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行的发展及其在华投资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华获得一系列特权，为洋行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有利因素。在清政府默许政策下，洋行数量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涉及的领域也不断扩展，从贸易发展到金融保险、交通运输、公用事业、房地产及工矿企业等各个领域。不过，甲午战争以前，处于起步阶段的外资在华企业的业务主要还是集中在服务贸易领域，特别是进出口贸易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业。

(一)洋行的发展

五口通商时期，由于金融资本不发达，交通运输费用高昂，从事远洋国际贸易需要雄厚的资本，因此西方普通的中小商人尚无力涉足对华贸易。故这一阶段外国在华洋行数量增加缓慢，到1855年总计只有209家^[46]，比鸦片战争以前仅增加了50余家。这时期的洋行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战前成立的老牌的进出口商行，如英国的怡和、太古、宝顺、沙逊、广隆洋行以及美国的旗昌洋行、慎昌洋行、琼记洋行等，他们是以经营鸦片贸易起家，战后继续从事鸦片贸易，同时兼营纺织品输入和丝茶输出。另一类是新成立的洋行，如泰和、裕泰、祥泰、公易、义记、裕盛、丰茂、和记等洋行，他们规模相对较小，主要业务是经营英国纺织品和中国丝茶贸易，同时也兼营鸦片贸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特别是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各种经营费用的降低及国际金融资本作用的增强，“小商人找到了做生意的机会……结果，商业被人为地扩张了。”^[47]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加入到了对华贸易行列，洋行数量快速增长。据统计，1872年在中国的外国洋行已有343家，1877年增至349家，1882年增至440家，1892年达到579家。其中以英国洋行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2/3，其次是德国和美国洋行。从洋行的规模，主要是其雇员人数上看，英国最大，美国次之^[48]。这一时期著名的洋行有英国怡和洋行、太古洋行、老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义记洋行;美国的琼记洋行、旗昌洋行;德国的礼和洋行、美最时洋行等。这些洋行势力强大，如怡和、太古洋行“无海面河流不见其旗帜，无埠口不有其办事处”。^[49]

(二)洋行在华投资的方向

这一时期，在华洋行除经营进出口贸易外，还投资于与对外贸易相关的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及工业领域。19世纪60年代后洋行多元化投资明显增加，在华英国商人F.B.Forbes曾声称:这一时期“有实力的和有信用的大洋行，几乎都从生产物品的交易开始向工业、向金融事业转换”。^[50]

1.金融业

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又称英国东方银行(Oriental Bank)(总行先设在印度，后迁往伦敦)在香港和广州开设了分行，成为第一家外国在华银行。1850年又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分行，并在香港发行纸币，成为在中国市场流通的第一批外币;此后开办的外资银行有1854年英国有利银行、1857年麦加利银行。与此同时大洋行也从事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且在19世纪50年代其交易规模往往超过在华外资银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后，外国在华银行日益增多，且不再仅限于设立分支行，而是将总行直接设在中国，在各个通商口岸设立其分支行，势力大为增强。到1870年英国在华银行的分支行已有17个，1880年增至19个，到1890年增至30个。这些银行的业务也不再限于中西汇兑，他们通过发行货币、存放款、垄断汇兑，从而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如1865年，汇丰银行(Hongkong＆Shanghai Bangking)在香港和上海同时开业，成为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由于其对国际汇兑的垄断，从而操纵中国汇率。他们通过垄断国际汇兑，操纵中国的外汇市场和资助洋行等方式控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垄断国际汇兑是控制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方式。中国的外汇市场，从汇率的决定、买卖数额到市场构成，均操于外行之手)。到1880年在西方人眼中汇丰就十分确定地赢得了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发号施令的地位，从而成为在华外国洋行的庇护人。^[51]。

19世纪60年代以后，除英国外，其他列强也开始投资于中国的金融业，1860年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与英国的金融资本展开竞争，到19世纪90年代初，其势力已由上海扩展到内地，成为中法贸易的重要金融服务组织。1889年德国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开办德华银行、1893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也在华设立了办事处。不过由于汇丰银行与在华外商有密切的联系，并得到英国香港殖民当局的支持，因而其势力增长最快，逐渐成为中国近代金融业的霸主。随着外资银行的发展，中国旧式金融机构——钱庄职能日益买办化。

