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及其社会经济含义

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及其社会经济含义

朱国宏

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是指人口变动中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既受种种现代因素制约，又直接受人口政策的影响，因而，不同的现代化进程和人口政策之下会形成不同的人口转变模式。中国人口转变模式不同于西欧国家当年的人口转变经验，也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历程，其独特的人口转变过程，既为现代化进程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对未来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的目的在于，利用人口转变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独特的人口转变历程，探讨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

一、中国人口转变历程及其特征

1．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最早由法国学者兰德里(A．Landry，1874—1956)于本世纪初提出⁽¹⁾。此后，美国学者汤普森(W．S．Thompson)、诺特斯坦(F．W．Notestein)、莱宾斯坦(H．Leibenstein)、寇尔(A．Coale)和澳大利亚学者卡德威尔(J．C．Caldwell)等人发展了这一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分析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变动，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丰富了人口学的理论研究。

人口转变理论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人口转变过程进行经验研究，由此形成了人口转变过程的不同阶段划分理论，如“三阶段论”、“四阶段论”、“五阶段论”等;二是对不同人口转变过程的理论解释，由此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性理论，如“现代化理论”、“成本—收益理论”、“财富流理论”等;三是对不同国家人口转变过程的实证分析、理论解释和预测，由此形成了对不同国家人口转变问题的政策意见、趋势预测和理论解释等⁽²⁾。

人口转变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整体，尚未达到成熟的地步。然而，它的阶段划分理论已成为一种十分有用的理论框架。

2．中国人口转变的阶段划分

在人口转变理论所提供的多种阶段划分模式中，美国学者彼得(C．Pete)和拉金(R．Larkin)于1982年提出五阶段划分与中国人口转变的实际情况比较接近(参见图1)⁽³⁾。在这一五阶段划分中，对应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参见表1—表4)，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1)第一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维持较高的水平，尚未开始人口转变。中国人口1949年以前的情况大致相当于这一阶段。1949年时，中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⁴⁾。

(2)第二阶段，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口增长加速。中国人口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大致相当于这一阶段。到1957年，中国的死亡率已降至10．80‰，而出生率仍高达34．03‰。

(3)第三阶段，死亡率维持低水平，而出生率继续维持高水平，人口呈高速增长。中国人口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大致相当于这一阶段。在1962—1970年间，中国人口死亡率由10．02‰降至7．60‰，而出生率由37．01‰降至33．43‰，其间有波动，变化甚微。

(4)第四阶段，死亡率继续维持低水平，生育率继续下降，人口增长速度减慢。中国人口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大致相当于这一阶段。在1970—1980年间，中国人口死亡率由7．60‰降至6．34‰，而出生率由33．43‰迅速下降至18．21‰。

图1　人口转变的五阶段模式(C．Pete＆R．Larkin)

(5)第五阶段，死亡率维持着极低的水平，而出生率维持着较低水平，人口以较慢的速度增长。中国人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大致相当于这一阶段。从1980年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维持着6‰—8‰的低水平，而出生率则在20‰左右波动，到1990年代降至20‰以下⁽⁵⁾。

表1　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1949—1995年)单位:‰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中国人口资料手册》;孙敬之主编:《80年代中国人口变动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演变，可以认为，到第五阶段，中国已实现了人口转变，使出生率、死亡率由较高的均衡状态进入较低的均衡状态。

应当指出的是，在第二、第三阶段之间，1959—1961年为中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时期，与当时的“三年自然灾害”相联系，这三年的出生率下降而死亡率上升，甚至形成了负增长。

3．中国人口转变模式特征

上述五个阶段构成了中国人口转变模式，这一模式与传统的经验模式比较⁽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在死亡率降至极低水平时，出生率居高不下。在传统的经验模式中，死亡率降至一定程度时将引发出生率的下降，从而使人口转变由早期扩张阶段进入后期扩张阶段。但是，在中国模式中，死亡率在20世纪50年代持续下降至10‰左右的水平而出生率却居高不下，一直延续到60年代。

(2)很高的出生率和很高的死亡率同时并存且持续相当长时间。第三阶段的情况为传统的经验模式所没有，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是一大特征，这一特征是人口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国20世纪60年代几乎均处于这一状态之中。

(3)出生率的下降迅速且降幅大。在传统的经验模式中，出生率的转变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而在中国，出生率由30‰以上降至20‰以下，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这在世界人口转变史上是罕见的。

