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监管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研究演进

国际传媒集团进入我国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涉及专业技术期刊市场。当时在全球拥有270家专业出版物的国际数据公司IDG在中国合作出版了12种刊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后来研究中多被提及的《计算机世界报》^[1]。2000年后，我国学者对传媒业中的外资研究的数量显著增加，大多探讨了外资传媒在华经营模式及其影响等。

中国入世后，外资进入中国传媒业的步伐也有所加大，学者的研究也大幅增加。丁柏铨教授等关于《对“入世”后中国新闻传播业的考察》主要对入世后中国传媒业的景象变革做了具体阐述，如“外国资本、民营资本投资传媒的行为愈发频繁，新的传播经营机构不断问世”等，提出了国内新闻传媒面临的严峻挑战，如何甩掉包袱整合资源做大做强，在市场竞争中占据强势地位成为最大的思考问题。童兵教授在《加入世贸组织三年中国传媒格局的嬗变与前瞻》中论述道，中国入世三年，中国传媒业已顺利走出应对的第一步，中国传媒业有了新的格局:“中资传媒整合紧锣密鼓，转型改制力求做大做强”，“外资传媒进入得陇望蜀，传媒竞争浪潮风起云涌”。展望未来，中国传媒业的拓展仍有巨大空间，新的一轮改革已经启动，并以体制的调整作为核心。

在外资进入我国传媒业后的正负效应方面，聂莉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的媒体市场是国际资本追逐的焦点，她总结了外资进入中国的规律，探讨了中国传媒市场的开放度并尝试论证了外资入华的效应。禹建强主要从关联效应、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才培育效应方面具体阐述了外资进入中国传媒业的“溢出效应”。

国外学者对外资进入一国传媒业的研究，主要有两类观点:一方理论出发点主要为文化帝国主义，认为传媒业不应仅被视为经济商品，它特有的文化意涵、意识形态及重要的公共利益，会因为外资的涌入产生负面的影响。“文化侵略”与“信息不平衡”便是此派研究者最为极端的控诉，Clement G Krouse，Schiller，Hamelink等均为此派观点^[2]。另一方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如Schramm阐述了引进外资的益处，认为其可以帮助东道国传媒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1964);Peter Givler和Mark Wheeler也是倾向现代化理论、科技决定论的观点的拥护者。^[3]Sabine Brünger-Weiland，Rob Kling，Geoffrey McKim，Edward J.和GantzWalter等分析了科技传播的作用，认为向西方引进传播新科技能够提升本国文化。^[4]

此外，研究传媒全球化和跨国传媒集团有影响力的学者有:美国的Albarran，Alan B.，在他主编的Global media economics:Commercialization，Concentration，and Integration ofWorld Media Markets(1998)中对19个国家或地区的传媒经济逐一进行简要的剖析。Price，Monroe E.在Media and sovereignty:the global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its challenge to state power(2002)以媒介与国家的关系为核心，从地缘政治、技术、意识形态等视角描绘了全球媒介结构的变化格局，并考察了国家集团通过政策调整实现控制信息流动的做法。爱德华·赫尔曼，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2001)介绍了居于世界前列的全球媒体跨国公司的兴起与发展，通过对这些传媒集团经营的分析，为全球媒体发展提供了新资料和准确数据。

总体而言，外资进入中国传媒业的开放度逐步提高，国内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外资进入的方式与渠道、进入后影响与效应分析等相关问题，以定性研究为主。

(二)研究分类

传媒业监管的理论依据主要来自西方经典的规制经济学。我国研究者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媒介产业政府规制的研究或中观视角的对各媒介形态产业监管的论述;另一类是对发达国家媒介规制的研究。但涉及传媒业外资监管的论述明显不足，现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也仅是对“外资准入阶段”的监管论述。

