏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所首创、所经历的诸多制度变革中，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这些制度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呢？这些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呢？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海内外社会科学界对海南建省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其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制度变迁，还缺少应有的理论关注(Brødsgaard，2009)^[3]。大量的研究都集中于回顾过去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出路。这些研究固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海南在过去的20多年中发生了什么，但我们对这些制度变迁背后的发生原因、过程和机制依然知之甚少。关于海南制度变迁的研究，尚需更多理论建构的尝试和努力。

(2)旅游度假区开发模式变迁：理解海南制度变迁的一面“镜子”

所谓“经济开发区”，是一个泛指的说法，是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科技工业园、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工业园(比如农业开发区、化学工业园、汽车工业园等)的一种通称。旅游度假区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经济开发区。

旅游度假区在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海南全省4个国家级开发区中，就有1个是旅游度假区——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旅游度假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见证并折射出海南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迁，如万宁石梅湾旅游度假区、三亚亚龙湾旅游度假区(见本书第七章)、三亚湾海坡旅游度假区和三亚海棠湾休闲度假区^[4](见本书第五章)等在过去的20多年中，就经历了开发模式的多次重大变迁，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

旅游度假区开发模式的变迁，一方面是整个海南经济社会制度变迁的产物；另一方面，透过对旅游度假区开发模式变迁的分析也能从一定程度上理解海南在过去的20多年中所经历的诸多制度变迁。因此，分析和解释海南省内旅游度假区开发模式的变迁就成为我们理解海南制度变迁的一面“镜子”。在海南全省诸多县市中，三亚市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在旅游度假区开发建设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如海南唯一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海南省重点工程、国家海岸——海棠湾国际休闲度假区，以及三亚湾海坡旅游度假区，均位于三亚市境内。因此，从研究的可操作性和案例的典型性方面考虑，三亚市成为我们理解海南旅游度假区开发模式变迁乃至整个海南制度变迁的典型区域(关于案例选择及其典型性的阐述，见本书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