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群众工作历史经验的现实延伸

一、党报群众工作历史经验的现实延伸

我们说党报群众工作历史经验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哪些历史经验有现实意义?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这里,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马克思把表达人民思想和感情的人民报刊称为“真正的报刊”,列宁认为如果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没有工人写稿和反映工人生活的材料就“一文不值”,毛泽东把争取群众为目的的宣传工作当成“红军第一重大工作”,刘少奇把党报当作党同群众联系的千座桥万条线中“主要的一个”,邓小平把“联系群众”作为办好党报党刊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江泽民认为党报工作说到底就是群众工作。可见,党报群众工作在党的工作和党报工作中是何等重要。

在本课题引论部分,我们从党报群众工作与和谐社会构建、党报群众工作与民主政治建设、党报群众工作与国际舆论斗争、党报群众工作与新兴媒体传播、党报群众工作与党报发展转型等方面,论述了当前搞好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意义。

而这种理论上的重要性,同时也具有现实紧迫性。想想看,如果现实社会中一些不和谐因素不能通过有效的群众工作得到化解和消除,就有可能越来越严重,不仅破坏社会稳定,而且直接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而作为党报群众工作重要内容的舆论监督又是一种重要的监督手段。如果以党报为主体的新闻舆论监督乏力,就不利于形成监督合力产生监督实效,会影响民主政治建设的全面推进和政治文明目标的最终实现。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和国家利益区别,国外反华势力挑起的国际舆论斗争从未停息,如果作为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宣传主渠道、主阵地和主力军的各级党报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不能对错误舆论进行有效澄清,并对人民群众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那么错误舆论就有可能损毁我们党、政府和国家的良好形象。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势头强劲,新媒体传播大量夹杂着人际传播,速度快捷和即时互动等优势又加大了舆论引导的难度,一旦出现舆论导向偏差就会影响十分恶劣。如果作为传统媒体的党报无视新媒体的存在,不重视新媒体平台的运用和新媒体传播舆论的引导,就不算是尽职尽责。不能把党报完全推向市场,也不能让党报完全脱离市场,面向市场是党报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作为自选动作新闻宣传的群众工作,特别是舆论监督,又是党报面向市场的拳头产品。在时政新闻等规定动作新闻宣传自主创新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如果党报群众工作搞不好,就不能实现党报发展的成功转型。

因此,搞好党报群众工作是党报发展的重要议程,是当务之急。

(二)通讯员队伍建设与信息触角延伸

通讯员是党报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力量,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期间就广泛建立通讯员网,并加强通讯员的培训；恩格斯曾多次指示《工人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建立“自己的通讯员网”；列宁就选拔通讯员的范围、通讯员的培养、通讯员和编辑部的关系、对通讯员的管理、通讯员来稿处理、通讯员的报酬、通讯员的职责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邓小平要求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实际上,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已成为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党报在通讯员队伍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通讯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在国内外几十个城市都设有固定通讯员,而在莱茵省的通讯员网络几乎遍布所有城镇,这些通讯员除了共产主义同盟的盟员和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之外,更有广大的普通工人群众。列宁主张让广大工人群众给报刊写稿,他从优秀工人中发展通讯员,要求“有5个负责领导和经常写作的著作家,就需要500个、5000个非著作家撰稿人”,可见通讯员的范围如何之广。中共中央曾多次发文就通讯员数量问题作出决定,1939年3月就《新中华报》通讯网问题,要求延安党、政、军、民、学各机关“机关人员在30人以内者,指定一个通讯员,在50人以内者,指定两个通讯员,在60至100人以上者指定三个至五个通讯员,学校以队或班为单位,按每班每队人数之多少,指定两个至五个通讯员等。”中共早期报刊也重视广泛吸收通讯员,《红星报》编辑部只有三五人,却拥有一支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月边区通讯员近2000人,其中工农通讯员占1100多人。《人民日报》1952年5月统计,该报通讯员队伍的构成状况是:工人占6.7%,农民占1.3%,士兵占4.7%,知识分子4.8%,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占82.5%。^[1]

