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孟余与张嘉璈的比较

1934年蒋介石力保顾孟余与1935年蒋介石逼走张嘉璈之间并无直接的逻辑关系，就具体历史事件而言，两者是独立发生、发展并终结的，有着各不相干的微观背景与发展脉络。但两者又有某种联系，在“抗战建国、安内攘外”的宏观历史场景之下，两起事件有着相同的历史主角，即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正是这种异与同，为我们分析顾孟余与张嘉璈人事进退中蒋介石的作为与考量提供了契机。

在蒋介石力保顾孟余与逼走张嘉璈的人事安排中，有着如下相异之处：第一，蒋介石在顾孟余、张嘉璈人事安排的行为向度上相反。对顾孟余是力保留职，对张嘉璈则是逼迫去职。第二，顾孟余与张嘉璈身份各异。顾孟余是1932年3月被国民政府特任为铁道部部长，为行政院政务官。同时，顾还是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可说是国民党内的政客。张嘉璈则是在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改组时，由常务董事互推为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并非国民政府任命的经济行政官员。且张并非国民党党员，可说是国民党外的专家。第三，蒋介石与顾孟余、张嘉璈关系不同。顾早在1906年留学德国时就加入同盟会，先为胡汉民与蒋介石所器重，后又在蒋、汪、胡的权力斗争中追随汪精卫。1928年，顾与陈公博等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进行反蒋活动。1929年3月19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对顾孟余处以“开除党籍三年”。^[44]1931年12月，宁粤合作后，顾又当选为国民党四届中执委常务委员。1932年3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后，顾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显然，顾是汪精卫的人，而非蒋系。而张嘉璈则长期在中国银行服务，作为江浙财团的代表，自1926年资助宋子文以来，就与蒋关系密切，虽时有冲突，但在1935年张被逼去职之前，蒋、张合作一直是两人关系的主导。

虽然有以上诸多的相异之处，但蒋介石处理顾孟余与张嘉璈人事进退的“经济政治化”思维方式却大致相同。前已述及，蒋之力保汪系的顾孟余，主要是从维护“中枢之团结”着眼，政治因素的考量，是蒋力保顾的重要原因，所以即使顾在签订大潼路购料合同中“纵或间有手续末节不合，亦宜谅其勇事急功之诚，加以原恕”；蒋之逼走张嘉璈，意在彻底统制财政金融，“以救垂危之党国”，所以即使张辛辛苦苦经营中国银行数十年，使之成为“中国资本最巨与最成功之民营股份公司”，蒋仍然逼张离职。这完全是蒋介石的“政治考量”与张嘉璈的“商业原则”冲突的结果。张嘉璈自己也说：“财政当局要拿银行当做国库，我却以为银行是银行，国库是国库，这一点，意见不合，所以造成了我离开中国银行的最大原因。”^[45]由此可见，蒋介石在经济人事安排之中，有着强烈的“经济政治化”思维方式。而且，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发现蒋介石在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时超越了派系与体制。顾孟余属于汪系，但蒋介石仍然力保；张嘉璈并非官员，蒋介石仍逼其离职。这种从国家政治全局来思考经济的政治功能及其相应人事安排的思维方式，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抗战准备时期，似乎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正因为如此，张嘉璈被逼辞职后，在4月1日的笔记中写道：“眼看国难近在眉睫，何可因小愤而害大局。且因人事斗争，更难登大雅之堂。况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手栽的美丽花枝，何必常放在自己室内。能让人取去好好培养，何尝不是一桩乐事。”^[46]张嘉璈之最终同意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职务，还是根源于他的大局意识与爱国情怀，虽有“小愤”，但因国难迫在眉睫，即使精心培护23年的中国银行，也能放手离去。

