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主要是哪些产品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美两国分别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价值链环节,扮演无可替代的角色：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制造者,成为全球价值链加工组装等下游环节国家（地区）的主要代表；而美国是最大的最终产品消费者,成为全球价值链市场渠道等上游环节国家（地区）的主要代表。

“中国制造”和“美国消费”自然表现为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及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因而中美双边贸易背后的贸易收益也成为国内外理论界讨论的重点。国外学者如Samunelson（2004）认为在需求缺乏弹性的前提下,中国的技术创新将威胁美国的长期利益。Baily和Lawerence（2004）的研究认为,在2000—2003年间,美国制造业15%的就业机会减少要归因于中国的进口增加。Scott（2005,2008）发现由于中国劳动者的低工资竞争,1989—2003年美国失去了150万个工作机会,而2001—2007年的中美贸易逆差则造成约230万美国人失业。

国内学者宋玉华和陈喆（2002）提出,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进口满足了美国国内需求,这种逆差有利于美国整体经济的运行。尹翔硕（2001）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使美国获得了大量外国资金,有利于调节美国的经济周期。刘光溪和陈文刚（2006）认为,由于中美之间经济结构的差异,中美贸易失衡的最大得益者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王苍峰和王恬（2009）发现近年来中美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中方得自贸易的相对利益并无增加反而减小。

综合以上观点,国外学者大多从狭义贸易收益即出口对就业及增长等贡献的角度出发,由此判断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获得了更大的贸易收益。而国内学者则从广义贸易收益即进口对产业升级、消费者福利等贡献的角度出发,指出美国并非是中美双边贸易的受害者。因此,双方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但没有很好地揭示中美双边贸易中的价值链分工这一本质。

基于增加值的贸易收益核算为厘清中美贸易收益提供了新的可行视角,曾铮和张路路（2008）通过对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测算,发现中美贸易的附加绝对价值逐年增长,但附加值比重却没有实质改善。刘建江和杨细珍（2011）通过对中美双边制造业部门的贸易利得实证,发现中美贸易失衡背后的利益流向并没有与贸易差额一致,中国在中美产品内贸易中获利微薄。

张咏华（2013）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出口规模和中美贸易失衡程度进行了分年度、分技术类别测算,并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做了对比,发现传统的总量贸易统计方法夸大了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和中美贸易失衡程度。王岚和盛斌（2014）利用增加值方法测度了1995—2009年的中美双边贸易收益,发现传统的贸易统计极大地高估了中美贸易失衡,分工地位的差距导致贸易利益在两国间的分配正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尤其表现在机电行业。

然而,正如Fung和Lau（1998,2003）、沈国兵（2005）所认为的,中美进出口贸易差额一定要考虑服务贸易因素。以上基于增加值视角的中美双边贸易收益文献存在一个共同不足,即只是从制造业层面对中美增加值贸易差额进行研究,而没有考虑两国服务业增加值贸易差额情况。此外,贸易收益实现方式是反映各国获取贸易收益能力及特征的重要方面,以上文献并没有就中美双边贸易收益的实现方式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书构建贸易增加值核算模型对中美双边出口额进行分解,进而从总体规模、行业结构、实现方式等层面对双边贸易收益进行核算,从中反映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角色和定位,为改善中国对美贸易收益水平提供思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