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收入差距的演变解释

改革以前，国有和集体经济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劳动用工权掌握在专门的主管部门手里。从大学毕业生、中专技校毕业生，直至复员退伍军人和待业青年，都被列入统一安排就业的对象。这种传统体制下的就业政策，是在低收入水平上保证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不论男女，不论人力资本水平高低，都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男女在就业机会上比较均等。从收入水平看，一方面，企业无权决定或调整职工的收入标准、收入定级和升级办法以及增长幅度；另一方面，在没有自主经营权和经营责任的体制下，企业也没有动机这样做（林毅夫等，1997）。1978年以前，收入水平基本未变。因此，劳动者性别方面的差别自然不能在收入中得到反映。1978年以来，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企业有了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主权。通过新增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形成的新生部门，也在改革后异军突起，成为企业中的主体。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越来越发挥着主导作用，表现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上，就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少，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观察到职工的性别收入差异有所扩大（Gustafsson＆Li，2000）。因此，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来解释性别收入差距的演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性别歧视导致的性别收入差距

性别歧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生理特征歧视。女性自身的生理特征决定了在某些就业岗位上存在先天的弱势。例如，女性体力不如男性，像深水作业、矿工打井、社会救援等职业很难觅得女性身影；而且女性受生育周期的影响，很多用人单位对生育适龄女性一般都采取较为“消极”的态度，很多生育期的女性不得不辞职或者选择缩短育儿假期，这必然影响女性职位的提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2）社会角色歧视。绝大部分女性在社会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承担了照顾孩子和老人的责任，他们必然转移部分精力照顾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女性投入工作的时间，那么对于这部分女性来说，职业提升和收入增加无疑成为“很难完成”的任务，因此，女性的社会角色也是造成男女性别差距的重要原因。（3）性别职业隔离。对女性的社会刻板印象导致有些行业或职业不愿意接纳女性，认为女性缺乏该工作所需的能力，或不愿提拔升迁女性，结果造成所谓的“性别职业隔离”。卿石松和郑加梅（2013）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职位性别隔离，与直接的、显性的“同工不同酬”的工资歧视相比，职位晋升中的性别歧视更加隐蔽而不容易直接观察到，这种隐蔽的歧视现象往往被表面现象所掩盖，使人们忽略了收入分配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二）人力资本差异加剧性别收入差距

人力资本，指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工资和薪金决定机制进行间接市场定价的，由后天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职业培训、卫生保健，劳动力迁移和劳动力就业信息收集与扩散等途径而获得的。家庭在女性身上的人力资本投资要低于男性，这是由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造成，尤其在农村地区，很多适龄女童往往很早就辍学或在家务农。为了提高国民素质， 2006年9月，国家施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很多女童得以完成学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整体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邓峰和丁小浩（2012）的研究表明：女性受教育水平较低阻止了她们向高收入的非农产业以及正式劳动力市场进行转移。造成女性受教育水平低于男性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传统社会观念对于男孩教育投资的偏好，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国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对女性群体的教育发展重视不够。但是，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杜育红和孙志军，2003），并且性别间教育收益率的差异有随时间的推移而扩大的趋势（陈良焜和鞠高升，2004），这是因为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有可能进入高收入的行业和部门，以及性别歧视低的部门工作。

（三）市场化因素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的暂时原因

一般认为，在经济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实行计划就业制度，中国女性在劳动力就业领域和男性保持较高的平等程度，而且对女性就业采取的是鼓励和保护措施，女性钳工、焊工等并不少见，因此，男女收入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很大差异。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推行男女平等政策的力度减弱，市场化因素凸显，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收入分配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男女性别收入差异问题开始出现。李春玲和李实（2008）的研究表明：市场竞争机制和性别不平等共同促成了性别收入差距的拉大，但是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收入性别差距扩大，而且随着市场分配机制的完善可能减少性别歧视现象，并从而缩小因歧视而导致的收入性别差距。因此，市场化因素并不是造成性别收入差异的必然原因，而是在社会制度变革中造成男女性别收入差距的暂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