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逼走张嘉璈

1935年3月底，张嘉璈为蒋介石所逼迫，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职务。此一事件震动当时中国金融界，并深刻影响到此后中国金融制度乃至经济的发展。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取得较大成果，对张嘉璈被撤换的原因、过程及影响等都有较翔实的论述。^[28]下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张嘉璈与蒋介石的合作与冲突，以揭示蒋介石在张嘉璈人事进退中的作为与考量。

（一）合作：张嘉璈对蒋介石的支持

张嘉璈在中国银行服务长达23年，对中国银行的发展壮大贡献卓著，在中国金融界和工商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是所谓“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众所周知，“江浙财团”的资金支持是蒋介石崛起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重要因素之一。

早在1924年，中国银行就曾资助广州国民政府。是年，以宋子文为行长的广州中央银行为了提高信用以缓解财政困难问题，决定对该行所发行的纸币随时予以兑现。为此，急需筹措现金200万元以为准备。宋子文即派人前往香港中国银行商借现金，经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嘉璈首肯，宋子文从中国银行借得50万元，加上从其他银行所借现金，总算是解了燃眉之急。正因为张嘉璈的鼎力支持，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宋子文即电知各军保护沿途所经之中国银行分行。^[29]

实际上，张嘉璈支持南方国民党政治势力与广州国民政府，可谓用心颇周，其最终的目的，仍在于保持与扩张中国银行的业务。张嘉璈长期居住在北京，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一直颇为关注。经过认真的权衡，他认为与国民党搞好关系是非常必要的。1926年5月，中国银行举行股东大会，改选任期已满的董事与监事，张嘉璈顺利连任副总裁。为方便与南方政治势力接洽，他提出总裁驻京，副总裁驻沪，以就近指挥南方各行行务。在北京时期，他就有意识地接触南方政治势力，并与黄郛、张群成了莫逆之交。而黄郛、张群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这就为张、蒋后来的合作构造了较为可靠的人际网络条件。

张嘉璈与蒋介石的直接合作，始于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之后。9月初，北伐军抵达赣州。因当地商民习用银元，蒋介石遂致电正在天津的黄郛转嘱张嘉璈在上海设法汇济。当时孙传芳正在南京调动大军，对银行资金流动监督甚严。为掩人耳目，张嘉璈遂指示北京总行托黄郛带信密令汉口分行，在蒋介石抵达武汉后，可予借支100万元。但蒋介石到武汉后实际并未借支。11月，蒋介石到南昌后，又电黄郛转嘱张嘉璈拨汇现款20万元，1927年1月初，张即密电南昌中国银行拨蒋20万元。3月底，蒋介石命军需处向上海中国银行提取前借之100万元，因上海中国银行对此一无所知，仍照章索要担保。蒋介石闻听之后大为不悦，并将借款增为500万元，还要军需处处长俞飞鹏坐在经理办公室，非借到款不得离行。当时张嘉璈正在家居母丧，闻听之后，即驱车前往上海中国银行，命经理宋汉章照支100万元。一场误会，就此解开。历史档案馆：《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372页。" class="calibre13">^[30]对此，蒋介石自然感怀在心，且鉴于中国银行在金融界中信用最著，财力雄厚，1927年4月初，蒋介石到上海后，即前往张嘉璈家中，向张之亡母行礼。张嘉璈有如下回忆：

蒋总统率领北伐军到上海，到我家来吊我母亲的丧。于北伐军出发之前，我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由北京到上海，综管东南各行的业务，他知道后，到了上海即到我家，向我母亲行礼，对我曾经在他北伐时，中国银行帮他的一点小忙，表示谢意。因为我正在服孝之中，灵堂内也不便讨论，所以我们也没有深谈，不过他在百忙之中还抽空到我家，他这种谦卑向下的风格和爱人的情操，使我十分感激。……在北伐军戎马匆忙之际，他还抽空特别到我家来致意，一定是在财政方面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所以我当时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出力。他才长心细，而且待人周到，我相信，不但是在财政金融方面，其他工商界等各方人士，都会知所敢奋，共同出力助成他北伐的功业。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相信其他的人也都和我的想法相同，人人都认为他的北伐一定会完成。^[31]

这是蒋张两人第一次见面。由上可见，张嘉璈对蒋介石礼贤下士的作风“十分感激”，同时也加深了对北伐一定会成功的认识，从而奠定了二人此后长期合作的感情基础。实际上，张嘉璈的这种想法在江浙金融界人士中颇具代表性。在南北政治势力诉诸武力一决高下的关键时刻，在夹缝中成长起来的金融业何去何从，显然对此后业务的开展至关重要。因地缘与人际关系，江浙财团会很自然地倾向于选择国民党与蒋介石，再加上蒋介石的刻意经营，二者的联合就毫不奇怪了。

