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西方早期的管理思想

(一)古希腊的管理思想^[2]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恩格斯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3]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前8世纪因荷马史诗而称希腊历史上的“荷马时代”。荷马时代还没有产生国家，部落管理实行军事民主制，氏族部落采取的是“一长两会制”。一长即军事首领，两会即长老会和民众会。军事首领是公举出来的部落领袖，称为“巴西列斯”。平时管理宗教神务与裁决争讼，在战时则是全体成年男子的统帅。长老会由部落的各氏族的长老组成，有广泛的权力。其成员和军事首领同是出身于氏族贵族，利益一致。每当需要作重大决定时，军事首领便首先召开长老会议讨论。民众会由成年男子亦即全体参战战士组成，对重大问题如作战、媾和、移徙、推举领袖等作出表决，原则上拥有全部落的最高权力。但是由于贫富日益悬殊，军事首领和氏族长老的权利越来越大，由普通成员组成的民众会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原先的作用，重大问题多由贵族事先决定，民众会表决成为形式。

可以说古希腊的部落管理体制是现代国家“议会制”的历史雏形。雅典城邦及其议会，人民法庭、执政官的存在本身表明那时已意识到了管理职能。

古希腊的改革家、思想家，最先是产生在那些工商业最发达，自由民的内部斗争最激烈，而且又是最易接触其他先进文化影响的地方。这些地方生产力开始有了发展，人们为了发展工商业开始进行一些有组织的生产，从而促进了对自然的进一步认识。苏格拉底、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都在哲学的路径上对人类活动和管理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苏格拉底认识到，“管理私人事物和管理公共事物仅仅在量上有所不同”。科学方法之父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家庭管理时，认为管理国家和家庭是一门可以相通的艺术，两者的不同也仅在范围上有差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中体现了一些重要的管理思想，并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对于事物内在发展规律的揭示，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也极具启发意义。他认为，一切具体事物都可归结为“形式”和“质料”。其中，“形式”是事物的目的因和动力因，因此是积极能动的因素;而“质料”即物质，则是消极被动的因素。亚里士多德肯定具体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是真实的，认为它们的这种运动、变化、发展是“质料”实现的“形式”。他把这个过程称为“潜能”向“现实”转化的过程。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实质上揭示了管理矛盾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即“目的→(物质+管理)→新的目的”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对管理活动思考的科学精神为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除思想家们注意到管理不同事务中所要求的一般性规律和科学方法之外，同时期的古希腊民主制度和政治制度为西方世界国家体制和组织制度的变迁确立了框架。

(二)中世纪时期的管理思想^[4]

一般来说，我们称从公元5世纪末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这个时期为欧洲中世纪时期，这是欧洲社会的封建主义时代。它延续了约1000年，在历史上通常称为中世纪。相比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这段时期的经济发展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但生产力还是有了一些发展，生产工具也有一些改进，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尽管受到中世纪教会的思想禁锢，但对自然的观察却越来越精确。所以，这个时期管理思想的发展也绝不是“历史真空”。诚然，中世纪在管理思想史长河中，没有多少书面材料可以借鉴，然而，从管理思想的继承性来看，它既有自己在这一时期对管理的理解和认识，又有自己丰富的管理实践。

欧洲的封建主义时代，维系统治关系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封建社会内部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分封制。封建社会最大的封建主国王把一大部分土地分封给大封建主，大封建主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给较小的封建主，较小的封建主又把一小部分土地分封给下面的封建主。国王和封建主又各自分封一批骑士，作为自己的战斗队伍，骑士是最低的封建主。封君和封臣关系的建立，必须经过受封仪式，称为誓忠礼。受封者跪在领主之前，双手放在领主的掌间，宣誓效忠。领主则授以树枝或泥土，作为封主的象征，并承认受封者为其附庸。如受封者为教会主教或寺院僧侣，则另授指环或权杖。领主和附庸的关系是领主要负责保护附庸，附庸要向领主效忠。在封建社会，每个领主只能管辖自己的附庸，不能对其附庸的臣属行使直接的管辖权。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是封建统治阶级为调整内部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在长期的混乱之中，保证了他们对农奴阶级的统治。但就整个封建社会来讲，每一个封建主相当于一个小国君，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并时常为扩大自己的领地与其他封建主甚至领主发生战争，混乱不堪，造成了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封建社会早期的黑暗时代。但从管理的角度来说，这是一套适合当时历史条件的生产关系和政治管理形态。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成为必然。生产的专门化使不同行业的从业者必须有一定地域和特定时间的集中才能相互流通产品，这样在交通要道、关隘、渡口及城堡或教堂附近，逐渐兴起集市。行商坐贾和手工业者的集中促进了城市的出现。商品的自由流通与封建领主制的割据形成客观的矛盾，城市要求摆脱封建领主的统治。在内部管理体制上取得自治的市议会，选举产生了城市管理者，市民权利受到城市自治机构的保护。城市居民的自由身份，吸引了大批的农奴和庄园的手工业者，他们纷纷奔向城市谋生，致使城市人口迅速的增加，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带动了城市的进一步繁荣。

