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制约”与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马尔萨斯制约”与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新认识

华　民

一、导论

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最近的1 000年中，西方国家富起来了，而原来富裕的东方国家却变得相对贫困了?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乃至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得出了许多重要的、有时是相互补充的、有时又是相互冲突的看法。比如:诺斯的制度决定论、马克斯·韦伯的宗教决定论、布罗代尔的技术决定论、彭慕兰的资源决定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国际剥削论，以及威廉·麦戈伊的文化技术决定论等，为我们理解东方世界为何衰落和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够兴起提供了多方位的观察视角。

在分析西方经济发展的原因时，人们一般马上会想到的是技术发明，而不是各种新制度的建立，然而就如道格拉斯·C·诺斯和罗伯特·保罗·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部新编经济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是新制度的建立对西方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在各种各样的新制度中，财产权的制度是其中的关键所在。自从有了财产权，西方传统的财产没收就被税赋征收所替代，这种变化使得财富的积累和经济增长成为可能⁽¹⁾⁽²⁾。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种制度上的变革源于宗教的改革。尽管马克斯·韦伯从来没有说过新教是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唯一原因，但是他始终认为新教是使西方区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因为新教使得基督教摆脱了巫术的影响，从而使得人们可以理性地对待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而导致韦伯定义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³⁾。布罗代尔并不否认制度因素在西方世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与马克斯·韦伯不同，他认为把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区分开来的主要因素在于欧洲拥有工具和建制的优势，即拥有证券交易和各种形式的信贷。这种优势导致欧洲率先进入资本主义，而不具有这种优势的其他地区要么处在传统的市场经济，要么处在更为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从而造成了欧洲地区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增长上的巨大差距⁽⁴⁾。

美国史学家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从区域经济比较的角度(他认为这样更加具有可比性)，对西方兴起与东方衰落的原因做了独到的研究。他发现，像中国这样非常典型的东方国家之所以与工业化无缘，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经济增长受到了资源的约束，以至在农村劳动报酬递减、自由劳动大量产生的情况下，只能采取更加劳动密集的社会分工来吸收社会的剩余劳动，从而失去了发展现代大工业、并且依靠大工业的发展来推进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的可能性。相反，欧洲几个重要地区(如苏格兰低地、德国的鲁尔区等)却因为拥有丰富的煤、铁资源而迅速地发展起了现代的大工业。结果，在西方成功地发动工业革命以后，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东西方在经济发展上的“大分流”⁽⁵⁾。

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注重政治因素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不赞成用抽象掉政治因素的纯经济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分析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及其演进。通过导入政治因素，他们发现，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等级制的结构，导致这种结构产生的关键因素就是因为西方世界在走出中世纪以后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迅速发展起来了，而东方国家则由于地方群体的利益过于分散而使得国家机器非常弱小，国家机器力量上的这种巨大差距最终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等级制结构，并在1640年左右稳定下来。按照沃勒斯坦的描述，这种等级制的结构由处在中心地位的核心国家和处在外围或者半外围地位的边缘国家所组成，其中，核心国家利用其政治上的优势对处在相对劣势的边缘国家进行“国际剥削”而富裕起来，其方法就是所谓的“不平等交换”。因此，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除非对世界体系进行革命性的再造，否则那些处在边缘地区的国家将会陷入永远也无法赶上来的不利境地⁽⁶⁾。

威廉·麦戈伊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对东西方发展的不同走向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在麦戈伊看来，人类文明起源于有文字记载的年代，随着文字(文化)技术的演变，人类文明也就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而进入更加高级的发展阶段。根据麦戈伊的划分，象形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阶段;字母拼音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二阶段;15世纪中叶，印刷术传至欧洲成为文化的主宰;进入20世纪以后，能够记录和传播视听图像的技术和设备被发明和创造出来了，人类文明因此而进入文字后的第四个发展阶段;从1990年开始，随着电脑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人类文明又开始进入一个数字化的新纪元。以文化技术的变化为主线，麦戈伊认为，东方的象形文字文明由于文字，从而也就是文化学习的成本过高，容易被少数人所垄断，因此会造成社会政治与经济的集权化发展，而在一个集权化的社会中，不仅社会的创新活动会趋于枯竭，而且也不利于动员人民群众来参与经济发展。与此相反，西方的字母拼音文字技术再加上印刷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人们学习文字(文化)、进行思想和技术传播的成本，并且使得文化上的垄断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垄断不再成为可能，结果就有了民主政治和技术创新。于是，就有了15世纪以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径和经济增长上的巨大差异⁽⁷⁾。

所有以上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世界经济发展的丰富知识，但同时也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人们对于那些经济增长落后、贫困现象司空见惯的大部分非欧洲国家究竟如何才能像欧洲国家一样走上富裕之路至今仍然找不到明确的答案。本文从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来讨论世界经济实际上是如何发展的，并且力求找到一些规律性的现象，以便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寻找可行的道路。

二、“马尔萨斯制约”: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在已经过去的1 000年中，世界人口增长了22倍，人均收入提高了13倍，世界GDP提高了近300倍，这与在此之前的那个1 000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世界人口仅增长了六分之一，而人均收入并没有任何提高⁽⁸⁾。

