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分享经济利益

无论是理论上所表述的生产的最终目的，还是现实经济循环的结果，商品和劳务最终是由消费者消费掉的。一般说来，其他条件不变，GDP和就业水平取决于国内总需求水平，国内总需求水平取决于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则取决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三者之间具有同方向变动的关系。

民主政治影响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和国内总需求（见图1）。首先，民主政治体制下，存在对私人资本的节制机制。不受节制的资本必然侵害劳动者权益。经济史表明，资本的本性是贪婪的：血汗工厂、黑心窑场、童工、黑奴、工伤、矿难……不受节制的资本其毛孔中血迹斑斑！资本必须受到节制，资本家必须有所惧怕！资本家惧怕什么？他们惧怕劳动者的集体罢工等群体行动，他们惧怕经济的处罚和法律的严惩。正基于此，民主政治制度有了一套有效节制资本的制度安排。

图1 民主政治、收入分配与国内总需求

一方面，民主政治制度允许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民间社团的存在，确认和保护独立民间社团如工会及其示威罢工权利，给了劳动者自我组织起来抵御资本侵害的权利和争取合法权益的权利。在民主政治国家，劳动者的工薪福利决策，不仅在企业内部环境优雅的办公室里，或心平气和或唇枪舌剑地进行，而且有时还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或平静有序或翻江倒海地进行。这种翻江倒海与惊天怒吼，不仅使当事人宣泄内心的积郁，也许还有利于心理健康和社会稳定，而且会让资本和政治上的强势群体，面对利益诱惑和民意诉求而不至于利令智昏和乾纲独断。

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制度下，工人手中的选票和工会的政治影响力，牵制政治决策和政治家行为，迫使决策者“懂得大街上的事情”,制定节制资本并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政策法规。比如美国的《公平报酬法案》、《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怀孕歧视法案》、《就业年龄歧视法案》、《职业康复法案》等。工会经由集体行动和政治游说等有效地节制了资本，带来了劳动者的稳定工资和合理保障。比如，“通用2008年三季度财报异常凄惨，销量下降11%,营收减少12%,亏损25亿美元。等待它的似乎就只剩下了破产……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下，通用10万员工依然享受着70美元的时薪，近50万退休员工及其家属享受着终身退休金和医疗保险，还有8000名下岗工人享受着15万美元的年薪。”（2009年6月1日《南方周末》）

而瑞典成功的经验，就是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保障其各种权益。中国驻瑞典哥德堡前总领事高锋先生在2010年10月29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题为“节制资本，以和平方式改造社会”,文章指出：“劳动人民高度组织，哪个政治力量还可以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只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稳步改革，老百姓不会闹事，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选举符合自己利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进入国家机构来解决。”

显然，民主政治制度赋予劳动者更多的权利，包括节制资本的权利，使劳动者享有较为合理的薪酬、保障、工作条件等，确保了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合理份额（见图2）,使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比较合理，劳动大众在对GDP大蛋糕的分配竞争中获得合理的比重。

图2 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

其次，民主政治体制下，存在对公共权力的节制机制。不受节制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中外历史表明，权力的本性也是贪婪的：横征暴敛、搜刮民财、贪污腐败、党同伐异、滥用暴力、颠倒黑白、任人唯亲……不受节制的权力，其毛孔中也是污迹斑斑！权力必须受到节制！要想以制度节制权力，就要先知道政治家的所惧所求。政治家惧怕什么？他们惧怕失去权力，他们惧怕法律的严惩；他们追求什么？他们追求权力，他们追求选票和连选连任机会最大化。正基于此，民主政治体制有了一套有效节制权力的设计和安排。

在政治领域，政治家总是对权力来源高度敏感和负责的，总是对给予自己权力的人的喜怒哀乐和偏好高度关注，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其偏好。这是政治真理。民主政治体制以竞争性选举节制权力。在这里，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以投票方式表达的同意，权力来自于选举，权力由人民授予，这迫使政治家高度关注并尽力满足选民偏好；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和议员关注选民，受行政首脑的任免和议员批准制约的官僚便不得不关注并满足民众偏好（见图3）。

图3 选举制民主下授权与权力负责方向

只有人民最满意者才能获取权力，形成了对权力和政治家的有效节制。中共中央党校的周天勇先生的研究显示，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公务的比例仅是12.5% ,而用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比例则高达75%。澳大利亚风景如画的地方，不仅有鲜衣华盖之辈的奢华豪宅，也有引车贩浆之徒的普通房舍，更有鳏寡孤独和失业者的廉租住房。在澳大利亚，穷困潦倒者其手中的选票数量及效能与坐拥金山者毫无差别，这是决定廉租住房数量、质量以及区位的真正关键的因素。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府及权力机关通过完善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社会福利保障等措施，实现较为合理的国民收入再次分配。

一般说来，居民消费水平取决于居民的当期收入和未来预期。其他条件不变，当期收入越高（低）,则消费支出水平越高（低）;关于收入、安全等的未来预期越好（差）,则当期消费支出水平越高（低）。民主宪政体制下，节制资本带来较为合理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节制权力带来较为合理的国民收入再次分配和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居民高收入和高保障必然带来居民高消费，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定较大（见图4）。

