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与发展时期（—年

（二）延伸与发展时期（1949—1966年）

新中国的成立，使民族院校获得了盎然的发展生机。1949年至1966年，是民族院校由一所延伸发展到多所的时期，也是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自成特色和优势的时期，因此，我们将此时期划为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延伸与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也突显出了与时代相吻合的风貌和特征。

1.延伸与发展的背景。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对西北民族工作的指示》中作出了要孤立反动派，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必须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的重要批示^[8]。根据这一批示，1949年11月14日，中央民委开始着手筹办中央民族学院。1950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筹备处成立并抽调一批在延安民族学院工作过的干部参加建院筹备工作。1950年8月，中央决定在甘肃省兰州市成立西北民族学院。1950年11月，为培养更多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的干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60次会议通过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这两个十分重要的方案。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中决定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在中南、西北和西南分别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以大量地、普遍地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为的是加快国家建设、实现民族区域的自治、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需要。按照这一方案的有关精神，1951年5月至1952年3月，中央分别建立了中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和广西民族学院。至此，不到两年的时间，全国共建立了7所民族院校。而后在1956年9月建立了青海民族学院，1958年2月建立了广东民族学院和西藏民族学院，1958年9月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西藏公学，并于1965年7月正式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至1966年，民族院校已发展到10所院校，数量上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同时，在质量上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具有本科、预科、中等专业技术班和干部培训班等几个层次。

民族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得益于我们党对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在地方政权中的平等权利，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执行，使国内的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团结互助的平等关系。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间的仇恨、隔阂、猜忌、歧视以及不信任所带来的民族间的矛盾并未能完全消除，为建设民族国家，实现在确立各民族对国家认同的基础上，促进各民族平等联合，共同发展，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毛泽东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讲话中明确指出：“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应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应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9]我们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行了一系列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其中，在文化教育上把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实行同等条件下少数民族优先的原则。民族院校正是适时地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把党和国家的政治方针、民族政策贯彻到少数民族地区，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而纷纷建立。

民族院校的建立，为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体系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进入形成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从1951年以来，为办好民族院校，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国家民委曾多次召开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民族学院院长会议，旨在确定各阶段民族院校的教育方针，制订民族院校的规划。加之，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我国百废待兴的时期，在对比新旧社会的基础上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开展，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高潮。伴随着民族院校的发展，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需要，特别是党和国家对民族问题的重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撑和现实发展空间。

2.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即1949年至1956年，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主要是紧紧围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60次会议通过的两个方案所确定的办学方针、基本任务而展开。为贯彻执行两个方案中所确定的民族院校“以培养少数民族政治干部为主，专业技术人才为辅”的办学方针，民族院校的基本任务中的首要任务，就是为适应实行区域自治和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所需要而大力培养国内各少数民族的高级、中级干部^[10]。在此思想指导以及全国爱国主义高潮的促进下，民族院校爱国主义教育开展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爱民族的系列教育。

1956年至1966年，由于受当时的政治气候的影响，民族院校的办学方针虽几经调整，但其性质基本上是政治学校。其最主要的任务是解决民族问题而培养共产主义各民族干部。例如，1958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民族学院院长会议，会议根据当时我国的形势与国情，以及民族院校的性质和特点，强调指出民族学院是为少数民族训练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政治干部的，故不同于一般大学，为此要求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11]。之后，在1964年5月的第四次全国民族学院院长会议上又指出，民族学院是革命的抗大式的政治学校，它主要是培养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干部的学校。因此，民族学院要把轮训和培养少数民族政治干部的工作列为首要任务。这一时期的教育方针和基本任务在各个民族院校的校史都不同程度地记载着。如云南民族学院建院40周年校史中写道：“学员对民族问题最敏感，每个学员基于自己民族成分的不同，普遍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倾向。”“民院针对这种情况，从‘祖国的壮丽山河’开始教育，着重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残部的教育。边疆各族人民曾先后遭受过英、法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祸害及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在边疆民族地区被蒋军拉兵派粮、敲诈勒索，弄得家破人亡的事例比比皆是，这些材料比较分散和零星，通过收集、整理后，向学员们展出。观看了这些展览后，许多学员痛哭流涕，激发了学员对美帝、蒋军的仇恨和爱祖国的热情。在这样的基础上讲述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的历史，使学员认识和体会到各族人民的共同命运和汉族人民的伟大贡献。学员们明白了各族劳动人民是一家，本族群众中也有进步与落后的区别。认识到为各族人民，尤其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是光荣的，与为本民族人民服务是一致的，‘没有各族人民的解放，本民族也解放不了’的道理。各民族学员比以前更加团结。”^[12]广西民族学院在“全国社会主义大跃进形势下拟定的”《广西民族学院校跃进规划40条》中也写道：“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经过教育使学员学生们“具有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民族观，有工人、农民的思想感情，有共产主义方向和信心，热爱劳动，进一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

可见，这一时期，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继承了延安民族学院的光荣传统，适应国家当时的形势需要，更加注重开展以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为主线的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家乡、爱民族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点从西藏民族学院1962年至1964年开设的政治常识课内容中得到说明：“这一时期的学生政治思想教育，是在认真总结学校创建时期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围绕建立‘抗大’式校风这一中心进行的，实行专题教育、政治课教学和日常思想政治工作三结合，建设抗大式学校。”“从1962年春季开始，开设政治常识课。内容为社会发展简史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基本知识，全校按统一的教学计划授课。1964年进入专业教学后，政治教学则包括政治常识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和政治形势教育三部分。政治常识教育，主要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西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主要经验以及其他基本政治知识，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民族观，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群众观。道德品质教育目的是使学生基本上具有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爱护公共财物的思想品德。政治形势教育主要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阶级观点，增强其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帝斗争的信念，培养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总之，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1956年至1966年时期，由于民族院校的特殊性，其爱国主义教育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以及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家乡为主要内容，并全部融入了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

