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中国产业升级过程

中国产业升级过程

时间:2022-06-2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4.5.1小结本章基于垂直专业化视角研究了中国近年来出口贸易的价值构成,以反映“中国制造”在全球化分工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在测算中国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时,我们特别考察了加工贸易这一主导贸易方式对国内产业升级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

4.5.1小结

本章基于垂直专业化视角研究了中国近年来出口贸易的价值构成,以反映“中国制造”在全球化分工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在测算中国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时,我们特别考察了加工贸易这一主导贸易方式对国内产业升级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研究发现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2006—2008年中国出口的整体垂直专业化水平为45.5%—48.6%,呈微弱下降趋势。与HIY方法得到的结果(VSSHIY)相比,本章方法所测算的中国出口垂直专业化水平(VSSNEW)更高(大概是VSSHIY的两倍),但两者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由于出口贸易使用进口中间品将会减少一国出口品中的国内附加值,照此逻辑,享有中间品进口免税待遇的加工出口贸易无疑具有更低的国内份额。我们的测算结果证实了这一点:2006—2008年中国加工出口贸易的国外成分(VSSNEW)高达73.1%—81.2%,而一般出口贸易的这一指标仅有8.4%—11.5%,加工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显著高于一般贸易。这一结论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样成立。

其次,从细分行业结果来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明显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意味着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品中比国内的其他行业使用了更多的进口中间品。并且,国外成分(VSSNEW)超过50%的前8个行业的出口比例占2007年中国出口总额的45.7%。更为有趣的是,在这样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不少出口品均被贴上了“高技能”的标签,譬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但其国外成分高达84%。与此相反,纺织业等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国外成分则相对较低。

再次,按照贸易伙伴的收入水平进行划分,我们还发现,中国出口美国、日本、欧洲及中国香港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最高,其次是中国台湾,而中国出口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外成分(VSSHIY)则相对低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垂直专业化水平与出口目的地的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将出口值分解为国外成分和国内成分可以提供研究中国出口结构的新视角,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国内产业在贸易开放条件下如何借助于全球化价值链条实现升级。

综合全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本章的基本结论:中国的出口越来越融合到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但是自身附加值的贡献却远逊于出口总值的增长。换言之,来自中国的出口巨额增长只是某种“假象”,出口品所含技能水平的提升并未反映为国内附加值的同步增长,其中本身来自国外的中间品价值占据了大部分,国内的产业升级步伐缓慢。

4.5.2展望

通过度量中国近年来贸易构成的产业结构变化,并比照东亚各国或地区的发展经验,我们现在可以对未来中国的产业升级道路作出一个展望。很遗憾,我们的总体预期是:至少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已有的产业升级之路不易发生大的改变,产业升级的速度将依旧缓慢。我们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除了因为中国未来并不会改变接受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中小企业直接投资以及FDI的政策之外,还包括如下四点考虑。

第一,在国家禀赋方面,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全方位的产业升级。考虑到目前中国客观存在的地区经济差距,有条件实现产业升级的沿海发达地区在选择产业承接地时,将会优先考虑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产业的梯度转移注定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模式将会是长期的和渐进的,而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

第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以来形成的地方政府高度分权的政府治理结构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阻止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的贯彻和实施。产业政策多由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制定,具体表现为分管某一方面的部委机构。但是,在产业政策的实施阶段省市县级地方政府将发挥重要作用。正如我们所知,产业政策实质上是对现有既定经济发展路径的一种人为扭曲,使之符合政策制定者的意图。不难理解,如果中央政府所辖部委的人为扭曲与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目标不相符合,那么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将大打折扣,地方政府将倾向于选择符合当地条件及自身利益的方式来发展经济。

第三,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已经失去了当年东亚各国或地区推行产业政策的国际环境。东亚各国或地区在实施各自的产业政策时,为了更好地促进特定产业的成长并培养其国际竞争力,除了在国内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及其相关配套措施外,大多还同时实施了贸易保护政策,限制外国厂商进入本国市场参与竞争。与此不同的是,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已经失去了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机会,大多数行业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使得中国企业不得不在成长的同时即面临来自国际同行的激烈竞争。Lall(1995)、Rodrik (2007)均认为,如果要实现产业政策的目标,在其幼稚产业发展初期,东道国有必要对外国竞争者实施一定程度的限制。而中国当前恰好已经失去了这一条件。

第四,中国在实施产业政策时,虽然习惯于通过产业园的模式试图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但成功的园区至今仍然凤毛麟角。事实上,由于政策造成的扭曲环境,很多园区内企业的创新激励往往不足。而且,产业园区的优惠政策有时会激发企业的逆向选择,有些技术水平不高的企业为了享受政策上的优惠而通过包装自己骗取进入园区的资格,最终并未发挥政策预期的作用。这样的寻租行为颇为流行。

尽管当下人们对加快中国的产业升级步伐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但我们对未来五到十年产业升级的前景并不抱乐观态度。事实上,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的产业深化的过程和道路本身还是持肯定的态度。我们知道,推进产业升级的政策要产生效果,需要非常严格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绝不是容易满足的,它们可能因一国经济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改变而不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条件更难以出现。在这种状况下,也许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更加注重自己在过去30多年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只要它的产业在全球生产链上能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机会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分工和贸易的利益,它就能有效保持其产业的竞争力,就能实现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持续提高。而它在产业链上的爬行(从而产业的升级进程)看上去也许是缓慢的,但决不会停滞。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