为什么在两个1 000年中人口增长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呢?布罗代尔对此的解释是:“人丁系统被围在一个几乎不可捉摸的圈子里。人口数量刚要触及圈子的周边，几乎马上就出现退缩。恢复平衡的方式和时机并不缺乏:匮竭、灾荒、饥馑、苦日子、战争，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种种疾病。”⁽⁹⁾布罗代尔所说的这个不可捉摸的圈子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所说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马尔萨斯在与戈德温和孔多塞的辩论中强调指出，人口将会不断地超过食物的供给，所以人类进步既不会迅速地、也不会无限制地实现⁽¹⁰⁾。人类进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趋势呢?马尔萨斯的推理是，人口不受限制时将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生产将按照数学级数增长。为了防止人口超过可得到的食物供给，就会有周期性的战争、灾难和疾病⁽¹¹⁾。我们把由马尔萨斯发现和提出的这种人口增长将受到有限食物制约的现象称为“马尔萨斯制约”。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人口稀少，这时人类文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约束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马尔萨斯制约”，而是由人类本身欠发展所带来的行为和认知能力的约束。从欧洲国家来看，真正的“马尔萨斯制约”大概发生在公元1300—1400年。公元1300年时，西欧的人口猛增到5 800多万，迅速触及到了布罗代尔所说的圈子的边界，这意味着人口增长开始受到“马尔萨斯制约”，结果，西欧的人口急剧下降，到公元1400年时，西欧人口存量只有4 100多万，其间的人口复合增长率为－0．34%，西欧的人口增长和社会进步因此而受到重创。经过100多年的调整以后，西欧的人口才重新恢复到公元1300年的水平⁽¹²⁾。

尽管人类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进行着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努力，但是，旧的“马尔萨斯制约”被突破了，新的“马尔萨斯制约”又产生了。在整个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旧的、源于食物有限性的“马尔萨斯制约”渐渐地演变为新的、来自于整个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性资源有限性的“马尔萨斯制约”。这一变化表明，“马尔萨斯制约”不仅适用于人类赖于生存的食物，而且也适用于人类文明发展所必需的每一种自然资源。因此，尽管马尔萨斯的预言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但是，人类迄今为止仍然坐在“人口炸弹”上、处在自然资源有限的压迫下。所以如何控制人口增长、节约甚至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仍旧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并且，更为令人焦虑的是，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因为工业革命和部分国家的富裕而得到根本上的缓解。

对此，美国生态经济学家威廉·福格特在《生存之路》一书中，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用曲线图来表示这样一些力量。其中之一是人口曲线。……在过去五十年中，更是以令人眩晕的高速直线上升。另一曲线图是资源。……最近一百五十年来，曲线的方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像瀑布一样向下直泻。这两条曲线历来都是相交的。但现在它们却越来越快地分离。两条曲线离得越远，要把它们重新拉在一起也就越困难。……如果人类不能根据有限的资源数量来全面调整生活方式，那我们就应该放弃过文明生活的一切希望，准备着以不可遏止的速度陷入战争的深渊，回复到野蛮时代。”⁽¹³⁾

三、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两种不同方法:控制人口与发展经济

马尔萨斯观察到了人口增长会受到食物有限的制约，当代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又进一步观察到了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不可再生资源有限的制约。所有这些发现给人类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课题，那就是如何来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以及经济增长和有限资源利用上的均衡。

马尔萨斯本人是主张通过积极的和道德上的抑制来实现人口零增长的。其中，对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就是死亡率的上升，造成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人口过度增长所引起的工资率的下降(其背后隐含的事实就是食物供不应求)，随着工资的下降，灾难和饥饿就会大量发生，从而导致死亡率的上升和人口数量的减少，这样的调整过程一直会持续到人口零增长、工资水平恢复到维持现有人口生存水平的状态才会停止。所谓道德上的抑制有时也被马尔萨斯定义为消极的抑制，其方法就是控制出生率，而在马尔萨斯生活的时代，控制出生率的唯一方法就是晚婚或禁欲。

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人类事实上并没有按照马尔萨斯给出的路径来保持人口增长与食物生产的平衡，束手听命于“马尔萨斯制约”将人口局限在布罗代尔所说的圈子里边，而是采取了远比马尔萨斯更要“积极”的方法，借助于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不断地突破“马尔萨斯制约”，保持了人类的“向春性”和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

在对人类如何借助于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来突破“马尔萨斯制约”这个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以前，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人类为何必须要突破“马尔萨斯制约”?马尔萨斯的回答是为了满足人类本性。在马尔萨斯看来，两性间的情欲是人类的本性，为满足这种情欲人类就需要婚姻和家庭，从而就会有人口的繁殖。然而，作为一个人口增长的悲观论者，马尔萨斯并没有去努力寻找有效的方法来突破由他自己所发现的制约，相反，马尔萨斯主张以较高的死亡率来实现对人口增长的所谓积极抑制。马尔萨斯的这种看法显然是自然主义的。其实，人类之所以需要不断地寻求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可行方法，目的并不是纯粹为了满足人类的自然本能，而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发展和解放，以便最终与动物及自然界区分开来。就像美国学者查尔斯·霍顿·库利所说的:“生命，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整体出现的，是一个由共同的后裔按照共同的生存原则组合起来的大家族。……这条生命历史的长河源远流长、支流众多，却似乎是在两条明显分开的河道里流动的。也许我们用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的一条公路来比喻这两条生命的传递线更为恰当。河流是遗传或者动物传递，公路是交流或者社会传递。河流里传递的是生物种质，公路上传递的是语言、交流和教育。公路比河流出现得晚:它是一种发展，在早期的动物生命进程中是不存在的，但后来沿着河流出现了模糊的痕迹，渐渐显著和充实起来，最后发展成为精致公路，承受各种车辆，达到和河流相等的运载量。”⁽¹⁴⁾

