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角色与非工作角色以及工作关系和非工作关系之间的边界

在工作角色与非工作角色以及工作关系和非工作关系之间的边界

我们的许多受访者报告说美国人保持着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工作场所和家庭以及工作关系和个人关系之间的分离。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生活方面之间的边界是比较可渗透的。首先，与美国人相比，以色列人通常在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将工作关系视为个人关系。根据特蕾西的观点，“以色列人希望在工作过程之中建立个人联系。他们希望与别人聊天，并且希望找到一种基于个人关系的共同的工作方式。相反，美国人则将工作和个人生活分离开来，二者的混合使他们感到非常烦恼”。约西（一位以色列工程师）说，“美国人不会将他们的私人生活与工作混合在一起，并且也不会问他的新同事住在哪里，在下班之后做什么或其他个人的问题”。对以色列人来说，问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允许的，而且还被视为是热情和个人关心的标志。斯塔尔（1990）在她的研究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困难，并且记录道，“双方都在寻找沟通的场所。美国人会尽力选择在商务飞机上，在那里他们会感到非常舒适；而以色列人则会尽力在家庭和友谊关系中挖掘”。

作为一位在美国和以色列都有丰富学识和管理人员经历的以色列人，麦斯胡拉姆（1994）曾经提到过美国和以色列的组织文化在保护个人隐私和保密边界方面存在着类似的差异。

我们的受访者也将以色列人描述成更倾向于“将工作带回家”。例如，奥拉注意到美国人在工作时很少打与工作无关的电话，当他们接到这样的电话时，他们会尽量长话短说。对以色列人来说，长时间的在电话中与工作场所的人、家人、朋友和其他与工作无关的人员聊天是很常见的。以色列人会在照看孩子出现问题时将他们带到工作场所，而美国人却会尽力避免这样做。此外，以色列人还被描述成在工作时经常会涉足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他们的美国同事和上级却从来都不鼓励这样做。奥拉列举了下列这样一个例子：她过去常在午休时在自己的电脑上玩单人纸牌游戏。一天，她的老板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然后问她是否经常沉溺于此。奥拉说没有，她不能理解他的话的意思。老板继续说道，经过她旁边的人都看到她坐在电脑旁玩游戏，这看起来不太好。奥拉回答说，她并不关心别人怎么想，但如果这使老板感到烦恼，她将从电脑中将其删除。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的边界具有更大的可渗透性，这既可以通过他们将工作带回家这一趋势来证明，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面来证明。据报道，在以色列人中，在下班之后仍然与同事讨论与工作有关的问题是非常常见的。对他们来说下班之后在家中给同事打电话来讨论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常见的。许多以色列人了解到，如果美国人想这样做，那么他们必须获得允许，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没有获得允许的情况下打电话是不被美国同事接受的。有许多以色列人曾经提到过，他们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而感到不愉快，即下班之后他们的美国同事几乎没有邀请他们到他家去过。一般来说，以色列人被描述成倾向于在下班之后与同事会面，邀请同事到他们家做客以及与组织的其他成员参加家庭聚会。这些差异反映出了特洛姆派娜尔（1994）根据刘易斯（1967）的生活空间方法对面向特定方面的文化和扩散的文化进行的区分。在面向特定方面的文化中，生活空间是分离的或被划分开的，并且关系都被限制在了他们发生的特定领域内。在扩散的文化中，生活空间之间的边界是渗透性比较强的，私人问题和商业问题相互渗透，关系到考虑的是整个人而不是某个特定的角色。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特洛姆派娜尔将美国文化描述成是比较具体和分离的。我们的采访表明：相比较而言，以色列文化是扩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