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学现有研究的完善

现有经济学文献中，管理者乐观主义其实包括管理者对自身能力的乐观主义（Geol＆Thakor，2008）及管理者对环境的乐观主义两个方面，其中管理者对环境的乐观主义又可分为管理者对银行竞争力的乐观主义（Gervais et al．，2011）和对银行所处环境的乐观主义（Minsky，1954）两部分。由于管理者乐观主义被认为是管理者的特质，因此，已有的文献在探讨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影响因素时，只能根据相关因素对环境的可能影响进行主观的分析，缺乏应有的理论及逻辑基础。

为完善经济学对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分析框架，本书首先从预期角度考察了管理者乐观主义可能的影响因素。从预期角度来看，王君柏（2012）、江世银（2012）认为自我效能及外部环境刺激是影响预期的主要因素，而申海波（2000）则强调了个体因素中的知识积累与风险态度以及时间特征中的时间因素。然后，从乐观偏差角度来看，影响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特征、事件特征、比较对象的社会距离及文化四个方面的因素。综合已有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预期角度所考虑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学已有文献考虑的影响因素其实都可以被乐观偏差的四个影响因素所概括。因此，本书认为，从乐观偏差的角度分析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影响因素最为全面。

其实，对管理者乐观主义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从两条途径展开。其一，是基于乐观量表的分析。即通过持续的调查问卷，通过大量发放乐观量表，考察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影响因素。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从管理者个人特质入手，如分析管理者过去经历、情绪状态、人格特质、年龄、收入、性别、经历、学历等因素对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影响。大部分关于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心理学文献都是运用此种分析方法。其二，是在假设管理者乐观主义为管理者唯一个人特质的前提下，探讨个人特质以外的外部因素对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影响。大部分关于管理者乐观主义的经济学文献都是运用此种分析方法。

本书认为，个体特征对管理者乐观的影响，更多地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畴。由于个体经验各有不同，在具体决策时又有不同的偏好及情绪反应，准确把握所有涉及因素对有限理性个体的决策行为的影响在相关文献与数据样本缺乏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因此，考虑到本书的研究主题及前期基础性文献的完善程度，本书选择第二条途径研究管理者乐观主义，即主要探讨外部因素对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影响。具体来说，管理者有很多特质，本书是以管理者趋向于呈现乐观偏差为前提的，从管理者诸多个体特征中抽取管理者乐观主义作为研究对象，在假定管理者乐观主义为管理者唯一特质，不考虑个体其他特质，如收入、年龄、学历、过度自信、自我效能等因素的基础上，从整体角度考察管理者群体所具有的乐观主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同时分析外部因素对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影响。此外，考虑到文化因素虽然对管理者乐观主义有影响，但对于一国而言，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因素，因此在本书分析中，也未将其纳入主要的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本书考虑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影响机制，主要是从事件特征与比较对象类型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这也与现有的经济学文献的研究思路一致。相对于已有经济学文献，本书在外部环境对乐观主义影响的分析中，纳入了事件特征与比较对象类型两个维度，即通过考察事件的特征（包括严重性、可控性、频率、典型性、时限、合意性）以及比较对象的类型两个维度，考察环境对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影响，进而完善了管理者乐观主义影响机制。

在此基础上，本书可以对管理者乐观主义的时变性做进一步的解释。从个人特质上看，管理者本质是具备乐观主义的，但外部因素在事件的特征（严重性、可控性、频率、典型性、时限、合意性等）以及比较对象的类型两个维度的变化，对管理者乐观主义水平产生了影响，进而体现出时变的特征。

此外，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波动、银行流动性变动、银行资本率升降、银行规模扩缩、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等事件，都可能通过事件的特征（严重性、可控性、频率、典型性、时限、合意性等）以及比较对象的类型两个维度影响银行管理者乐观主义。由此，本书认为，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诸因素可能都会对银行管理者乐观主义产生显著影响^[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