毫无疑问，假如人类不能有效地突破“马尔萨斯制约”，那么那条沿着河流的公路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将是人类始终不能从动物世界中完全脱离出来，这样自然也就没有人类文明可言。所以结论是简单的:为了发展和解放人类本身，为了文明，人类必须寻找到合适的方法来突破“马尔萨斯制约”。

人类在寻求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过程中，一开始采取的方法显然是带有兽性的，那就是征战与掠夺。以西部欧洲为例，从古代社会的蛮族入侵，到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再到现代的殖民运动，是三次具有典型意义的兽性扩张行为，尽管《拉丁和日耳曼国家的统一史纲》一书的作者利奥波德·兰克幽默地把这三次带有兽性的扩张行为称为西欧社会的三次深呼吸⁽¹⁵⁾。然而，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说的，这种带有兽性的帝国主义扩张基本上是重新分配型的⁽¹⁶⁾，这也就是说，胜利者财富的增加总是伴随着被征服者财富的减少，乃至生命的丧失。因此，假如不是从单个民族或者国家的角度，而是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问题，战争与征服并不能有效地突破人类所面临的“马尔萨斯制约”。

另一方面，古代文明衰亡的历史又清楚地表明，即便是那些在战争和征服中获得胜利的民族或者国家，最终也没有因为成为胜利者而侥幸存活下来。对此，马克斯·韦伯曾经作过深入研究。韦伯根据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关于分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进一步研究和分析了古代的罗马经济。发现罗马的崩溃就在于它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分工，而只能进行非常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阶级分工，结果，当罗马作为一种伟大的文明达到其发展的巅峰阶段不久以后，便因为失去经济基础而土崩瓦解⁽¹⁷⁾。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罗马通过常年的征战获得了大量的奴隶，从而使得建立在剥削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分工与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建立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分工与经济增长方式)占了上风。在这样的增长方式下，由于奴隶缺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而奴隶主(包括大地主)又缺少企业家精神，因此，当古代罗马帝国一旦失去新奴隶的来源，就会陷入增长与统治的危机，直至最后走向解体。这样的现象在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中曾经多次发生，最后的结局基本上都是相似的。

在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过程中，人类最初采用的理性方法就是贸易。布罗代尔把贸易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低级形式的，如集市、店铺和商贩等;另一种是高级形式的，如交易会和交易所等⁽¹⁸⁾。低级形式的市场交易活动通常是与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相联系的，因此它最多只能成为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一种中介，而不能改变该地区要素的稀缺性与基本的资源禀赋，因而它对打破“马尔萨斯制约”的作用是不大的。但是，被布罗代尔称之为高级的市场贸易方式就不同了，它超越了地方的界限而日益演变成为全球性的贸易行为，随着低级的店铺让位于高级的商场、低级的集市贸易让位于高级的交易会和交易所，大交易会在16世纪的南部欧洲迅速呈现鼎盛之势，到了17世纪，这种高级的商业活动很快摆脱了地中海这个狭小的引力圈而拓展到了大西洋的广阔天地，先是威尼斯、后是荷兰(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先后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借助于这种世界贸易的中心地位，欧洲人开始了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财富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结果，世界各地的货物不间断地输送到了欧洲，从而使得欧洲有可能率先突破“马尔萨斯制约”而实现经济增长。

但是，正如古典经济学家们正确指出的那样，商业活动与农业劳动和工业生产不一样，它不是一种生产性的劳动，因为它只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介，整个商业活动虽然可以创造价值，但是并不创造新的物质财富。所以，商业活动虽然可以改变物质财富的空间配置，帮助某些地区的人们突破“马尔萨斯制约”，但是，就整个人类而言是不可能依靠商业活动来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商业活动只能改变物质财富的空间配置，但是却不能创造出新的物质财富。正是商业活动的这种局限性，使得曾经显赫一时，甚至统治整个世界的威尼斯和荷兰先后走上了衰败的道路。与此相对应，曾经广受推崇的重商主义思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

荷兰成为16世纪末欧洲第一个起跑的国家，其方法是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商业和金融模式，紧随其后的是英国，英国崛起的方法是工业化。当欧洲刚刚走出中世纪的时候，磕磕绊绊的工业(毛纺和冶金)在地理上的分布并不偏爱欧洲的任何地区。但是，就在从1575—1620年的这段时间内，英国的经济突然启动了，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英国的工业化发展迅速。随着英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出口很快就从以粮食和奶制品为主的结构演变成为工业制成品为主的结构，特别是纺织品出口占据着首要的位置⁽¹⁹⁾。与此同时，荷兰则因为经济早熟，并且随着富起来的企业家日益蜕变为食利者而逐步走向衰退。至于仍然在崇尚农业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以包括重农主义的法国，都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的倾向。与荷兰相比，英国的工业化发展在突破“马尔萨斯制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因为工业化发展首先吸引了大批农民从乡村流向城市，由农民变为自由劳动者，而伴随着大批农民进城而来的则是农村土地的集中和技术的进步，继而引起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的人口压力突然之间就消除了，所有以上这些进程的发生，关键在于工业化使得人们可以摆脱对土地产品的绝对依赖，工业化借助于技术和科学，让人类最终过上了富有的生活。