3.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特点。这一时期，我国爱国主义教育轰轰烈烈开展，呈现出了与国际国内形势需要相吻合的特征。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制度，“它在经济、政治及文化诸方面以制度的力量来维护、实现并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即工农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剥夺剥削阶级的权利，镇压国内外敌对阶级的破坏颠覆活动。因而，中华民族现代爱国主义即对社会主义的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阶级性的爱。即热爱工农劳苦大众，热爱社会主义国家，拥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热爱中国共产党，坚定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妨说，它是阶级情感、政治立场、党性原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公民的思想情感世界和社会交往活动中的集中体现，是阶级利益和政党价值观的重要标志，是一种崇高的思想政治情感”^[13]。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主义“获得了强制性的政治支持”^[14]和广阔的现实空间，即无论是从爱国主义的直接现实性上还是普遍实践性上，基本都是围绕着恢复和发展生产而展开，而在政治上的统一性也为人们能更好地践行爱国主义提供了保证。由此使得爱国主义教育也集中体现在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上，并以此来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5]。同时，抗美援朝运动给爱国主义教育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突显出爱国主义教育与国际主义教育紧密结合的显著特征。二是1956年至1966年，根据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爱国主义教育主要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展开，突显出了“坚持民族的平等、民族的共同繁荣，团结和教育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维护民族团结”的“民族情”特点。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除具有以上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共同特点，还具有自身突出的特点。

（1）教育对象层次由单一到多样。此时的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经历了学员—学员、学生的变化过程。从延安民族学院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民族院校以干部教育为主，因此，爱国主义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学员。随着民族院校的发展壮大，办学层次多样化，其爱国主义教育对象也出现了多个层次，如培训班的学员层次、本专科班的大学生层次、预科班的预科生层次等。当然，无论是何种层次，其爱国主义教育都是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范围。

（2）政治性十分突出。民族院校自创办起政治目的性就很强，使得其爱国主义教育政治性很强，而这一时期，由于处于新中国成立以及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期，更是强调民族院校不同于一般大学，是作为政治学校来开展教育教学。如在1952年7月10日西南民族学院第二期学员开学典礼上，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在讲话中说：“要有一批各民族自己的干部和自愿为兄弟民族服务的汉族干部。这些干部必须是热爱祖国、联系群众、懂得政策的，这才能为各民族人民好好服务。同学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毕业回去后，要好好为各民族人民服务。”^[16]加之受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以及当时把爱国主义教育当作只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一种工具的思想影响，对此笔者聊举如下两则事例：一是1964年7月至10月，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召开了全省高等院校政治课工作会议，传达全国政治课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决定以毛主席著作作为政治课的基本教材以及广西民族学院党委1966年1月根据中南局关于“要突出政治，大学毛著”的指示，决定成立毛主席著作教研室。二是1957年12月9日，中央民族学院团委和学生会举办纪念“12·9”学生爱国运动22周年以“做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主题的报告会。可以说，此时的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几乎等同于政治教育，并高于学校的一切教育和工作。

（3）强化阶级情、民族爱教育。面对新中国刚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刚确立时复杂的民族关系和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民族问题的解决，特别重视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促进民族认同和民族团结。如1955年5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云南民族学院的五一晚会上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先进的和落后的东西。少数民族的服装颜色好看，舞蹈活泼大方，少数民族勤劳勇敢、艰苦奋斗，都很好。要好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各民族之间要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搞好团结。从事民族教育工作，一定要学会一两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17]。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正是服从于这样的形势，根据阶级斗争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需要，强化阶级情、民族爱教育。如1958年3月15日，西藏民族学院校党委在全体学员中开展阶级教育。教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谁养活谁”为主题，引导学员忆苦诉苦，控诉西藏农奴主阶级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用封建农奴社会的典型事例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第二阶段以“为谁学习”为主题，归纳成几个基本观点，引导学员认清农奴制度的阶级本质，认识到旧西藏是一个反动、黑暗、残酷、野蛮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三大领主不劳而获是剥削阶级，广大农奴受剥削压迫是被剥削阶级，广大农奴要想翻身解放，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启发广大学员把个人的苦和阶级的苦联系起来，把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和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引导学员立志革命，为西藏百万农奴的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发奋学习。即要树立工人、农民的阶级感情，要热爱本民族，鼓励着本民族的服装、讲本民族的语言，毕业后回家乡，积极投入家乡的生产和建设。

4.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1949年至1966年，是民族院校延伸发展的时期，也是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发展并逐步形成自己特色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经历了一个从学员—学员、学生的教育层次变化，主要服务于政治的需要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并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有一定的民族理论水平的少数民族干部。但是，由于受当时政治斗争和“左”的思想影响，这一时期的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和其他普通高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一样出现了泛政治化倾向，几乎把爱国主义教育与政治教育等同起来，否认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丰富的内涵和多彩的内容，忽视了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满足人的精神生存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需要”^[18]，给后来民族院校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