(4)出生率下降至较低水平时出现波动。在传统的经验模式中，出生率下降至15‰左右时才出现波动，而中国则是在20‰左右出现波动。

(5)转变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仍有较大差距。在传统的经验模式中，人口转变完成后，出生率与死亡率十分接近，甚至因出生率低于死亡率而形成负增长。而在中国，由于死亡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尽管出生率已降至20‰以下，但仍有10‰以上的人口增长率。

4．人口转变的决定因素

决定人口转变的因素也就是决定死亡率下降和出生率下降的因素。对于中国的死亡率下降，学术界的观点比较一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1949年建国以后社会稳定，为死亡率的下降提供了基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为死亡率的下降创造了条件;二是得益于世界性卫生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明显下降;三是中国政府对降低死亡率所作的一系列努力，包括全民卫生运动、医疗网络的建立和完善、医疗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等。正是这三个方面因素的作用，使中国死亡率在1949年以后的短短十年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出生率的下降，在传统的经验模式中，被认为与一系列的现代化因素有关，如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的发展、妇女地位的提高等，因而，出生率下降被认为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并表现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中国的经济在1949年以后无疑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这种快速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使中国进入较高现代化程度的行列，相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仍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因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生育率的居高不下，其原因似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是缺乏现代化的基础。

然而，同样的现代化背景之下，中国的出生率在20世纪70年代却奇迹般地开始下降，而且下降速度之快世所罕见。这是无法用现代化因素来解释的。这主要由1973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有效的计划生育活动促成的。推行计划生育是1970年代中国出生率迅速下降的主要决定因素。问题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不仅实行计划生育，而且政策更为严格、措施更为严密，但出生率却出现了两次波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从直接的原因上看，前一次波动主要与年龄结构变动、新婚姻法颁布等因素相联系，后一次则与人口政策调整有关。然而，从间接的原因上看，仍与中国人口转变中的现代化基础有关。特别是社会因素的作用，如教育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等。而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可能是使出生率由80年代的波动转变到90年代的持续下降的最重要的现代化因素⁽⁷⁾。

二、伴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人口变动

1．人口增长:从加速到减速的转变

伴随着人口转变过程，人口增长也经历了从加速到减速的转变过程。在中国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即以死亡率持续下降为特征的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人口增长的加速阶段，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亿增加到1957年的6．46亿，净增1亿多人，相当于1949年以前50年的人口增长总数，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由16‰上升到23．23‰。三年特殊时期之后，出生率的回升，使自然增长率一度达到33．33‰的历史高度，随后一直到1970年，始终在25‰—28‰之间徘徊，人口呈匀高速增长状态。1971年自然增长率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23．33‰)。此后，中国人口增长开始进入减速阶段，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至1980年的11．87‰。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有出生率的两次波动，但自然增长率在波动中趋于下降，到90年代中期已降至10‰左右的水平。

可见，伴随着人口转变历程，在人口增长上形成了从加速到减速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中国政府通过计划生育活动成功地遏制了人口高速增长的势头，延缓了人口压力的加重态势。然而，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由于人口增长先加速后减速，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减速势头甚猛、减速幅度很大，但在加速过程中形成的庞大人口基数，使得减速后的中国人口仍有很高的增长量。譬如，1949—1993年中国人口净增6亿人，如以1971年为界，则加速和匀高速阶段人口净增3亿，和减速阶段几乎一样多。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净增的人口数几乎和50年代一样多，而自然增长率却不到50年代的一半。这说明，人口减速并不意味着人口增长问题的消弭。

2．年龄结构:从年轻化到老龄化的转变

伴随着人口转变过程，在人口结构上首先就是年龄结构从年轻化到老龄化的转变。当然，这一转变历程通常滞后于人口转变过程。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主要与死亡率的下降相联系(参见表2)。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死亡率下降，少儿人口(0—14岁)比重由1953年的36．3%提高到1964年的40．7%。而在60年代匀高速的人口增长中，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得到了巩固，到1970年少儿人口比重仍维持40．6%的高水平。此后，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年龄结构年轻化的趋势得到遏制并开始逐步减轻，到1980年降至与1953年相当的水平(36．9%)。此后，少儿人口比重继续下降，到1988年已降至30%以下(28．1%)。

表2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1953—1990年)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资料手册》、《中国社会统计资料》、《80年代中国人口变动分析》。

年龄结构的老龄化主要与出生率的下降相联系。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口(65岁以上)比重不断提高，由1970年的3．9%提高到1980年的4．7%，再提高到1988年的5．3%。应当说，直到90年代初，中国的年龄结构也只不过趋于老龄化，老龄化的严重性尚未表现出来。只是，和年轻化相联系，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开始了向老龄化转变。

