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美国通过与国民政府的军事联盟及经济援助大大加强了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战争使其他列强实力严重削弱的同时，美国的实力大为增强。在美国战后控制海外市场的战略中，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的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早在1941年，美国人即认为战争结束后，中国会成为美国今后许多年的最大出口市场。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也曾宣称“美国商人必须视中国为美国的工业边界，其重要纵然不比20世纪初美国西部边界更大，至少亦与之相同”。[20]为获取最大利益，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当年美国的一家媒体即明确宣称，“美国在海外阻止共产主义，等于建立军事基地;救济与复兴落后地区，也就是获得商业市场”。
为独占中国市场并确保其独占利益，美国还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新的条约。从抗战结束到国民党撤出大陆，美国与国民政府共签订了25个有关经济的协定。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1946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签署于南京，该条约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等诸多方面，旨在代替历史上一切中美不平等条约。在经济方面，条约规定:①中美两国国民、法人或团体，享有在对方境内居住、旅行、经商及从事工业制造、金融、科学、教育、宗教、慈善事业，并有取得保有建造房屋或租赁及占有适当之房屋、土地，选用代理人、员工的权利。两国法人及团体在对方国家与本国的法人及团体待遇相同。[21]税收不得高于本国或其他第三国公民，“对输入品或输出品所征关税及各种附加费用及其征收方法者……不低于现在或将来……任何第三国之同样物品之待遇”。③取消所有非关税壁垒，条约规定“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物品之输入、销售、分配或使用，或对输往缔约彼方领土之任何物品之输出，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④矿产资源开发、商品的输出和输入、内地税、运输及销售等中美两国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⑤双方船舶(包括军舰)可在对方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必要时还可开入“对外国商务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22]
根据《中美商约》，中美双方相互给予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从形式上看该条约体现了中美两国关系上的平等、互惠及互不歧视等原则。与过去历届政府签署的中外不平等条约相比，《中美商约》在文字上体现了对中国的尊重，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同时也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自强奋进，反帝爱国斗争的成果。但是在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中，实力悬殊的伙伴间表面的平等是实质上的不平等。为体现公平的原则，一般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予以照顾。而按照《中美商约》，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承担同样的责任和义务，是极端的不平等。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中国根本无力到美国去投资，条约所规定的权利中国公民自然无法享受。而美国则可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充分享受这些权利，实际构成战后美国在华的特权。因而当年上海一家报纸曾经评论道:“中美条约……完全配合美国的要求，敞开我们的经济门户，让他们来登堂入室。从此，美国的个人及财团，都可在中国……在‘合法’保护下经营商务、制造、加工、金融等等业务……不但是大量各种商品输入，而且更可大量的没遮拦的‘资本输入’……更复利用我们廉价的劳动，由开拓而垄断了中国的工商业。在这样优势的倾轧之下，我们本国这些脆弱的工商业，不但休想抬头，只有一网打尽。至于中国的工商业经营者，连在国内的工商业也保不住，哪里还到美国去享受同等待遇?所以虽说‘平等’，却是顶顶的不平等;虽说互惠，却是让美国独惠”。②
继《中美商约》之后，国民政府又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具体的商贸协定。如1946年3月签订《美棉贷款合同》，6月签订《铁道购料借款合约》《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合约》，8月签订《购买轮船贷款合约》《采煤贷款合约》《剩余物资贷款合约》等。1946年12月中美两国还签订了《中美空中运输协定》规定了美国航空企业在中国所享受的权利。
此外美国还在国民政府同意下低估美元价值，实行美元贬值政策。1946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的美元兑换法币汇率为:1∶2 020，这一汇率是1936年(1∶3.41)的592倍，但同期上海物价指数上涨了2 600倍，据此合理的美元对法币的比价应为1:8 866，因而法币实施升值。由于进口激增，出口下降，这一汇率难以维持，到该年8月，美元对法币的比价调整为3 350元，汇率上涨了65%。但与汇率的实际值仍相差甚远，美元的贬值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商品的竞争力。
此外，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收回被日本人控制的海关，但总税务司一职则由美国人李度担任，中国人丁贵堂任副总税务司兼江海关税务司，海关行政管理权受到美国人操纵。
战后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轻易占领了中国市场，导致中国经济对美国的高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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