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7.1.2　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1.汇率改革应循序渐进

首先，要把维护长期增长基础作为政策核心，避免“升值综合症”。为此应审慎维护汇率稳定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由于当前影响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主要因素在于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因此，中国汇率改革应重点避免在条件不成熟情况下人民币过快升值，充分估计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并保持相应的干预与调控汇率波动的能力。

其次，汇率改革应与整个货币金融改革目标相配套。人民币汇率改革不是简单的汇率问题，它应与整个货币金融改革的目标相配套，这包括4个方面的基础任务:①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目标，消除通货膨胀风险；②金融政策与市场不受外部控制，建设具有相应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③国内安全与稳定，增强政府抵御外部冲击与风险的能力；④货币价值稳定，在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保持国际信誉。为此，采取灵活汇率后，资本项目的开放时间表更应关注国内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动的承受力。

再次，与美国、欧盟等国就全球跨国生产、贸易与资本转移所带来的新问题进行协调，并就全球经济秩序，特别是货币金融体系调整展开合作。当前全球普遍出现劳动力、生产能力、资本等要素的过剩问题，进出口对国内就业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导致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贸易战和汇率战频繁发生。因此，为过剩的生产能力和资本寻找适当出口而进行国际制度改革，应该成为美国、欧盟和中国共同担负的任务。中国与美欧以及周边国家经济“相互依存”度逐渐加深，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会对周边地区乃至世界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中国应与大国及周边国家就金融稳定，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的监控和国际货币秩序的调整等问题展开实质性合作。

最后，在出口与内需、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之间建立“双平衡”。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着某些问题。从长期看，中国贸易结构和汇率机制的调整要与整个经济结构相协调，这样才可避免和降低世界贸易条件恶化及国际汇率急剧波动给中国宏观经济造成的损失。为此，中国应该在三个方面进行调整:①扩大内需。逐步提高内需占GDP的比重，使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这有助于降低增长与就业对出口的依赖，减少经济的对外脆弱性，在世界经济波动包括汇率波动的环境下，保持经济相对稳定。②有选择地扩大外资引进。目前，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仍保留在7大工业国内，进入中国的多是制造加工工序和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技术。鉴于此，中国今后应对直接投资实行调控，减少其流向低附加值产业和市场饱和或生产能力趋向过剩的产业，重点引进高附加值项目，以缓解加工贸易出口带来的货币升值压力。③增加服务贸易比重，减轻美欧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和汇率的压力。目前，中国服务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低于美国和欧盟主要国家，在全球市场竞争和贸易摩擦的高峰期，扩大服务贸易有助于减缓贸易冲突，并为建立国家间和谐的贸易与金融关系拓展新路。

2.调整发展战略，提升经济增长模式

借人民币升值的机遇对中国经济战略作出重大调整，积极推进产权制度、行政区划和干部体制等方面的深层次改革。

（1）以结构为主线，调整发展战略

从过度依赖外资与外部市场的低效率增长模式，转向更多倚重内部资源和市场的内外平衡发展战略上来。因此，有效利用国内资源、开发国内市场、最大限度地全面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目标，故有必要将内源型平衡发展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内源型指在利用两种资源和市场的情况下，经济的发展更多地倚重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发展战略的调整指体制、结构、政策和观念等多方面的重大转变。战略调整的一些基本原则是:改革与发展，结构调整目标必须优先于开放和增长目标。政府的财政功能必须从基础设施建设功能转移到转移支付的功能上来，强化其在体制变革和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产权制度改革要放到经济体制改革的首位，在立法上必须强化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健全自由创业制度，创造适合企业家成长的环境，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完善会计规则与信息披露制度，提高统计的真实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透明度；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问题，特别是要消除形成不良资产的投融资体制和机制，提高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动员储蓄并有效配置资本及资源的作用。

（2）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机制

经济改革的重心是产权制度改革，现在需要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解决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的高风险、低效率问题。而生产过剩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的积累，都与国内企业的低效率和缺乏退出机制有关。国有金融机构的软预算约束及其面临政府扭曲性经济行为时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也是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大幅度积累的重要原因。因此，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改革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对国有银行而言，中央财政注资以冲销其坏账是不可避免的步骤，然后有必要加快金融领域的“国退民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重点在于完善治理结构改革经营体制，健全风险内控机制。如果政府或国有银行将股份制改革和上市仅仅看做是一次“圈钱”，增加资本金的机会，而不涉及深层次的制度改革，那么金融危机或金融体系的崩溃就会发生。