从蒋介石对顾孟余、张嘉璈的后续人事安排来看，“用得其人”是蒋经济人事安排的基本原则。张嘉璈辞职后，蒋介石曾自贵阳致电孔祥熙，要求孔与宋子文商议对张的具体安排，指示应“先安其心，且勿使人难堪也”^[47]。此后张嘉璈相继任中央银行副总裁、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等职，继续与蒋介石合作，为经济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张嘉璈在回忆抗战时期与蒋介石的合作时说：“最好的，是他具有‘用人不疑’的精神，一件事他交给你去办，就对你完全信任，令你能放心大胆去做。”^[48]可见，蒋、张关系并没有因中国银行事件而陷入僵局，蒋对张仍然信任有加，大胆重用。顾孟余尽管追随汪精卫，但1935年11月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后，仍任命顾孟余为交通部部长。后汪精卫投敌后，顾孟余与之分道扬镳，从香港回到重庆，并曾任中央大学校长。张嘉璈与顾孟余的人事遭际，正证明了蒋介石自己所说：“得人是一切事业最紧要的前提。如果我们用得其人，任何事情，无不轻而易举，不得其人，便劳而无功，甚至反使事情弄坏，倒不如不做为好。”^[49]而所谓“得”，实际就是要与蒋具有一致的政策“认同”与“行为”。这是经济权力政治化在人事安排中的体现。

虽然本文所述蒋介石处置顾、张事件发生在局部抗战中期，但此前蒋介石经济人事安排的“政治化”已初露端倪，此后则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这种思维方式更是趋于强化。1933年10月宋子文辞财政部长、1944年11月孔祥熙辞财政部长与1945年7月孔祥熙辞中央银行总裁，除财经原因外，其中另有重大的政治因素。宋子文之所以辞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宋与蒋介石在内政外交，特别是对日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冲突。孔祥熙的辞职则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及美国对蒋介石的压力有关。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杨天石：《豪门之间的争斗——宋子文档案管窥之一》，《团结报》，1992年3月11日。" class="calibre13">^[50]

综上所述，战时蒋介石经济权力之人事安排有着强烈的“政治化”考量。蒋主要从国家政治全局思考经济的政治功能及其相应人事安排，“经济政治化”思维方式落实在人事安排上，必然会对蒋介石经济政策的执行产生直接影响。此外，对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考量也是影响蒋介石经济人事安排的重要因素。“国民党自同盟会时期起就是一个缺乏党内民主而又党内派系林立的政党，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其党内几乎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派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4页。" class="calibre13">^[51]，即使在蒋介石完成个人集权的全面抗战时期，他仍需面对蒋系内外派系竞逐的复杂局面。为平衡各派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诉求，蒋必然在经济人事方面作出相应的安排。人事安排是蒋介石对战时经济转型施加影响的重要途径与手段，蒋介石经济权力之人事安排的上述特点，应是分析与考察蒋介石对战时经济发挥独特作用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52]

注释

[1]顾孟余（1888—1972），浙江上虞人，早年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学习电机工程与政治经济学，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早年追随汪精卫，为改组派骨干。在蒋介石主持下，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开除其党籍。蒋、汪合作后，1932年3月任铁道部部长。

[2]张嘉璈（1889—1979），江苏宝山人，早年留学日本，攻读货币银行与政治经济。后长期在中国银行供职，1917—1926年任副总裁，1928年任总经理，继续主持行务。张作为江浙财团的代表，曾大力支持蒋介石北伐与国民党政权的建立。

[3]刘侯武（1894—1975），广东潮阳人，广州两广高等工业学堂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广州起义。1934年1月，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刘侯武为什么要弹劾顾孟余？有时评解释如下：监委刘侯武原是改组派的门徒，民国二十年非常会议，在西南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为改组派退席代表之一。汪精卫登台，拔毛连茹，鸡犬皆仙，但刘侯武并未得志，大世界中委选举既告绝望，各院部官职分配，又未得一席，使刘侯武对改组派不由得不冤气冲天，现在既有机会作监委，对于改组派旧人，便公泄私愤，藉为报复，而改组派中人对刘侯武恫吓之余，复骂之为失节叛变，便是此因。请参阅广州先导社编：《监察院弹劾顾孟余案始末记》，广州先导社1934年版，第109页。