三、中国人口转变的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含义

1．人口转变趋势

分析人口转变趋势首先要对目前中国人口转变的状态作一判断。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变动上看，1994年两者分别为17‰和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与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波动在零左右的自然增长率相比，似乎中国人口转变距离完成尚有一定差距。然而，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对比上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别主要在更低的死亡率上。多数发达国家的死亡率均高于10‰。至于出生率，中国目前的水平已接近于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

后期人口转变的实质在于生育率的转变，因此，我们还可以从生育率的转变状态来判断中国的人口转变状态。如果以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作为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志，那么，中国目前可以说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参见表3、表4)，因为，199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15‰，相当于更替水平。从全国范围看，到1992年，已有21个省(市)自治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其人口总和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强。这种低生育率状态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至于未来的人口转变趋势，根据对目前计划生育形势稳定持续的态势来判断，可以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将趋于进一步下降，预计到2000年降至2‰左右，此后继续下降至略低于2‰的水平。从而，出生率也将进一步下降。据预计，到2035年前后，中国人口将进入零、负增长状态。

表3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1955—1990年)单位:‰

资料来源:陈胜利、安斯利·寇儿:《中国各省生育率手册》，中国人口出版社，1993年版。

表4　中国生育率转变的地区差异(1987—1992年)

资料来源:《人口研究》1995年增刊。

这种趋势推断，还可以从上海的个案中得到佐证。上海人口在1993年开始进入负增长状态，而上海人口转变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即已开始，比全国的人口转变约早20年左右⁽⁸⁾。考虑到上海的特殊性，预计全国人口转变滞后于上海20年左右，还是完全可能的。

2．人口转变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

如前述，人口转变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引致人口从加速转变到减速，这一转变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人口增长的减速，使人口高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遏制。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已使中国形成人口危机的话，那么，人口增长的减速延缓了这种人口危机的加重势头，从而为其现代化进程赢得了时间。而这也正是70年代初开展计划生育活动的初衷。

其次，人口增长的减速使得中国人口逼近自然环境承载力极限的时间延长了。任何自然环境在一定条件下都有一个最大承载力问题。据研究，中国土地资源的最大承载力在16亿人左右⁽⁹⁾。按照人口转变中出生率开始下降时的1970年的人口及其增长率计算，中国人口要到2015年才会增加到16亿;按照预测，则要到21世纪中期才会达到16亿，而到那时，中国人口转变已进入零或负增长状态。

再次，由于人口增长的减速，人口、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由于人口的高度增长，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不断趋于紧张，大大损害了发展的可持续性。一方面是人均资源拥有量不断减少，社会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和消耗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引起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人口增长的减速虽然不能消弭这些问题，但可以使其恶化趋势得到遏制。

最后，人口增长的减速，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居民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提高成为可能。从经济增长上看，1978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并不低，甚至也可称为快速增长，但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为人口增长所抵消，以至于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而1978年以后，一方面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得益于人口增长减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不仅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转变，而且按照PQLI指数计算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也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¹⁰⁾。

此外，伴随着年龄结构的转变，还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如劳动适龄人口的负担减轻、新增人口的投资比例下降、劳动力资源丰富等。

3．人口转变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长期趋势看，人口转变无疑是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人口转变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二:一是1949年以后持续20多年的人口加速增长，其直接的后果是，在人口转变进入完成状态的90年代，仍因其庞大的人口基数而有着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的高增长量。因此，人口转变只是使人口转变增长问题得到消弭，而“人口惯性增长”问题依然存在，并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是中国发展现代化时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中国人口转变有时间短、降幅大的特征。这种特征一方面使人口增长势头很快得到遏制，另一方面也使年龄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前者是有利于现代化进程的，而后者，从长期看也有利于年龄结构的稳定化，但一定时期内会产生特殊的人口转变问题，这主要表现为:

(1)人口老龄化。应当说，任何国家的人口转变都有一个人口老龄化过程，事实上，发达国家目前的高度老龄化正是人口转变的结果。问题是，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人口转变的时间短、降幅大，人口老龄化过程将来得更为突兀更为迅猛。2000年以后，中国将真正进入老龄化时代，达到高度老龄化的程度。据预测，老龄人口比重2010年达到7．8%，2020年达到10．9%，2030年达到14．5%，2040年达到19．5%。无论是老龄化的速度还是程度，都是其他国家不曾有过的。如果不未雨绸缪，尽早考虑这一特点，将会使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影响。