在“国退民进”的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避免出现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中出现的掠夺行为，是改革成功并避免巨大改革成本的核心。其中，国有产权的合理定价、产权出售收入的合理运用，以及“国退民进”过程的透明度和开放性是改革成功的重要环节。而建立和健全自由创业制度，并形成民营经济发展的扶持与促进机制，是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基础性任务。如果没有健全的自由创业制度及相应的民营企业和民营银行发展的促进机制，那么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成果就会被少数产业和金融寡头掠取，其过度的市场垄断将对经济平衡发展构成巨大威胁。事实上，自由创业制度的健全不仅是增量改革，而且是市场导向的全面经济改革、形成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的最重要一环，同时也是对扶贫政策的最好补充和根本的出路。

（3）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市场化

实行人民币可兑换是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方向，我们应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与此相适应，人民币汇率机制市场化，也将逐步完善和改进。我国已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汇率机制市场化的程度较低。今后可在金融外汇体制改革的实际过程中，解决好以下几个与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相关的问题。

（A）改进结售汇制度

目前我国对境内机构的经常性外汇收入实行部分强制结汇制，即允许其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按规定自主使用，超过规定保留的部分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今后，在外汇市场不断完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的条件下，可由部分强制结汇过渡到全额意愿结汇，即允许其保留全部的经常性外汇收入，按规定自主使用或者向外汇指定银行兑换人民币。

（B）完善和规范外汇市场

与上述改进结售汇制度相适应，发挥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作用，适当增加交易主体，允许外汇指定银行自由参与外汇交易，充当外汇买卖、资金调拨和融通的媒介，进一步发挥其作为市场主体和造市者的作用。

在外汇市场供求逐步反映真实全面的外汇供求关系的情况下，应充分发挥市场对汇率的调节作用:一是中国人民银行可根据上一个营业日外汇市场的汇率和当日外汇供求状况确定当日人民币中心汇率；二是为了增加透明度，中国人民银行可会同几家主要的外汇指定银行商定当日人民币中心汇率；三是适当扩大银行间外汇买卖的汇率浮动幅度，让外汇指定银行对汇率信号作出反应，以提高汇率市场化程度。同时，完善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机制。今后由于投机因素和非正常行为造成市场汇率波动超过汇率目标水平和变动范围时，中国人民银行要充当外汇调控者入市干预，避免短期内人民币汇率的过大波动。但如果由于国内外宏观经济的变化而形成汇率波动，则应考虑修改人民币汇率的目标水平，使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合理的水平。

要使富有弹性的汇率机制从制度设计层面落实到实际操作层面，需要我们改革现有的中国外汇交易市场，这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得以实施的市场基础。这些改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市场从集中有形交易模式，向更为灵活的无形分散交易与集中有形交易相辅相成的模式转变；二是推动市场交易品种的多样化，给银行和企业提供市场化的避险工具；三是增加外汇交易市场的准入主体，尤其是非金融机构的介入等。只有当中国具有一个有效率、有流动性、有可靠的结算体系、与国际主要汇市保持基本同步的外汇市场时，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改革才能最终落到实处。

（4）建立人民币汇率的监测机制

在人民币汇率机制市场化日益提高的同时，建立人民币汇率的监测机制，目的是监测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符合国家中长期政策目标，以便为国家制定和调整汇率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人民币汇率的监测体系包括宏观监测体系和微观监测体系两个层次。宏观监测指标包括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率、财政收支状况、进出口增长率、资本流动数据等。通过建立宏观监测体系，了解一个时期汇率水平对宏观经济各项指标的影响，预测下一时期外汇供需情况和市场汇率的走向，用以研究和调整汇率政策。微观经济指标包括出口换汇成本、进出口盈亏状况、实际税负、外商投资企业的资金到位率、对外负债和还本付息情况、盈利汇出状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