[4]全文见《监察院弹劾文》，《大公报》，1934年7月2日，第1张第4版。

[5]《顾孟余被弹劾及其申辩》（1934年7月7日），《中央时事周报》第3卷第26期，第37页。

[6]《监院弹劾顾孟余原文》，《大公报》，1934年7月3日，第3张第9版。

[7]广州先导社编：《监察院弹劾顾孟余案始末记》，第47页。

[8]广州先导社编：《监察院弹劾顾孟余案始末记》，第58页。

[9]《顾孟余案由顾孟余申辩引起反响》，《大公报》，1934年7月5日，第1张第3版。

[10]广州先导社编：《监察院弹劾顾孟余案始末记》，第74页。

[11]广州先导社编：《监察院弹劾顾孟余案始末记》，第72页。

[12]广州先导社编：《监察院弹劾顾孟余案始末记》，第74—75页。

[13]广州先导社编：《监察院弹劾顾孟余案始末记》，第75—76页。

[14]《监察院昨日公举代表之公开谈话》，《中央日报》，1934年7月12日。

[15]广州先导社编：《监察院弹劾顾孟余案始末记》，第77—78页。

[16]广州先导社编：《监察院弹劾顾孟余案始末记》，第83页。

[17]请参阅刘大禹：《国民政府行政院行使权力的困境（1932—1935）——以推行保甲制度的程序为例》，《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8]《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6卷，第67页。

[1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6卷，第66—67页。

[2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卷，第70页。

[21]《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6卷，第599—600页。

[22]蒋介石：《致于院长右任请劝各监委对弹劾顾孟余案适可而止电》，《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101页。

[23]《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卷，第75页。

[24]广州先导社编：《监察院弹劾顾孟余案始末记》，第92页。

[25]广州先导社编：《监察院弹劾顾孟余案始末记》，第92页。

[2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35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6页。

[2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6卷，第602页。

[28]请参阅郑会欣：《关于张嘉璈被撤换的经过》，《学术月刊》1986年第11期；洪葭管：《张嘉璈与中国银行》，《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姜虹：《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中国银行探析》，《安徽史学》2002年第3期；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姜良芹：《南京国民政府内债问题研究（1927—1937）——以内债政策及运作绩效为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9]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第83页。

[30]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372页。

[31]《张公权先生自述往事答客问》，《传记文学》（台湾）第30卷第2期，1977年2月号，第47页。

[32]请参阅吴景平：《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3]《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第379页。

[34]洪葭管：《张嘉璈与中国银行》，《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

[35]《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第374页。

[36]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6—87页。

[37]请参阅姜良芹：《南京国民政府内债问题研究（1927—1937）——以内债政策及运作绩效为中心》，第230页。

[38]吴景平：《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页。

[39]《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第385页。

[40]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140页。

[41]《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2），第387—388页。

[42]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141页。

[43]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页。

[44]《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85页。

[45]《〈张公权先生自述往事〉刊误补述》，《传记文学》（台湾）第30卷第4期，1977年4月号，第130页。

[46]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142页。

[47]《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第388页。

[48]《张公权先生自述往事答客问》，《传记文学》（台湾）第30卷第2期，1977年2月号，第48页。

[49]蒋介石：《全国总动员之要义》，《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第427页。

[50]请参阅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杨天石：《豪门之间的争斗——宋子文档案管窥之一》，《团结报》，1992年3月11日。

[51]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4页。

[52]易劳逸教授认为，除了军事，善于运用财政与派系手段亦是蒋介石得以在政治竞争中胜出的重要因素。请参阅[美]费正清、费维恺编，杨品泉、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049》(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