然而，事情的发展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当工业化导致人们生活水准上升、财富增加时，人们既没有必要通过生儿育女来增加家庭财富，同时又需要更多的闲暇来松弛工业化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紧张。结果使人们生儿育女的动机为之大减，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必然会超过食物增长的铁律终于被打破。时至今日，在那些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里，即使经济零增长，也不再会导致饥饿和社会骚乱。

四、突破“马尔萨斯制约”需要人类理性

尽管自欧洲发动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口逐渐摆脱了“马尔萨斯制约”而远离饥饿、疾病和死亡，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国家和世界人口至今还处在“马尔萨斯制约”下忍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折磨，并常常面临死亡的威胁。这种巨大的反差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的回答是:由于突破“马尔萨斯制约”需要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因此，那些缺乏理性或者智慧的国家就很难找到有效的方法或路径来突破“马尔萨斯制约”。

从我们以上所作的分析来看，古代文明之所以会在人口增长中走向崩溃，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古代文明大多是以占有为基础的。萨米尔·阿明把这样的制度称为“贡赋制”，以示与无国家时期的公社制的区别⁽²⁰⁾。从历史上看，这样的贡赋制通常可采取两种形式，即内部的贡赋制与外部的贡赋制，前者如印度和埃及等，后者如罗马和中国(当然中国同时也存在内部的贡赋制)等。由于贡赋制重在财富的占有和分配，而轻视财富的生产和创造，所以，随着人口的增加，马尔萨斯危机迟早是要爆发的。因此，这样的制度安排是不合理的。马克斯·韦伯曾对这种不合理性作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这种以占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使用的是奴隶劳动，整个社会并不存在劳动分工，尽管当时也存在国际贸易，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它仅限于贵族精英们使用的奢侈品，因而对经济发展无足轻重，根本不可能为消费品创造出真正的大众市场。而作为社会统治阶层的贵族与大土地所有者又很少具有企业家精神⁽²¹⁾，结果，除了征战和掠夺，以及社会上层统治阶层的精神世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外，人民群众则大多生活在“马尔萨斯制约”下的贫困之中。

如前所述，人类最初所选择的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理性行为是贸易，而且是布罗代尔所说的那种高级的、并且是洲际性的远程贸易。这样的选择是如何产生的呢?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样的选择源于宗教改革，而道格拉斯·诺斯则认为其源于所有权与现代国家的建立。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人类之所以能够作出这种理性的选择，首先源于知识的演变与革命。对于这样一场知识演变与革命，挪威学者托布约尔·克努成作了如下的描述:“在中世纪的黑暗年代，信仰是学术研究的主要源泉和支柱。奥古斯丁说:‘信而后能知。’他用理性为信仰服务。但是在中世纪后期，理性开始取代信仰而成为基督教思想的主要支柱。……中世纪晚期城市的兴起、‘高级手工业’的发达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生存环境，一批既不属于教会、又不归属于国家的自由企业家、发明家、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事实上，这个发展过程创造了一群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时常寻求各国君主的庇护因而奉行世界主义，他们对创新十分敏感并喜欢从新事物中挖掘机遇。前基督时代的经济、政治和逻辑学著作的重新发现和传播是引发理性的兴起和政治理论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²²⁾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认为知识进步和思想解放是导致理性选择的重要原因，他在《论经济“奇迹”》一书中这样说道:“教会在商业和信贷方面的主张只是禁止了那些思想脆弱的人。来自思想习惯中的障碍要多于来自教会的障碍。”佩雷菲特据此对韦伯的宗教决定论提出了质疑，他说:“断言新教改革好像是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而金蛋里面包藏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秘密，不说它过于简单化，似乎也太乏味了。”⁽²³⁾

假如我们循着托布约尔·克努成和阿兰·佩雷菲特的思想前进，拒绝马克斯·韦伯的宗教决定论，那么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决定论是否具有解释力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搞清楚，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先驱的商业活动(投资)究竟是一个制度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毫无疑问，在中世纪以前的时代里，不仅是西方，几乎是整个世界，商业活动首先就是一个伦理问题。特别是在欧洲社会，当自然法和习惯法起着主导作用的时候，商业活动不仅被人们所藐视，而且经常会受到社会的谴责，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个文明比中世纪的欧洲更彻底地乡村化了⁽²⁴⁾。在这样的环境下，除了强大而高度集中的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之外，中世纪的欧洲几乎可以等同于世界的农村。那么是谁、又是什么力量改变了这种状况呢?首先当然不是诺斯所说的制度，而是新的思想，这种新的思想来源于欧洲突然出现的一大批人文主义学者，他们通过对古代文学、哲学巨著的研究和反思，重新展示古希腊和古罗马著作的内涵，从而促进了人们思想和头脑的解放。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思想的解放先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并且还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人们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方法的理性选择首先根源于人们的理性认识，正是因为有了理性的思考和思维，才有了韦伯所说的宗教改革和诺斯所说的制度创新。

