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传统与个案延伸

1.5.2　解释传统与个案延伸

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解释传统（explanation tradition），一个是解读传统（interpretation tradition）。解读传统的目的不在于寻找事物内在的逻辑关系，而在于理解和理清特定人类活动在特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含义和意义；而解释传统的目的则是寻找具体事物或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因果、辩证、对话型（dialogical）或历史性关系。^[1]解读和解释，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各有所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互补关系。由于解释传统的认知基础是比较，而通过解读得到的知识却没有这种方法论上的保障，无法像通过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和理论可以被证伪。而在理论指导下的解读研究，往往会出现三个弊端，一是结论往往很肤浅，二是很难进行纵向的学术积累，三是很容易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况。^[2]

在农民抗争及政治问题的研究中，以个案为切入点的解读研究很多，例如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董海军的《塘镇——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与协调》，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彭正德的《生存政治：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以1950-1980年的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等等。这些研究都是以一个个案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但缺乏比较研究而难以证伪。而本文也是选择了东北某省会城市近郊S村作为个案分析的对象，为了避免解读研究无法进行证伪的弊端，本研究采用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比较和与周边相似村庄的比较研究，进行个案研究的延伸。

为了更好地达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本文将对S村田野调查，采用人类学的地志学（topographic perspective）手法，进行“深描”、“厚描”。正如朱晓阳在《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导论所说，当下人类学者处理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志，即那种对地方的景观/地景做“客观”描述的地志。这种“地志”也不像传统的人类学那样，将景观仅仅当做人活动/行动的场景（settinga）描述，而是“一种将地理、居住、政治性边界、法律现实、过去历史的踪迹、地方—名字等包容进特定空间的综合知识。”^[3]这与当代地理学关于“第三空间”（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研究相似，即强调历史性——社会性——空间性的本体论三元辩证法。我在S村调研中了解到，农民的居住空间对农民组织起来发动集体行动有很大帮助，这与赵鼎新（2004）研究大学生居住的空间环境对社会运动的影响相似，在时间上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和密度也是不一样的，这使我不得不以时——空的视角来分析农民征地冲突问题。

事实上，人类学的地志视角涉及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戴维森的“彻底解释”（radical interpretaon）和“施惠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本来是解决跨文化研究的“表征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问题。^[4]但是，这个研究也可以用于中国乡村问题的探究，例如朱晓阳的《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就是一例。与朱晓阳所看到云南的小村一样，笔者在S村了解到，农民对国家的想象、对地权的理解是与斯科特笔下国家与社会二分框架下，农民与国家是“抵抗与支配”的关系是不一致的。

所以，本次的个案研究，是一种在人类学地志学基础上的，有“时——空”维度分析的解读研究，是一种在个案延伸基础上相互比较的解释研究，是解读与解释的结合研究。然而，在解读研究与解释研究中，叙事方式是有一些差别的，有些时候，解读传统更注重“叙事”，而解释传统更注重“分析”。“叙事”主要以讲故事的方式出现，其最极端的表现就像文学那样重在塑造生动的、个性鲜明的、充满了偶然性的形象和事件；而“分析”像自然科学那样旨在叙述一般性、客观性的规律，没有“故事”那样引人入胜。如何能实现“叙述”和“分析”的等量，国内一些学者做出了大胆的尝试，例如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李培林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刘威的《对抗边界的生产：春城名苑邻里维权与反维权研究》等，至此，本文的叙述也将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实现分析与叙事的等量，“展现行动与制度之间复杂的、适合的因果关系。”（应星，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