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借款的开始盛行

三、地方借款的开始盛行

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迅猛展开期间，南方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在英国的策动下，弄出一个“东南互保”的局面。在这一活动中，张之洞力谋增强他所治理地区的保安实力。为了解决湖北筹措军饷的急需，在各国驻汉口领事“争来询商，愿借巨资”^[73]之时，他接受了英国汉口领事法磊斯（E．D．H．Fraser）的意见，决定向汇丰银行融通资金。双方谈妥原则，督署即与该行于1900年秋（九月）订定借款一笔，计英金7．5万镑（折合汉口洋例银507042．25两）。这笔借款由法磊斯“电禀英国政府允为担保” ，“以鄂省川盐江防加价钱文作抵” ，10年期，年息4厘半。低息贷款表示英国政府对中国“给予有效支持”^[74]的一着。

表44　历年偿付庚子赔款量

注:海关银，两以下数字未计，但计入总数之中。

众所周知，当年俄军派遣军队除一支与其他七国组成联军入侵津京一带外，还有一支则入侵东北地区，并对这一地区实施军事占领。1900年年底，俄国占领军总司令阿列克谢也夫（K．A．E．И.Алекщеев），胁迫受其劫持的盛京将军增祺所草签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和第二年1月30日通过换文所确认的《交还东三省地方专条》中规定：“奉省办理善后需款孔亟暂行向俄借银三十万两”或“撤散兵勇并开销别项” ，“准向道胜银行借款三十万两” 。^[75]增祺把这些情况向议和全权大臣奕、李鸿章作了通报，并屡述“奉省沦陷，粮饷无资” ，“盗贼遍地，厘税无收，兵民需饷尤亟” ，“为济眉急”已先后向该银行提借银8万两和20万两，年息八厘。^[76]借约规定一年归还，届期还本，加利息银22400两共计银302400两，于1902年4月13日总交该行，清偿讫。^[77]

上述在英、俄两国支持、指使下形成的地方外债开了头，嗣后一些省份动辄以种种原因，举借外债。

《辛丑和约》于1901年9月订立，标志着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的终结。中央财政的匮乏，再把该由中央支拨的款项“摊派”即转嫁给地方，地方又为了应付中央制定的所谓“新政” 、 “立宪”等需用，便以举借外债作为筹款的捷径。各省不约而同群相仿效，终至成为一种习惯动作似的。分述于下。^[78]

1901年11月中旬，闽浙总督许应因库款支绌，拟向日本台湾银行商借银300万两，经与日本驻厦门领事上野专一、该行买办施增商定，于同年12月21日由该行提供贷款银150万元。这笔借款年息6．5%，期限15年，以福州附近常关税厘充作担保。1905年，闽浙总督、船政大臣兼管闽海关税务崇善，以船政局旧欠外国厂商的料价亟待清偿，又须重新采购一些新料，由于“关库奇窘，无可腾挪” ，经奏准，于该年6月与汇丰银行签订合同，借银30万两，期限3年，年息7%。以涵江、铜山、泉州三处常关年征税饷约35万两和在建的马江闽关铜币总局及该局日后所得之利作为抵押；如果到期本利欠付，则上述税饷即交与海关办理，汇丰银行则将铜币总局的产业出息作抵。1909年1月4日，福建布政使尚其亨为弥补本省财政亏空，用福建省厘金作担保，又向台湾银行借取按日金和银元计各5万元，月息率0．9%，借期1年。此后，福建地方外债全由日本台湾银行独家承揽。如1911年4月，由福建度支公所出面，借库平银5万两，以福建省厘金担保，用以弥补该省地方财政亏空。6月30日由布政使尚其亨出面，再向同一银行举借银元和日元各7．5万元，拨还本省当年2～5月份应解庚子赔款汇往上海的费用。这家银行通过对贷款的担保品的控制，实际控制着福建地方财政，进而增强日本在福建的势力和影响。

俄国长时期以来，蚕食着中国西北边陲——新疆的土地，把这里视为俄国拓展势力的范围。英国势力渗入西藏之后，为与俄国在中亚争霸，也把这里视若战略要地。正由于此，新疆地方举借外债，也由该两国银行配合各自政府的政策，争先提供。如1903年，新疆巡抚潘效苏谋求增强地方统治力量，维持社会治安而准备整编省内军队，俄国给予积极响应，由道胜银行出面，以全疆矿产及垦荒权益作抵，于该年6月1日提供库平银200万两借款一笔。日俄战后，俄国势力有所削弱，给英国提供了机会。1907年1月，伊犁将军长庚为改组新疆伊犁军队筹措饷款，向来把活动重点置于中国东南地区的汇丰银行，立即给予积极回应，提供库平银100万两的借款。