至此，我们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没有加以回答:第一，为什么说欧洲的大批人文主义学者是突然出现的?第二，为什么最先崛起的欧洲国家大多是海洋边的国家?对于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借用威廉·麦戈伊的研究成果来加以说明。麦戈伊认为，知识的传播和创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技术特征。与东方的象形文字相比，西方的拼音文字因为其学习和书写容易而易于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因此，只要找到一种有效的知识传播方法，那么新思想很快就会流行起来。15世纪中叶，印刷术这种先进的文化技术传到欧洲，尽管它最先是被用来印刷《圣经》的，但是很快就被人们用作交流知识、传播新思想的工具，结果西欧的文明从中世纪虔信宗教的蚕茧中钻出来，开始拥抱人文主义的信条——“人为万物的尺度”，人文主义学者借助于被称之为“文艺复兴”的一场观察世界的革命而成批地涌现出来，并对此前的文化进行了彻底的颠覆，理性开始取代信仰而成为生活的指南⁽²⁵⁾。至于像荷兰这样最先崛起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在海洋边上，而不是出现在欧洲内陆地区，回答是比较容易的。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在工业化到来前的经济时代里，打破“马尔萨斯制约”的有效方法只能是洲际远程贸易，而内陆国家由于存在巨大的运输成本，根本就没有开展洲际远程贸易的能力，相反那些面临海洋的国家则因为具有地理上的优势，天然就适合开展洲际远程贸易，所以就出现了佩雷菲特所描述的那种情况:“荷兰人发现了另一种出路，即高开高走:建立集约性市场经济，从事贸易、创新和发展。”⁽²⁶⁾当然，我们决不能倒过来说，面临海洋的国家一定会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因为文化和知识的革新毕竟在人们进行理性选择的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荷兰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为什么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指出，荷兰的经济奇迹之所以没有能够继续下去是因为荷兰最终没有能够走上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但是，问题恰好在于荷兰为什么没有能够走上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对于这个问题，阿兰·佩雷菲特是这样回答的:“(荷兰)过于急切要取得成功，以至没有时间对自身进行反思了。”⁽²⁷⁾换句话说，荷兰在通向繁荣的理性道路上只走了一半，就停滞不前了。具体说来，荷兰人虽然有高于当初欧洲所有国家的商业信仰，但是，却没有发展工业的积极性。荷兰人鄙视地产(这是对的)，但是却酷爱利润，并把获取利润作为一种崇高的荣誉。结果在富裕起来的荷兰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许多企业家发财以后就变成了享受利润的食利者，而且这种由企业经营者变为食利者的欲望出现得很早。由此造成的结局是灾难性的:随着企业家不断地蜕变为食利者，创新之火很快熄灭，阿姆斯特丹的新贵们也就随之迅速地“罗马化”了。当荷兰社会内部发生这样的堕落时，其针对外部世界的行为也必然要随之发生相应变化，那就是将原先纯粹的世界性贸易活动渐渐地转变为一种殖民地活动，否则国内食利者阶级所需的利润将无法得到满足。荷兰用来开展其殖民活动的主要工具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银行，以及荷兰强大的商船队⁽²⁸⁾。然而，伴随着殖民地活动而来的并不是荷兰的强大，而是荷兰的衰落，因为理性在荷兰人那儿又一次泯灭了。在这里，诺斯·道格拉斯所说的“路径依赖”或许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荷兰人太擅长于经商之道，所以荷兰人就没有发展工业的灵感了。因为荷兰人太想获得丰厚的利润，所以就走上了殖民地扩张的道路。

如果说荷兰是在没有时间对自身进行反思的情况下走向衰落的，那么领导世界工业革命的英国则刚好相反，有两位伟大的科学家与思想家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首先是在1687年，伊萨克·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接着是被誉为英国“光荣革命”的“精神之父”的约翰·洛克于1689年先后出版了《人类理解论》和《政府论》。牛顿的著述反映出哥白尼、伽利略和其他许多人进行的长期而艰巨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亦即应根据观察和推理，而不是凭借教条和迷信来看待整个宇宙。而洛克的著作则对由来已久的各种君主专制主义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且提出了关于人类平等、自由的自然状态的著名学说，以及人类怎样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使自己成为某种政治社会的一分子。洛克的这些思想不仅成为英国“光荣革命”的思想来源，而且成为日后美国革命的思想来源⁽²⁹⁾。以牛顿和洛克的思想理论为指引，英国人在理性认识和实践的道路上迅跑，并且成功地发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为人类最终找到了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有效方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将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与工业革命以前的荷兰作个比较就很容易理解了。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荷兰的富有靠的是: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的银行，以及荷兰强大的商船队。与此不同，英国的富有靠的是个人自由、工厂制度，以及功率强大的蒸汽机。或者概括地讲，荷兰靠的是自发的市场机制与强权政府，但是，正如法国学者保尔·芒图所指出的那样，英国靠的是一种制度、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市场不过是一种外在的环境，而政府则被要求成为维持市场秩序、并且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服务的小政府⁽³⁰⁾。至此，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理(理性)的资本主义便正式产生了，人类也就因此而走上了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

五、“邓小平效应”和中国的复兴

西欧从公元1500年以后开始出现经济增长，到了公元1800年经济加速度增长，英国与美国从公元1700年开始出现经济增长。中国在公元1000—1250年(宋朝)曾经有过经济增长，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长期的停滞。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才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增长，其增长的速度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见过的，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³¹⁾。由于当今中国出现的经济增长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现的，所以，不妨将其称为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邓小平效应”。

毫无疑问，中国宋朝时出现的经济增长绝对先于欧洲国家。那么宋朝的经济增长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呢?费正清认为中国宋朝出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应归功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地域的分工，因此也刺激了生产的全面发展。国内不同地域之间的贸易不仅促进了生产大发展，而且也刺激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并且迎来了世界历史上首度海外贸易的繁荣。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费正清认为，中国实际上早于欧洲国家就已发动了“商业革命”⁽³²⁾。