蒋介石到上海后，于4月20日正式成立了直接听命于自己的筹款机构，即以陈光甫为主任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以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后援。在主持筹款的过程中，财委会在蒋介石与中国银行之间充当了中介与协调的角色。尽管时有矛盾发生，甚至在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发行时双方关系差点崩裂，事后上海中行经理宋汉章也辞职而去，但总的来说，江浙财团与蒋介石之间，还是大体维系了合作的关系。^[32]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在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明争暗斗中，蒋介石深感江浙金融界的合作与支持更为不可或缺。1927年7月20日，蒋介石致电张嘉璈等金融界头面人物，寻求更进一步的财政援助：

中正与诸兄，相违已久，缅维夙昔之相助，铭刻在心。此次忍痛作战，因出万不得已，最后胜利，中正敢负其责。惟是饷需所出，仍赖金融各界相与维持，自政府成立，对于债信，始终无稍损失，此同人所共知。彼此调剂，以巩固艰难创造之局，仍不得不期望于诸兄，用特掬诚电恳，协助到底。^[33]

在以上电文中，蒋介石以北伐必将胜利为说辞与条件，要求金融界给予更强有力的支持，并“协助到底”，而北伐胜利与统一全国正是金融界选择蒋介石的主要原因之一。出于对政局走势的判断，张嘉璈对北伐战争前后蒋介石的要求大多予以满足。至8月12日蒋介石第一次通电下野之前，中国银行先后垫款达1665万元之巨。^[34]但随着蒋介石需索的不断增加，金融界逐渐感到招架不住。且由于蒋、张所处地位不同，考量事情的角度各异，于是二人之间很快因财政金融问题产生了直接的冲突。

（二）冲突：蒋介石逼走张嘉璈

张嘉璈与蒋介石之间因财政金融问题的矛盾与冲突经过了长时期的积累与发展，最终的结局，是以张离开服务了23年之久的中国银行而告终。其中的曲折，颇能看出蒋介石对张嘉璈人事进退的考量。

1927年9月，张与蒋之间就因筹款等问题而起了冲突。当时国民政府组织法即将颁布，人事安排亦在各方运筹之中。而张为中国银行业务发展考虑，不愿进入政府担任财经职务。此时，蒋介石电邀张嘉璈到南京面谈，张以为蒋要其出任财政部长，专事筹款，且认为蒋不应越过财政当局与其直接商谈财政事项，遂复电如有事请财政部长转洽。蒋再电张前往，张仍置之不理。蒋介石因而大怒，即电张速筹1000万元。蒋并亲自到上海召集中央委员开会，以勾结桂系及奉系嫌疑，提出查封中国银行库存，要求下令通缉张嘉璈。张闻听之后，“觉其态度，非所以对待赤诚拥护国民革命军之金融家之道”，就马上请假，不到中国银行办公。后经黄郛等人居中调解，蒋介石亦致函解释，一场风波始告平息。^[35]

1928年初，宋子文再次出任财政部长后，曾与张嘉璈商议将中国银行改组为中央银行之事，但被张拒绝。10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新的中国银行条例，对中国银行进行专业化改组。11月19日，经由常务董事互选，张嘉璈被推举担任中国银行总经理职务，继续负主持行务之责。尽管国民政府加入官股500万元，但中国银行仍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张嘉璈也信心十足，认为中国银行此次改组之后，成为经营国际汇兑的特许银行，其对象为世界各国国际金融机构与各国进出口贸易商行。且中央银行已经成立，中国银行过去所受军阀勒索之苦恼与政府垫款之纠缠解除后，可集中全力于社会金融服务，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对此，张嘉璈自记：

自抗拒袁世凯停兑命令起，至改组中国银行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止，经过十六年之奋斗，内则扩展业务，外则周旋抗御，兢兢业业，惟恐陨越，幸将中国银行之独立保全。一般舆论，认为中国银行与海关及邮政局并驾齐驱，成为中国组织最健全之三大机关，实亦中国资本最巨与最成功之民营股份公司。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底，亦即改组之前夕，其发行额增至二亿七千万元。存款额增至四亿元。在上海金融市场，均足与外国银行相抗衡。以中国银行之奋斗经过，推及于民国以来之政治演变，若能早有巩固统一之政府，有完善健全之法律、公共机关，使主持其事者久于其位，在民间私人企业，任其自由发展，则一切循天演公例，努力推进，何事不可追步欧美，甚或后来居上。自省我个人十八年奋斗，幸有小小成功，重大原因，尤在于尊重私人企业之思想，尚凝结于一般旧式军阀脑筋之中，不敢肆意摈斥。通商口岸所培养之舆论，尚足使军人政客频加尊重，不敢蔑视。及国民党取得政权，自知本身实力尚待养成，不得不利用社会已造就之人才，及具有基础之事业，巩固其地位。^[36]

在上引文中，张嘉璈将中国银行数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及个人奋斗的成功，归功于中国银行私人企业地位的保持与独立、自由发展，并寄希望于国民党政权未来的继续支持。然而，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干预逐渐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首选，随着经济危机效应向中国沿海至内地的传导，这种政策趋势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民政府的政策选择。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更使得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成为必然，统制经济逐渐成为舆论与政界的共同话语。在这种大背景下，张嘉璈的商业化经营理念与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与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嘉璈与蒋介石的冲突并非私人之间的恩怨，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企业）之间复杂关系的缩影。中国银行与国民政府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中国银行对内债政策的复杂态度上。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银行对国民政府内债政策从支持转为抵制，^[37]从而激发了张嘉璈与蒋介石之间的冲突。