二是多渠道开展对通讯员的培训。马克思通过书信、旅行会见、参加会议等渠道,对通讯员进行指导。列宁通过大量修改并刊发通讯员的稿件,来对通讯员进行指导。《上海报》给通讯员发《采访须知》,对于什么是新闻、本报需要什么新闻、采访需要做哪些准备、怎样采访突发事件、怎样记叙、怎样处理新闻材料等,作了详细的解释。《红色中华》设有通讯部,负责联系通讯员,并在报纸上开设《写给通讯员》、《通信生活》等专栏,对通讯员进行业务指导。延安《解放日报》通过特派记者培训通讯员,做工农兵稿件的“理发员”。《人民日报》编辑出版了内部刊物《人民日报通讯》,作为培养通讯员的园地。

三是保障通讯员发稿渠道的畅通。可以说,稿件见报是对通讯员积极性的最大奖励。列宁主张编辑部要认真对待通讯员来稿,未采用的稿件要退还,稿件修改要征求通讯员的意见,他主办的报纸上,三分之一以上的文章是通讯员写的。中国早期报刊专门开辟专栏刊登通讯员来稿,如《红星报》的“通讯员”、《布尔塞维克》的“读者之声”、《红色中华》的“读者通讯”、延安《解放日报》的“来稿摘辑”、“大众习作”、“读者往来”等。

四是为通讯员正常开展工作排除干扰。为了能够了解真实情况,列宁要求各级党组织让通讯员直接同编辑部通讯；他要求党的地方组织不得干预通讯员与报刊编辑部的直接联系和所形成的特殊关系,特别指出“不要让通信工作只是由委员会和只是由秘书掌管”；通讯员所在的党组织(这是指没有取得政权前)和所工作的单位(这是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干预通讯员与报刊编辑部通信,逐渐形成传统。邓小平主张:“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有了组织保障,通讯员开展工作就更顺利了。

五是通讯员的报酬给付。列宁主张通讯员写稿都应该得到一定的报酬,否则报社就会失去通讯员；编辑部应及时地而不是拖延地付给通讯员报酬；为了吸引通讯员来稿,他还主张提高稿费标准。虽然稿酬对调动通讯员的积极性很重要,但遗憾的是列宁之后很少有人论述这一问题,党报群众工作中也很少谈及这一问题。其实,不仅仅是稿酬,通讯员为报刊社做的一切工作都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因为报酬本身就是对通讯员工作的一种肯定。

对比党报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我们发现当前党报在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报社撤销了通联部,放松了对通讯员的联系和培养；有的报社削减了通讯员发稿的版面,通讯员稿件很难见报；有的报社记者随意在通讯员稿件前面加上自己的名字,或者据为己有,严重挫伤了通讯员的积极性；有的报社刊登一个“人力有限,未采用来稿恕不退还”的启事,就把大量来稿扔进废纸篓；有的报社对通讯员稿件既不寄送样报,也不发稿费等等。可以说,近年来通讯员工作的松懈,严重影响了党报群众工作的质量。当前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一环是尽快恢复和完善通讯员网络,由点到面,形成一支扎根基层、快速反应的业余报道队伍；规范通讯员的选拔、使用和管理,使通讯员成为不逊于“正规军”的重要力量；加强通讯员队伍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其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确立通讯员采访条件、发稿渠道、相关待遇等方面的保障机制,激发通讯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三)机构专设人员专配与组织人力保障

专设的部门和专职的人员,是党报搞好群众工作的组织保障和人力保障。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里,没有提到这一点。毛泽东1950年在谈到处理群众来信时,专门指出:“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可以说,这一意见为党报设立专门的群众工作部,并配备专门的人员来搞群众工作有启示意义。

1950年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指出,要改变现有的妨碍联系实际的编辑采访通讯联络等项工作各自为政的状态,建立编辑部门统一集中的领导,并应按照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实行适当的分组。^[2]按照这一要求,人民日报社和省、市委党报编辑部设立了以下各部(组):国内政治、工商(或财经、工业)、农村、文教、文艺、国际新闻、理论、群众工作等。^[3]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群众工作部正式成为各级党报的一个部门,群众工作得到了空前发展。1951年,《人民日报》通讯员由原来的200多人迅速发展到万人以上。《广州日报》1952年11月创刊号问世之前,就建立了一支通讯员队伍。1953年底,通讯员人数为2168人,以后大体维持在2000人左右。

