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调控为主难以适应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初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已有做法，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并引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在其后的宏观调控实践中，我国的货币政策也与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类似，主要发挥着总量调控的功能，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总量调控工具被频繁使用，例如在2008年上半年，为了应对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连续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抑制货币信贷总量扩张；2005年和2008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回收基础货币规模均超过了1.1万亿元，2011年则净投放近1.9万亿元。

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在较长时期都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20世纪前10年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又吸纳了大量的中国产品，在这样的总供求关系下，总量政策得以比较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但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新常态下的总供求特征逐渐显现，总量调控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矛盾和前一时期总量调控的负面效应也日益凸显，表现为总量调控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继续采用总量调控方式将难以满足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中长期战略要求。

这是因为，总量调控形成的货币信贷宽松或收紧，对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有不同的影响。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被形象地比喻为“大水漫灌”，大水漫灌的结果是地势低洼处积水，而地势高处却不能得到水分补给仍然干旱。对应于货币信贷宽松的情况，就是资金会大量流向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传统行业企业这些拥有政府隐性担保或抗风险能力强从而信用风险较小的经济主体，银行提供的信贷资金规模甚至可能超出其实际需要，形成“积水”，进而形成企业变相从事对其他企业放贷的情形，而小微企业、新兴科技型企业等信用风险相对较大的经济主体，则难以获得信贷资金的支持，成为“旱区”，无法摆脱资金紧缺的困境，更难以有效实现企业的扩张。宏观调控中实施总量收紧政策的时期，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传统行业获得的信贷资金有所减少，而小微企业、新兴产业贷款难则会在更大程度上加剧。

总量调控政策的频繁运用，已经对经济结构产生了不利影响。近年来我国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除了与外部需求随全球经济形势变化而收缩有关，总量调控政策形成的信贷资金较多流向传统产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伴随经济迈向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要求更加迫切。新常态下，适应消费需求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产业组织方式将出现重大变化，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经济增长也将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经济结构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转变，需要逐步化解传统产业的过剩产能，并让新兴产业、小微企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需要改变以总量调控为主的调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