(2)特定人口群体的形成。这里，特定人口群体主要指实行计划生育后出生的一批人，这批人的共同特征之一是，都属于独生子女或少子女家庭。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独生子女群体的形成。这一群体的成长有其特殊性，而成年后，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具有特殊性。因而，一方面是独生子女群体的培养问题，另一方面是成年后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家庭中的代际关系问题，都是十分值得探讨的。

(3)劳动力短缺问题。从理论上说，人口转变后迟早会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但是，就中国人口而言，据预测，至少在下一世纪上半叶尚不至于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¹¹⁾。因为，劳动力的规模在2020年前后才达到最大值，此后虽然减少，仍有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数量。所以，如果出现劳动力短缺，将是2050年以后的事情，而到那时，可能劳动力的需求将更多地取决于其质量而非数量，如果是这样，那么，劳动力短缺问题将不至于构成现代化的障碍。只是，在此之前，地区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应予以关注。

此外，人口转变后的人口变动还将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譬如，通过学龄人口变化对教育发展的影响，通过妇女生命周期的变化对妇女地位的影响，通过劳动适龄人口变化对就业的影响，通过老年人口变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等。所有这些，都将对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

四、结论

除了1959—1961年间的特殊时期外，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五个不同的阶段，这五个阶段由其特征所决定，构成了中国独特的人口转变模式。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的下降得益于稳定的社会环境、世界性的医疗卫生技术进步和普及以及中国政府的制度性安排和推动;而出生率的下降主要与中国有效的人口控制相联系，现代化因素则起了推动作用。中国的人口转变引致了一系列的人口变动，其中最主要的是:人口增长实现了由加速到减速的转变，年龄结构开始了从年轻化到老龄化的转变。与中国人口转变的特征相联系，未来中国仍将面临一系列人口方面的挑战，除了一定时期内人口惯性增长引起的高增长数量问题外，还有一系列结构性的人口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需要在制定长期战略时予以充分考虑。

原载1997年第4期

【注释】

(1)兰德里最初于1909年在其论文“人口的三种主要理论”中提出人口发展的三个阶段划分，即原始阶段、中期阶段和现代阶段。后来，在1934年发表的著作《人口革命》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人口发展的阶段演变。他被认为是人口转变理论的始作俑者。

(2)有关人口转变的阶段论及解释性理论的评述可参见李竞能主编的《当代西方人口学说》一书第10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彼得和拉金1982年在《论人口转变与多阶段反应学说》一文中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事实，提出五阶段划分。这种划分是将人口转变阶段与不同地区类型结合起来而作出的，每一阶段均对应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

(4)对于中国1949年以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有着基于人口普查资料的不同推算，而不同推算的结果是不同的，如卡德威尔(J．Caldwell)推算的1949年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45．9‰和21‰(卡德威尔:《中国人口的普查》，李成瑞主编:《十亿人口的普查》，北京: 1984年)。同样，班久蒂(J．Banister)对中国1953—1982年间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推算结果也与官方口径不一致(Banister，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5)对于中国1949年以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有着基于人口普查资料的不同推算，而不同推算的结果是不同的，如卡德威尔(J．Caldwell)推算的1949年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45．9‰和21‰(卡德威尔:《中国人口的普查》，李成瑞主编:《十亿人口的普查》，北京: 1984年)。同样，班久蒂(J．Banister)对中国1953—1982年间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推算结果也与官方口径不一致(Banister，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6)传统的经验模式这里指西欧国家的人口转变经验历程，属于典型的三阶段论，即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高”转变到“高低”再转变到“低低”的过程。

(7)可参见朱国宏:《现代化与中国人口》，《人口研究》1989年第2期;朱国宏:《人口转变论——中国模式的描述与比较》，《人口与经济》1989年第2期。

(8)参见朱国宏:《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研究:以上海为个案》，《人口与经济》1994年第3期;朱国宏:《面对负增长:上海人口政策是否需要改变》，《人口研究》1995年第1期。

(9)这是根据中国土地资源最大生产能力的预测而得出的最大人口承载力判断(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自然资源综合考查委员会:《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1990年中国PQLI指数值为82。

(11)预测数字显示，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在2000、2010、2020、2030和2040年分别为8．58亿、9．83亿、10．32亿、10．25亿和9．72亿(陈卫:《中国的低生育率》，《人口研究》1995年增刊;路磊、林富德:《中国人口发展前景》，《人口》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