可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些党报为了市场化的需要,纷纷将群众工作部改名,有的叫社会新闻部,有的叫热线工作室,有的叫新闻热线。不管怎么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单一的群众工作部没有了,传统的群众工作服务群众这一职能减弱了,而追求可读性的新闻价值关怀加强了。以《四川日报》为例,群众工作部在2000年4月撤销之后把舆论监督职能归并到了理论评论部,把通联职能归并到记者部；2002年5月部门调整时又将舆论监督职能归并到新成立的新闻专刊部,下设热线工作室；2003年11月报纸改版,又撤销新闻专刊部及下设的热线工作室,把舆论监督职能归并到新成立的社会新闻部；2006年报纸改版,又把舆论监督职能划归社会·体育部。这样几经周折,不仅群众工作方面的版面少了,而且群众工作的职能也削弱了。其实,一家报社群众工作职责像这样变化不定的还不少。看来,当前要加强党报群众工作,首先应该强化专设群众工作部和专职群众工作人员,为群众工作提供组织和人力保障。

(四)读者来信处理与信息综合加工

读者来信是通讯手段不发达时期党报了解群众情况和读者对报刊发表看法的主要渠道,马克思对读者来信认真处理,尽可能给予发表或答复,还把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为撰写报道和述评的素材；列宁除了自己花大量时间阅读和回复读者来信外,他还要求报刊社负责人分析读者来信,对读者来信的数量、读者来信中的新事物、新动向和存在的问题全面了解,并写出分析报告向上级领导汇报；毛泽东强调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员处理读者来信；邓小平主张对读者来信进行“综合研究”,以“摸到社会的脉搏”。

根据1950年《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各报逐渐扩大了刊登读者来信的篇幅。一般报纸都设有读者来信版或专栏,一些报纸的副刊把读者来信作为主要内容,注意发掘来信中生动丰富的材料。许多报纸还把一些比较重要的读者来信突出地编发在一版或新闻版上。《人民日报》1952年起把《读者来信》专栏扩大为专版；1953年上半年,该报逐月在报纸上公布“读者来信来访处理情况”,详细列出每月读者来信来访的件数、人次以及来信刊用件数和其中内容的分类统计数字；还规定了处理读者来信的期限、催询处理结果的制度,要求对于每件来信来访都有答复；对于那些没被发表的大部分信稿也受到编辑部的重视,成为撰写言论、文章的依据和材料,甚至为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材料。^[4]

应该说,党报在处理读者来信方面已经规范化、制度化,很多成功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扬,可是近年来一些党报在处理读者来信方面有所懈怠,具体表现为:来信登记制度缺位,信件从邮局到收发室之后,尚未登记就分发给各部门,或者一摞儿交给群众工作部门,接收信件的部门也通常不对来信进行登记；处理信件不及时,大量积压信件长期得不到处理；信件回复率低,对于不能采做新闻的信件读者很难收到回复；对于问题突出而又没法见报的信件,在向有关部门转发之后,往往是一转了之,并未催促处理；缺乏分析研究,注意了单封读者来信是否具有新闻价值的一次性效果,而对于阶段性读者来信中存在的问题缺乏分析研究,没有达到把握社会脉搏的目的。

随着现代通讯手段的多样化和大众化,传统读者来信的数量肯定会下降,而读者来电(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短信)肯定会大幅增加。处理读者来信中的“信”,将从简单的“信件”变成“信息”。当前要搞好党报的群众工作,必须重新审视读者来信的处理。对于读者来信中反映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党报应该重点关注,必要时可以在版面上组织策划；对于群众反映的一般政策性问题,具有普遍意义的能见报的就见报,不能见报的要么及时回复群众,要么转有关部门并催促解决；对于通过媒体监督和协调有关部门不能解决的突出问题,可通过内参的形式向有关领导专题汇报；经常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撰写舆情报告,定期或不定期向领导和有关部门报告；大力拓展服务群众的网络渠道,实行报网互动,把报纸刊登不了又适合公开发表的稿件在网络上刊发,在论坛、记者博客、热线邮箱等开设记者答疑专栏。

(五)群众办报艺术与构建参与平台

让群众参与到党报工作中来,是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列宁1904年就曾要求“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工作。我们要求所有的人,特别是工人,给我们写通信稿。”这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上关于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最早论述。毛泽东1948年提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那么,党报如何更好地实现让群众参与办报办刊呢?