“有关传媒行业政府监管制度的理论研究，主要以西方规制经济学领域中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微观经济性规制为基础。”^[5]西方学者自1970年代末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规制理论解释了自然垄断行业、公用事业等领域中的政府规制行为、规制方式以及规制效果，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均为传媒监管体制改革的部分理论来源。在规制经济学的经典著作The Economics of Regulation: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s中，认为政府规制是一种制度安排，是对特定产业的结构及其经济绩效的直接的政府规定。^[6]在规制经济学的体系中，政府规制理由的传统解释在于政府规制可以弥补“自然垄断”、“外部性”等“市场缺陷”带来的效率损失，以保护公众利益不受损害。^[7]后来在发展过程中，政府规制理论主要形成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公共利益规制理论(Public Interest Theory of Regulation)，这一观点主要回应了政府对“市场失灵”的作用，此理论一度支持了当时各国广泛采用广播电视管制的政策，以及传媒业所有权集中化的讨论中。随着时间推移，斯蒂格勒等人(1971)相继发展了捕获理论(the Capture Theory)，认为被监管者适应和熟悉监管的立法和行政程序后，常会利用监管当局，最终使监管政策被监管利益集团所左右而为其谋取利益，不能真正行使公共利益权利。此领域的学者因此提出放松监管权利过于集中的做法，这样才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此理论视角对理解中国传媒业现有严格管制下的某些现象有极强的解释力，胡正荣在《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资本化过程——对我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一文中的问题分析正是基于此理论(2004)。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了放松规制改革，在理论上形成了以激励规制为特征的新规制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让雅克·拉丰和泰勒尔(Laffon，Tirole，1986)^[8]，他们成功地将信息经济学与激励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垄断行业的规制，并在1993年出版的著作《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中完成了激励规制理论框架的构建。^[9]不同激励强度的激励规制政策是许多国家规制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并在欧美等国家的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尽管关于政府规制经济学研究的著作颇丰，政治学和法学也都在引入此类方法研究法规政策的形成，但依据2005年《传播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5年上一篇研究发现，传播学界对于传媒业监管的研究大多还仍停留在一般描述性分析上。

我国在传媒业监管的研究方面，我国研究者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媒介产业政府规制的研究或中观视角的对各媒介形态产业监管的论述。如姚德权(2007)的《中国新闻出版业监管体制模式选择》(2006)、《外资进入中国传媒业态势与政府规制创新》。另外有一些博士论文也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传媒业监管的问题，各有长短。张志的《中国广电事业政府规制改革研究》(2003)、于斌的《广播电视产业之法律规制研究》(2006)、陶志峰的《中国报业规制问题研究》(2004)均为一种中观的视角，聚焦一种媒体形态的产业进行的研究。屠正锋的《中国传媒业运行的监管与规范》视角比较宏观，但是其文章中的研究多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我国传媒业的监管问题，并无涉及对进入外资的分析。吴曼芳的《媒介的政府规制》一书基于媒介的政府规制理论，尝试给出了适合我国媒介产业的政府规制改革思路，为我国媒介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但该书同样在外资进入我国传媒业的分析方面基本无所涉及。

另一类对发达国家媒介规制研究的论文，如夏倩芳的博士论文《公共利益与广播电视规制》(2004)分析了英、美国家广电业规制的理论渊源与历史演变，对中国当前的传媒业监管问题给出了有益的借鉴。周小普、王丽雅、王冲的《英美数字媒体内容规制初探》(2007)论证了数字传媒发展，渠道融合加速，媒体间各行业的相互交叉渗透，使媒体现有的管理体制和方式已经不能应对新的形势，于是通过梳理英美两国对数字媒体内容监管方面的经验，希望对我国数字媒体内容监管提供一定启示。再如魏永征的《西方传媒的法制、管理和自律》(2003)，李季东、王杰昌的《试析大众传媒业规制的成因》(2006)等。

纵观关于传媒业监管的文章，涉及外资进入情况监管的论述明显不足，现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也仅是对“外资准入阶段”的监管论述。湖南大学的姚德权教授与他的研究生在此方面做的研究数量居多。姚德权认为，利用外资而不被外资利用，是中国传媒业外资准入的关键，他强调政府要加紧创新外资准入规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