现在的问题是:宋朝为什么会出现世界上罕见的贸易发展呢?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北宋战败并向南迁都有关。随着宋朝迁都，大量人口向南方移民，中国南方人口密度骤增，“马尔萨斯制约”凸现，从而需要通过贸易来加以打破。但可惜的是，宋朝这种可喜的增长趋势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原因在于两宋时期的经济结构虽然因为经济增长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能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相反，占据着中国社会统治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保持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千方百计地要把社会的经济活动置于传统儒家学说的伦理框架之中。宋代士大夫阶层为之努力的结果便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宋代理学，宋代理学的核心内容主要涉及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理学对以家庭为中心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格外重视。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伦中除了朋友关系，其余都是权威或者服从关系。其次，则是儒家仁慈君主的政治理想。国家被视为一个大家庭，君主同父亲一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后，强调治理这个国家的应该是经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德才兼备的士大夫，他们有责任不惮天威向皇帝进行劝谏⁽³³⁾。从宋代理学的以上内容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体会:第一，宋代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宋朝经济增长与即将形成的市民社会的一种反动，因为宋代理学把传统的儒学思想发展到了极致，从而限制了中国社会的转型;第二，宋代理学尽管也有一个“理”字，但是，它要阐述和发展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伦理观，而不是那种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社会理性，因此，打着新儒学旗号的宋代理学并没有把中国人民引向一个理性的社会，而是仍然把中国人民禁锢在传统的伦理社会;第三，宋代理学的出现表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代表文明发展方向的知识分子阶层，而只是一个依附于皇权的分利集团。

发生在宋朝的这种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反动”，对于宋朝以后的中国来说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当这种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反动”同明、清时代的超乎寻常的疆土扩张结合在一起时，就使得宋朝以后的中国出现了人口快速增长与技术落后和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现象并存的悖论。首先是在明朝光复中华以后，为了消除元朝“异族”统治留下的影响，明朝的统治者更加崇奉、也更加依恋中国的传统文化。此外，为了防御中国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再次入侵，明朝政府解散了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会产生任何收益的海军，而倾其国力建立起一支规模庞大的陆军用于巩固北方的国防。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海军解散以后可能发生的海疆安全问题，明朝最后实行了禁海政策。这样，明朝以后的中国就与对外开放的宋朝大相径庭，完全走上了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道路。当然，明朝之所以会采取“禁海政策”，可能还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是:中国丰富的资源使得统治者失去了海外探险和扩张的兴趣，特别是在明朝以后疆土呈现不断扩张的情况下，通过领土扩张来获取资源的风险远远要比通过海外探险来获取资源小得多⁽³⁴⁾。中国传统的农本主义思想不仅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海外贸易采取了淡漠态度⁽³⁵⁾，而且也导致了政府对于商业和贸易活动的百般阻挠，因为在国家的统治阶层看来，关心和从事商业活动会有失尊严⁽³⁶⁾。

在明朝之后，中国的统治权又一次落到了“异族”人的手中。但是与以往的“异族”不同，满族是一个特别愿意汉化、并且也是汉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这正是满族人可以统治中国300年以上的秘密所在。中国在清朝期间成功地完成了三项军事任务，即镇压南方反抗满洲人的敌对活动、制止俄国人在阿穆尔河流域的推进、粉碎草原游牧民族“西部蒙古人”(准噶尔、厄鲁特、卡尔梅克)在西北的统治势力。伴随着清朝军事扩张不断取得胜利而来的，既有国家疆土面积的不断扩大，又有人口规模的迅速膨胀，在1700—1850年的150年间，中国的人口出现了创纪录的增长，从1．38亿增加到了4．12亿⁽³⁷⁾。尽管食物增长由于从美洲引进了粮食作物而得以实现，然而空前规模的人口增长还是导致了中国农村人均实际收入的下降和自然环境的破坏⁽³⁸⁾。为什么在疆土面积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中国会发生人口规模迅速膨胀的现象呢?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偏好农业的国家，中国社会传统上分为由高到低的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就足以表明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官僚政治为中心、并且对农业高度偏好的国家⁽³⁹⁾。然而，与工业生产相比，农业生产劳动是严重依赖于人力的，特别是中国南方的水稻生产绝对是劳动要素密集型的。正是因为农业生产劳动需要大量的、并且是密集的劳动投入，所以伴随着疆土扩张而来的可耕地面积的扩大便需要由人口的迅速增长来解决劳动力供应紧张的问题。但是，疆土扩张与人口增长的规律是完全不同的，疆土的扩大是外生的。从存量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疆土是固定的、不具有扩大再生产属性的;而人口的增长是内生的，一个国家的存量人口可通过生育而实现人口的扩大再生产。结果，当中国的领土扩张达到极限以后，人口就按照其自己独特的规律在继续增长，从而导致了以上悖论的发生。

面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商品经济，但是，当时的政府并不支持民间的商业活动。直到1793年，当英国工业革命已经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时，乾隆皇帝仍向英国的使节表示，大清帝国在经济上是自足的⁽⁴⁰⁾。在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的指导下，政府宁可以兴办公共工程的方法来增加被浇灌的土地面积，借以达到增加农业产量的目的，甚至破天荒地建立起规模巨大的国家粮食仓储体系来缓解不间断发生的饥荒，也不愿意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来解决越来越严重的人口压力⁽⁴¹⁾。这样的做法，就把整个近代中国引到了一个错误的发展方向上，那就是通过土地上的密集劳动与精耕细作来养活更多的人口，而不是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来突破“马尔萨斯制约”。因此，伴随着18世纪中国人口迅速增长而来的便是愈演愈烈的“马尔萨斯危机”⁽⁴²⁾。