仔细琢磨图2和图4,难道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与选举制民主程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吗？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哪些国家的危机源于居民的过度消费？其制度特征如何？哪些国家的危机源于居民的消费不足？其制度特征又如何？印度的一位专业人士在接受凤凰卫视阮次山先生采访时说，印度绝对不缺内需！印度为何不缺内需？印度在全国成功实行中小学生免费午餐制，不仅少年儿童得到更为充足的物质营养，而且，穷人家的孩子就是为这顿饭也要上学，入学率大为提高。印度也许很穷，但为何成功推行如此大规模的免费午餐制？据《深圳商报》2011年3月10日报道，印度公司员工2011年平均加薪幅度为12.9%,为全球最快，而且今后五年将保持这一水平。这又是为什么？马克思（1818~1883）笔下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型危机，发生在西方缺乏有效节制资本和权力的时代，那么，如果今天一个国家发生生产过剩型危机，是否意味着该国缺乏节制资本和权力的有效机制呢？

图4 实际消费占GDP的比重

有真正的选举，有机会投票，有权利投票，就有机会和权利节制资本和权力，就能够获得合理的收入和保障，就不会大规模出现“政府税费挤占企业利润、企业利润挤占工人工资福利”的局面，就有足够的居民消费支出，就有足够的国内总需求。有足够的“需求”,就可能诱导足够的“供给”,就业和财富总量才能增加。

我在爱尔兰访学的时候，看到一段介绍民主的视频，其解说词是：“民主是人民的权利。民主是参与选举。民主是赢通过选举赢。民主是输经由选举输。民主是食物与自由。民主是工作与正义。民主是多数统治。民主是保护少数。民主是法治。民主是政府透明。民主是政府凡事给个说法。民主是为大家。”秦晖先生2011年8月25日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题为《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文章这样提及曾于1876年任清朝驻英使馆副使和出使德国大臣并兼任驻奥匈与荷兰公使的刘锡鸿（?~1891）对大君主立宪国英国的观感：“刘锡鸿还特别对英国的监狱、养老院与学校写下许多感慨。他看到英国监狱‘壁净阶明，尘垢俱绝’，待囚犯很人道，饮食‘肉食必具’，可以洗澡，家属可以探监，而且调教有方。犯人不仅‘莫不体胖色华’，而且学到雕镂、绘画等技巧，出狱后‘可以忍性，可以效功，可以耐劳，不复为斗殴盗贼之行’，甚至俨然变成‘素娴礼教者’。来自天朝的他，初时还以为这或许只是让外宾参观的‘形象工程’，于是违背主人的安排，‘突至其他禁犯之所觇之’，结果仍然看到同样的情况，使他不能不感叹‘英人狱制之善’。刘锡鸿考察英国的养老院，同样怀有戒心，为了‘得其真’而不受官方安排，微服‘私往’，结果看到英国慈善公益发达，‘老幼、孤穷、废疾、异方难民，皆建大房院居之，优给其养’，而且非仅伦敦如此，‘其他城乡皆然’。养老院环境舒适，‘男女异处’、‘周遭各有院落，可任游憩’。还有育婴、济贫等院，‘每数里即有广厦，为病人调摄之所，亦由国君派太医临视之’。尽管各慈善机构经办者各异，但‘其宫室之崇广，衣食之充足，则大致无稍殊’。他不由得感叹，如此‘济贫拯难’，确为‘仁之一端’……当然，无论当年还是今天，这里说的都是内政，即使是‘礼仪之邦’，如果来侵略我们，那我们反侵略也是不能含糊的。但是很明显，人家在国内就是做得比‘我大清’仁义。”

在那些曾长期备受饥寒折磨的国家里，人们常常将“能否当饭吃”作为衡量许多重大事情如制度创新的价值标准，这尽管让人略感无奈，但也可以理解。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即便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吃得再饱，也不一定是民主。嵌满珍珠宝石的镣铐，依然是镣铐，人们唯恐避之不及；锦衣玉食的奴隶，依然是奴隶，依然渴望自由。好在已有足够的事实案例证明：“你花的钱是你投的票！”民主宪政的确是可以当饭吃的！尤其是它关乎普通百姓衣食祸福的，因此，民主宪政是值得追求的。就像市场经济普惠大众一样，民主宪政也是普惠大众。

当然，凡事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对资本和权力的制衡，同样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过度制衡资本以致减弱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或导致资本的大举外逃以致国内产业萎缩，如果过度制衡权力使政府无力推进正确目标，那么，这终将危害民众利益。当下，西方一些国家债台高筑，纷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经济形势严峻，是否与这些国家民众对资本和权力的过度制衡所导致的过高工资和过度福利有关？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又阻力重重、举步维艰，遭遇一次次声势浩大的民众抗议示威，一些必要且合理的改革，比如退休年龄和福利制度改革难以展开，这是否与这些国家民众对权力的过度制衡有关？其实，工会、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制衡是需要精巧平衡的。雇员、资本家和政治家的欲望均需受到合理遏制。显然，如何有效地实现这种相互制衡的精巧平衡和各方欲望的合理遏制，是当今世界大国需要深入研究和勇敢探索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