19世纪60年代以前，外商保险公司的在华业务主要是委托洋行代理。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华独立的保险公司应运而生。1864年英国《泰晤士报》称“当今商人的‘黄金国’似乎就是中国了。那里还有广阔的真空有待填补……我们英国商人正在闯进中国，好像进入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带……‘能够保险吗?’中国托运商很快就提出这个迫切的询问了。因此，为1/3人类的贸易开办保险业务，也摆在这些新来的冒险家的面前了。”^[52]西方人取得内河与沿海航行权后，“随着当地贸易的增长，由于来往与新开辟港口的短程货运的经常化，以及叛乱及战争的危险等等，这便使当地保险的重要性增加了。沿海货运已经变得十分危险，货物非有保险不可”。^[53]1857年，怡和洋行于上海设立谏当保险公司分公司。1864年沙逊等洋行联合设立了泰安保险公司、1868年怡和又设立香港火烛保险公司。1868年宝顺洋行也在上海设立了于仁洋面保险公司分公司。美商也不甘落后，1862年旗昌洋行在上海设立了扬子保险公司。

2.交通运输业

为了便于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西方列强还纷纷投资于中国的航运业。早在1850年，英国人开办了一家只有两艘船的“省港小轮公司”从事香港—广州航线运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取得在华沿海和沿江的航行通商权后，外商轮船公司在华相继开办，著名的有1862美国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1872年英国太古洋行太古轮船公司(Swire Shipping Co.，Ltd.)、1882年怡和洋行开办的怡和轮船公司(Jardine shipping company)^[54]。这些轮船公司成立后，迅速排挤了中国帆船运输业，从而垄断了中国的远洋沿海及内河航运。1872年中国成立轮船招商局，中国轮船虽在内河航运占有一定份额，但远洋对外贸易运输全部掌握在外国轮船公司手中，其势力增长迅速，1877年外国轮船公司在华轮船总吨位为6 727 591吨，到1892年增至22 101 632吨，占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总吨位的比重由63.3%上升到77.8%^[55]。

此外，外商还试图在华修建铁路，1872年英美商人开办了一家“吴淞道路公司”，擅自铺设了一条由吴淞到上海的10英里长铁路，结果被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买断，予以拆除。由于清王朝统治者的愚昧无知，这一时期英美商人试图投资于中国的铁路修筑的愿望未能实现。

3.工业企业

这一时期的外资企业主要是为对外贸易服务的船舶修造厂和出口加工企业。1845年英国人柯拜(John Couper)在广州开设了柯拜船坞，成为第一家外资在华工厂。到1864年，外商在华设立的大小船厂有39家，主要分布在香港、黄埔和上海。其中较著名的有:上海的耶松、祥生两船厂。外商投资的出口加工业主要是在通商口岸设立的砖茶厂、缫丝厂、制糖厂、轧花厂等;此外还有为了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并便于占领中国市场的一些轻工业品的生产企业，如火柴、肥皂、制药厂、玻璃、造纸、卷烟厂等。1895年前，外商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有191家，总投资2000万元，其中船舶修造业和出口加工业有116家，占总数的60%，资本额1500万元，占总投资的75%。

在华大洋行投资领域广泛，涉及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多个领域。如怡和洋行除在金融保险、交通运输业进行大量投资外，还建立了船厂、码头、仓储公司、缫丝、包装、酿酒、制糖、棉纺等工业企业。其他大洋行如太古、旗昌、琼记等也都有类似的广泛投资。

外国洋行在华多样化的投资，不仅使为对外贸易服务的近代相关行业在华建立起来，大大便利了其对华贸易的开展，而且使他们逐渐控制了中国近代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业、交通运输业。通过对中国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的垄断及对出口产品加工、包装等的直接经营，从而保证了洋行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操纵。外国洋行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国际贸易知识和各种各样的特权，不断加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垄断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