但是中国在当时并无能力来解决这样的危机，这是因为中国遇到了文明发展中的“棘轮效应”⁽⁴³⁾，或者如同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文明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的生命演进过程一样，其在发展中的某个关键阶段所作出的某些特定的决定或者选择，在随后的生涯中要对这些前期的选择或者决定加以纠正是极为困难的。中国文明发展中的这种“棘轮效应”大致可以描述如下:

第一，从社会的主流思想来看，世界其他文明考虑的是个人的解放，而中国文明考虑的一直是“社会性”的政治统治(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所要分析的那样，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在主流思想上的这种差异可能与国家的形成方式与时代有着很大的关系)。这就导致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和南亚文明的分道扬镳⁽⁴⁴⁾。为了实现个人的解放，首先就需要思想的解放，于是在欧洲社会便有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过这样的改革，欧洲国家迅速完成了从伦理社会到理性社会的转型，并在宗教改革与思想启蒙的基础上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基于个人理性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但是，注重“社会性”的中国却难以发生这样的变革。因为中国为了保持统治的稳定(而不是个人的解放)，就必须建立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而且，为了使得基于等级管理的政治统治能够合法化，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会利用“天命论”来制约被统治者。虽然在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天命论也对维护专制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自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欧洲国家的发展就与中国的发展截然不同。在欧洲，我们看到的是宪法对于君主专制控制的逐步增大，然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则是政治权利的持有者在援引天命论时所出现的那种逐渐扩大君主专制权利的倾向。从宋朝开始，到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统治已经达到接近专制暴虐的地步。为什么在中国和欧洲的文明发展中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差异?简单地讲，就是因为欧洲是从分散的部落文明走向大一统的现代国家的，欧洲国家作为不同文化背景部落(公国)之整合的产物，平等地谈判和公平地进行权益的交换是唯一可取的方法，于是宪法就有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但是与欧洲不同，大一统的中国形成于公元前，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像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样的文明解体或者崩溃，因此，除了统治之外是不可能有政治谈判和权益交换的。这样，中国就不可能发生结构性的社会变革，而只有周期性的政权更替，并且在每一次政权的周期更替中，人们并不愿意摒弃陈规，而只是倾向于在陈规中加入少许新的含义和做法⁽⁴⁵⁾。这种可以通过周期性更替而延续下去的统治模式强化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文化上的优越感(因为中国的文明要比周边落后国家的文明成熟得更早所致)，它不仅导致了中国的文化中心主义，而且当西方国家发达起来以后，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还造成了中国人极端的排外思想⁽⁴⁶⁾。结果，在内部缺乏改革动力、从外部来看又拒绝与西方交流或向西方学习有益经验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就很难被新的思想学说所取代，并使中国有机会从文明发展的传统路径中走出来。

第二，从社会的经济制度来看，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就不能提倡个人产权，以及建立在个人产权基础上的市场交换制度。因为基于个人产权和市场交换的经营活动不仅会引起社会等级次序上的混乱，并且极有可能导致财富分配上的“不公”，进而引起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作为一种替代，中国选择的是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广义的“家产制”财产制度:这种制度在国家层面上可以界定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土地的国家所有，当然国家是被一个最大的氏族所控制的，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家天下”;在基层则是无所不在的家族(氏族)组织。无论是作为统治者的皇室，还是作为社会之基层组织的家族(氏族)，它们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或者是以血缘性关系为纽带的，从而不同于基于法律的契约关系⁽⁴⁷⁾。这种“家产制”的产权制度完全窒息了社会的商业活动。尽管中国在远古时代就已发明了货币，但是商业性的交换活动通常只是发生在组织和区域的“边缘地带”，而在“家产制”有效作用的空间里，普遍盛行的则是分配经济，而不是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不仅如此，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决策也就越来越走向非理性化了，这样说的根据就在于:真正的封建会导致各种政治力量的竞争，而各种政治力量的竞争则会导致经济政策的理性化⁽⁴⁸⁾。毫无疑问，在一个既没有个人产权、又没有市场和理性经济政策的社会里，几乎所有创造财富的活动都会失去意义。正因为如此，旨在增加个人和社会财富的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也就难以发生了。

第三，从中国社会的政治构架上看，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化之所以非常缓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排斥革新的官僚体系。如果我们把以氏族组织为基础、以“家产制”为特征的中国比作一个巨大无比的“股份公司”，那么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就像现代股份公司中的职业经理阶层，即公司治理理论中所说的“代理人”。因此，与世界其他的文明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不是源于战争，而是源于集中制国家进行公共管理的需要，这种公共管理最初是与解决农业发展所需要的水资源开发及其分配有关。中国的官员在很多朝代里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而通过科举考试做官是一条成本很高的晋升之路。这样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巨大的中举和晋升成本使得官僚集团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非常保守的利益集团，他们绝对不会容忍非官方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能工巧匠通过思想创新与技术创新来分享他们的既得利益，或者从根本上颠覆他们的官僚统治。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科举与文官制度是具有两重性的:它可能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但也会导致思想僵化⁽⁴⁹⁾;二是基于同样的理由，那些中举者一旦为官，为了弥补读书做官过程中所发生的巨大费用(包括金钱的和时间的)，必定会大肆敛财，于是官场就会逐渐盛行贪污腐败之风，当这种风气弥漫于整个官僚体系时，一次具有廉政意义的改朝换代就会发生。毫无疑问，这种社会变革的目的只是在于降低社会运行的代理(政治)成本，而不是为了改变基本的制度安排。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大多具有重组的性质，而不是演进的性质。这也就是说，中国人关心的是制度的修补，而不是制度创新。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内部便缺乏变革的动力。