中古城市手工业者联合起来反对掠夺成性的割据领主，保障自由市场和行业利益，结成了行业内部组织——行会，它具有现代管理的某些雏形:

第一，行会规定了一套等级制度，并与此相适应地产生了一套人事等级，即“行东—帮工—学徒”。学徒从师期满，在行东的作坊中做一段时间的帮工，有了一定的积蓄和经验后，就有可能升到行东，这一做法可以称为现代技术等级制度的源头。

第二，行会对产品质量做了具体的规定，如严格禁止偷换原料，伪造产品等，这同样可被认为是质量管理的最早尝试。

第三，行会也同样可以看成是最早的行业垄断组织，它限制了外来手工业者的竞争，最大限度地利用本行会所在城市的市场。

中世纪后期商业的复兴对欧洲发展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商人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根据日常商业活动的需要，购进原料，然后承包给手工业者或家庭去加工，然后再由商人将产品收回，并支付给手工业者或家庭一定的报酬(加工费或工资)。但由于贸易的发展，日常需求的扩大，家庭的生产已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商人将几个家庭生产单位集合起来，集中资本、集中生产、集中销售，这样就导致了工厂制度的产生。商业繁荣的影响还进一步导致了较为复杂的商业组织的建立、银行的产生与核算技术的发展。

中世纪时期，涌现出一批对管理思想发展有所启示的思想家。

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年)是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被奉为中世纪“神学之父”。阿奎那认为，宇宙秩序作为一个系统是按等级的阶梯来安排的，上帝是整个系统的最终目的，整个系统按上帝的旨意运转。他注意到个人与他人及周围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用自然的观点推论出处于不同环境关系下的人的状态。阿奎那对一系列经济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中包括消费的适可原则、生产上的二因素论——劳动和徒弟、经济活动的干预主义、公平价格论、货币论、利息论、商业论等，都显示出其宗教伦理思想。这种宗教伦理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管理思想中的某些关于社会和人的地位的基本理解，并构成了后来管理思想中关于人性的某些基本假设中的伦理学基础。

尼克罗·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他著有《君主论》、《战争的艺术》、《佛罗伦萨史》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很多地方闪烁着管理思想的光辉。他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权力欲望”和“财富欲望”看做人性的基础。马基雅维利的人性论是“人性本恶论”，必须使用强制手段对人进行管理和控制才能达到目标、完成任务，而这种强制性是可以不顾道德原则的。马基雅维利的“物质利益决定论”认为，人们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物质利益，是较早认识到“物质利益”在管理中的重要性的思想家。他在对政治体制的研究中认识到:人民在国家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在与君主制进行比较时，他指出共和制的优越性所在:人民比国王高明，比国王更会选举公职人员，更富有理智，在道德方面比国王更高尚。当然这里的人民是指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国家生活中公开强调人民的作用，这对管理思想的影响是巨大。马基雅维利论述了领导者的素质问题。在他的著作《君主论》中，第一次运用了“案例”分析，说明了一个君主应该具备的条件和才能。他对领导者的素质提出的名言是“要比狮子还勇敢，比狐狸还狡猾”，这样才能使“狼”感到恐惧，才能使自己不落入陷阱，他还告诫领导者，“必须会那样随机应变，以便遵循时代潮流和变幻无常的命运所指的方向”。马基雅维利的上述思想对研究现代领导科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托马斯·莫尔(约1478—1535年)，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才华横溢的人文主义者和阅历丰富的政治家。托马斯·莫尔在其著作《乌托邦》一书中体现了自己的管理思想，而书中的管理思想主要是通过他对英国现实的批判和未来社会的设想而表现出来。莫尔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莫尔的乌托邦岛已十分注意生产的布局和生产的组织。划分城市的不同区域功能，并将居民按照从事劳动种类的不同而加以区划。在国家管理方式上，莫尔主张用民主的方式选举政府官员，按民主的方式治理国家。在乌托邦中，人民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切权力机关都是选举产生的，除去最高执政官是终生职务外，所有其他公职人员每年选举一次。在经济管理方式上，莫尔设想整个社会经济是按照一定的统一原则管理的。国家估量全岛产品，并在必要时重新进行分配;国家可以统一调动劳动力;国家统一经营对外贸易，实行按需分配的产品分配原则;岛上实行公有制，岛上居民所生产的一切产品都归公有，并成为整个社会的财产，每个人从公共仓库领取他所需要的一切。由于社会产品十分的丰富，每个人都会自觉地需要多少就领多少。莫尔的社会理想中体现出的按需分配的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以产品的极大丰富和人们的道德水准的普遍提高为前提，这一点对企业组织内部分配原则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