第一,党报工作者要摆正与群众的关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高服务群众的水平。列宁经常深入工人群众,在同群众交朋友的过程中了解真实情况,还多次介绍基层群众到《消息报》、《真理报》工作。毛泽东主张党报工作者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中,跟群众交谈和做朋友；爱护群众,批评群众的缺点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向群众学习,既要学习群众的语言,又要把群众的经验综合起来再告诉群众变为群众的实践,每个人都要轮流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江泽民号召广大新闻工作者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宝贵经验、丰富知识、生动语言。而今天的一些党报记者,整天待在办公室,目光锁定大都市,串稿、抄稿之风日盛,哪还谈得上深入群众。党报群众工作要搞好,需要广大记者扎根基层、扎根群众,到群众身边去了解群众、关心群众、帮助群众,把帮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作为自觉的价值追求。

第二,深入细致地研究群众,增强党报服务群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列宁主张从分析读者来信中了解群众生活的新鲜东西和重要问题,了解群众的情绪。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主张射箭看靶子,弹琴看对象。刘少奇要求对报纸的读者进行研究,弄清他们是些什么人,要求是什么。邓小平要求对读者来信综合研究,摸出社会的脉搏。江泽民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要求重视对社会舆论情况和群众思想情况的调查研究。早期的中共党报党刊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劳动界》、《布尔塞维克》、《红色中华》等有专栏征求读者意见,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前夕的调查得出25种类型读者对报纸的看法,重庆《新华日报》通过读者调查发现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有较大出入。可是,近年来党报对群众的调查研究明显减少,甚至有家党报5年之内3次改版,就没有进行过一次读者调查,其主观性可见一斑。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出现了很多新变化,群众阶级阶层构成和分化呈现新特点,群众生产生活有各种新需求,这些都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党报要在对群众的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群众工作落到实处。

第三,构建群众广泛参与党报工作的平台。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群众以写稿的方式参与党报工作；列宁除了发动群众写稿之外还把基层群众介绍到党报工作；毛泽东认为大家一起纠正错别字是群众参与报刊工作的一种好形式,他还主张吸收党外人士进报社编委会。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等早期中共党报,专门在报纸上开辟专栏欢迎读者批评。群众参与党报工作,关键是要反映群众的呼声,让群众的意见在报刊上有所反映。可是当前一些党报,领导活动、会议报道、公文材料占据大量篇幅,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很难见报；反映群众呼声的版面本来就少,还经常由于活动、广告等原因被占用。这种脱离群众的结果是群众疏远党报,不少党报市场发行打不开局面,自费订阅量严重下滑。各级党报应该在充分保障群众报道版面的基础上,深入挖掘群众报道内含,摒弃“唯上论”的错误观点,把新闻价值高、社会影响好的群众报道安排在重要版面和显著位置。此外,除了来信来电来访等渠道外,报社还应该开通网络、短信等新媒体平台,拓展群众办报的面。

(六)善于总结经验与不懈创新理论

党报的群众工作,不仅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列宁就非常善于总结经验,对党报的群众工作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苏联时期的党报工作者,也非常重视对群众工作的理论创新,在《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5]一书中,葛烈勃涅夫等人分别就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报纸编辑部怎样处理劳动者来信、作者积极分子——报刊的柱石、工农通讯员问题、慎重对待劳动者的来信等问题进行论述。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在群众工作的理论创新方面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解放日报》多次就群众工作发表社论, 1942年4月1日《致读者》社论中确立了党报的四大特性,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在同年8月25日《展开通讯员工作》的社论中,系统阐述了党报的通讯员队伍建设。《新华日报》在1947年1月的《读者意见总结》中,从四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党报的群众观点。应该说,这两家党报对群众工作的理论创新对其他党报群众工作的开展都有指导意义。

而近年来,我们对党报群众工作方面的理论创新是明显不足的。不要说至今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就是有关的论文也总量偏少。特别是报业面临新媒体等其他媒体种类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党报如何开展群众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这方面更需要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