第四，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极其迟钝。古代中国历来是个强调农耕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因此，长期缺乏发展对外贸易的动力，与世界各国交流甚少。不仅如此，中国文化上的优越主义还使得中国一直自认为是唯一的文明国家而把周围的人称为“四夷”⁽⁵⁰⁾。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根本就无法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做出及时而又准确的反应。到了近代，虽然中国也慢慢地开始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做出回应，比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思想启蒙等。但是，在中国，思想启蒙并没有能够获得成功，因为这种启蒙遇到了文字和文化的技术上的障碍。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文盲率远远高于其余经济水平相仿的、但文字比较简单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汉字比较复杂⁽⁵¹⁾，比如严复的许多翻译作品都是用只有少数知识阶层才能掌握的文言文写成的⁽⁵²⁾。既然中国人的思想不能得到启蒙，那么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结果，外部的影响没有能够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相反，中国却成为一个不断遭受外部入侵的国家。

中国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失败的戊戌变法并不是中国社会发生变革的起点，中国社会的变革开始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因为这一革命终结了中国历时2 000多年的“家产制”以及以这一制度为基础的帝制或家天下制。但是，由于中国积弱太久，中国的这一变革不被世界列强所认同，因为它们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变成西方世界的附属国和殖民地，至少是成为西方世界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主权条件，但是由于中国追随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国崛起所必需的制度条件尚不具备，结果在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高潮中，中国再一次落伍了。中国的真正崛起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并且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邓小平效应”。

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会给中国带来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者换句话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究竟改变了什么?总结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有效地突破了中国的传统，从而打开了通向经济增长的大门，迈出了打破“马尔萨斯制约”的坚定步伐。具体说来，中国在不到1/4世纪的时间里大致完成了以下这些主要的变革:第一，尊重个人价值，张扬私人产权。民生，而不是“社稷”成为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这一变革为调整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建设分散决策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创造了前提条件，并且激发了中国人民创造性地生产财富的热情和欲望。第二，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这一变革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它把传统的分配(命令)经济变成了交换经济。这样的变革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式，而且还为所有的行为主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那就是不受行政权力管理边界约束的市场，从而造就了生产力的涌流。第三，在经济决策权由行政转向市场的同时，行政权力配置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分权改革有效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因为中央集权而造成的下层权力过小、上层权力过于集中而疲于奔命的缺陷，并且因此而激活了区域间竞争，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在中央集权的政治构架里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第四，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方法就是对外开放，从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到大规模引进外资，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得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对外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对外开放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对外开放首先为中国带来了改革的动力，与前苏联和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转型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通过对外开放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和资源，从而保证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帕雷托改进。对外开放又使得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海外市场，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骤然倍增，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对外开放还使得中国人逐渐具备了全球眼光和全球思维，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从一个反对全球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化发展的国家，中国因此而成为当今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制度条件和发展空间，它们就是私人产权、自由决策、市场竞争与国际合作。所有这些恰好是任何一个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国家都具有的共同要素，但是，中国的特点就在于创造这些制度条件和发展空间的方法有别于其他国家，从而提供了制度演进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新模式。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增长，并且创造了令世界感到震惊的中国奇迹，在中国少数最为发达的地区，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现象，所有这些事实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制约中国社会进步、导致中国社会贫困恶性循环的“马尔萨斯瓶颈”即将被突破。

但是，在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一个令人担忧的新问题又产生了，那就是当改革开放导致经济增长，并且使得中国的传统几乎完全被颠覆的情况下，未来中国的价值取向究竟在哪里?要回答这样一个严肃而又重大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所以我们就只能以提出问题的方式来结束本文的讨论。

原载2005年第5期

【注释】

(1)道格拉斯·C·诺斯和罗伯特·保罗·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一部新编经济史》，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

(2)罗森堡·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5)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中译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威廉·麦戈伊:《文明的五个纪元——以五个文明划分世界历史》(中译本)，山东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

(8)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10)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1)迈克尔·帕金:《走近经济学大师》(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12)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4)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15)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中译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7)陈恒和、耿相新:《新史学(第一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18)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19)阿兰·佩雷菲特:《论经济“奇迹”》(中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版。

(20)萨米尔·阿明:《古代是借助体系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巴里·K·吉尔斯:《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 000年?》(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1)陈恒和、耿相新:《新史学(第一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22)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3)阿兰·佩雷菲特:《论经济“奇迹”》(中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版。

(24)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5)威廉·麦戈伊:《文明的五个纪元——以五个文明划分世界历史》(中译本)，山东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

(26)阿兰·佩雷菲特:《论经济“奇迹”》(中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版。

(27)同上。

(28)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29)小约翰·威尔斯:《1688年的全球史》(中译本)，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

(30)保尔·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1)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2)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33)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34)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5)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36)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7)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8)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9)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40)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1)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译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42)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43)大卫·雷斯曼:《保守资本主义》(中译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4)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45)吉尔伯特·罗茨曼:《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6)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47)康乐、简惠美:《韦伯作品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8)同上。

(49)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50)同上。

(51)同上。

(5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