1935年开始后，在“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指导下，国民政府加紧了军事“剿共”与经济“统制”，以为“抗战准备”。由于税收收入减少，财政当局为了筹措日益增加的巨额军政费用，惟有求助于增发公债。由于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内债政策的抵制，蒋介石决定采取措施彻底控制中国银行。3月中旬，蒋介石与孔祥熙、宋子文在武汉密商发行公债1亿元，其中以2000万元交中国银行，1000万元交交通银行，充作增加之官股。蒋介石并决定调张嘉璈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另由宋子文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掌控中行业务。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页。" class="calibre13">^[38]3月22日，蒋介石从四川致电孔祥熙，指示改组中、交两行与对张嘉璈的人事安排：

国家社会皆频（濒）破产。致此之由，其结症乃在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能统一，其中关键全在中交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之反时代之传统政策，而置国家社会于不顾，若不断然矫正，则革命绝望，而民命亦被中交二行所断送，此事实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今日国家险象，无论为政府与社会计，只有使三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乃为国家民族唯一之生路。务望转达林主席、汪、孙、于、居、戴诸公，坚持主张，贯彻到底，以救垂危之党国，闻中行总经理张公权君有意辞职，弟意应即出劝其决心完全脱离中国银行关系，而就政府其他任命或调任其为中央银行副总裁，俾其专心致力于中央银行之发展，促成国家之统一，公私两全，是为至幸。^[39]

蒋介石将国家社会破产的原因归之于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显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意味。这一方面说明蒋介石对财政金融的核心作用有着明确认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改组、控制中、交两行心情之急迫。为此，他特意指示要张嘉璈“完全脱离中国银行关系”。从上电中可看出，由于蒋介石所处的地位，或在潜意识里以领袖自居，他看问题的视角与张嘉璈明显不同乃至完全相反。在张看来，中国银行等民间企业的独立与自由发展，是中国追步欧美，甚至后来居上的必要条件。而蒋却视之为“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中国银行等“绝对听命于中央”，成为了国家民族唯一的生路。两者的思路各异：张是从中国银行的独立发展出发以拯救国家民族，而蒋却从拯救国家民族出发以控制中国银行。两者观念的针锋相对，由此可见一斑。3月27日，张嘉璈致电蒋介石：

璈与中国银行历史悠久，即行摆脱，深恐影响行基，踌躇未决。奈孔部长一再敦促，因思当此经济国难时期，苟利党国，捐糜在所不惜。顾又虑在金融尚未安定以前，设以个人进退，影响行务，间接及于财政金融，益增钧座焦虑。万不得已，或暂行兼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一俟渡过难关，再行完全摆脱。曾将此意婉陈孔部长。嗣晤宋部长，承面示钧意，欲璈即时脱离中国银行。钧座既有此意，璈无不唯命是从。不日当即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职务。^[40]

很显然，张嘉璈对离开中国银行非常不舍，一度曾试图转圜，只因蒋介石去张态度坚决，才迫不得已“唯命是从”，答应辞去总经理职务。由此可见，蒋在张的人事进退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可以说，正是因为蒋介石的“逼迫”，才使张嘉璈最终不得不离开中国银行。

27日，孔祥熙致电张嘉璈，谓“中央银行法案前经提出，并以现在营业发展，事务加繁，特增加理事名额，添设副总裁一人。业由中政会议将原则通过，交立法院审议。昨日复因理事亟须改组，并欲借重长才，经提出院议，转陈中政会议本日议决，在本法未公布前，提前实行决定，以兄任常务理事兼副总裁一席，即日呈请任命”^[41]。28日，国民政府训令，任命张嘉璈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可见，张嘉璈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一职，在形式上需经一系列法定人事任命手续，如提请行政院会议讨论，并要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审核批准，最后经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才算完成法定程序。实际上，如前所述，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远在四川“剿共”的蒋介石。张嘉璈的人事调动早经蒋、宋、孔密商确定，行政院与中政会的审议只不过是补行程序罢了。由此亦可见蒋当时虽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对经济人事的影响与控制能力远远超出了他的职务权力。

29日，中国银行接到财政部增资改组训令后，即召集董事会议，列席董事纷纷提出异议，主张质询国民政府。张嘉璈报告说：“孔财长决定派宋子文为本行董事长，调本人为中央银行副总裁，交行人事则未予更动。显见其中尚有人事关系。部行对抗，难免不牵动市面。本人已决定辞职，希望各位董事予以谅解。”^[42]中国银行遂于30日召开股东大会，接受增加官股1500万元，改为国营。此一事件，对中国银行与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深远，蒋介石就认为“三行之增加官股，即统制经济之开始”^[43]。其中的关键之点，即为张嘉璈的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