广东地方外债多由汇丰银行承揽。1904年1月，两广总督岑春煊为筹措慈禧生日节礼的采办经费及整编省内军队费用，向汇丰银行举借港币140万元。1907年6月11日又借一笔，计库平银200万两，充作广东省军政费用。张鸣岐继任总督后情况依旧，先后共借三笔：①1910年10月28日为弥补广东财政赤字，向该行借港币300万元，并开始以厘金作保。②第二年6月，为供作广东官银钱局兑付纸币基金，向日本台湾银行借日金160万元，以广东小饷押、硝磺捐等杂税、杂捐作担保。③同年8月30日向汇丰、汇理、德华3家银行共借港币500万元，就中为清偿前借汇丰之款的本利，先扣除其中大部，余则充作兑换省钞基金。此时因清政府颁布铁路干路国有令，在广东激起民间反对，风潮中有人倡议拒用纸币，以致人心惶惶，市面一日数惊。汇丰等3家银行及时提供贷款，这是对广东地方当局的极大支持，也使后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除了以广东厘金银240万两为第一抵押外，又规定必要时，“将广东省他项已核准的税收补足厘捐收入” 。^[79]这意味着广东地方财政命脉，由是被控扼在这些外籍银行手里。

首创地方借款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06年又为湖北举借一笔借款。

1908年7月1日江苏为筹措赈灾用款，由江苏裕宁官钱局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洋例银100万两，提供安徽省境长江以南茶厘作为担保。1910年上海发生橡皮股票风潮，为救济沪上市面银根奇紧局面，两江总督张人骏经向清廷奏准，由上海道蔡乃煌与汇丰、德华、东方汇理等9家银行商妥，于8月10日由后者提供贷款规平银350万两。接着，为偿付源丰润等号对外商与外国银行的欠款，由张人骏与汇丰、汇理、德华3家银行商妥，于12月11日再提供贷款规银300万两，以江苏省盐厘充作担保。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先于1910年5月21日，向横滨正金银行借款日金150万元，用以购买军械和收回奉天纸币——官帖；一个月以后又借日金70万元，以抵收回官帖经费的不足。

山东巡抚孙宝琦为弥补本省财政的亏空，于1910年11月30日向德华银行借规银40万两，12月30日又向同一银行举借规银15万两。

从上述不难看出，时至清王朝临近崩溃之时，不仅中央，而且地方财政也深深陷入于债务的恶性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大员曾经有过改外债为内债的设想，然而试行结果，却又使内债外债化。^[80]

袁世凯为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地位，于1904年年底，以实行“新政”的名义，决定增练新军二镇一协。他预计招募经费和军火、器械、营房地价、工料等，需银500万两，考虑到直隶当年可筹之款年约480万两，乃决定以此充基金，招募国内公债银480万两以应此需。他在上清廷奏折中，力陈“此事系属创行” 。这次拟募公债，如蒙准予“试办” ，“拟请降旨作为永远定案” ，“倘有违改定章……照误国病民论，予以应得之罪” 。旋获谕旨照准。^[81]

袁世凯所立章程，一时被人盛赞为“完善”之举。招募办法是将全省州县分为三等，派定数额分别为24万两、18万两和12万两，然后进行“劝募” 。在贪婪成性的县官书吏经手下，发行公债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得一“诛求”的新口实。名为“劝募”实际是勒捐和苛派，售出债票只百余万两，民间则已怨声载道。此项以长芦盐税和直隶税入作担保的内债，转被觊觎芦盐之利的日本看中，由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趸购去余额中的300万两，质变成为外债。

湖广总督陈夔龙以湖北历年筹办新政，用项浩繁，陆续挪借，积欠华洋商款达300余万两；认定改募内债确是一种办法，乃援用直隶章程，发行国内公债240万两。1909年10月26日得到清廷批准，募债办法与直隶基本相同，结局也与之类似。债票总额中的96．5万两分别由横滨正金银行（76．5万两）和华俄道胜银行（20万两）承购，于是也蜕变为外债。

安徽巡抚朱家宝于同年年底也以“库款奇绌，援案试办公债”上奏清廷。他在折中称：安徽岁入在500万两上下，岁出超过600万两，年有赤字。近年“添练陆军、增认海军经费”等，加上为立宪“八年预备事宜” ，如设咨议局、审判厅等经费，“预计又岁须100余万（两）” ，只有募公债为弥补之计；何况直隶创于前，湖北继于后，“皖省事烦款绌” ，只有援照直隶章程，参酌湖北办法，发行公债银120万两。清廷发交度支部议复，后者以朱家宝奏事属实，且已有例在先，建议“自应准予照办，以资要用” 。1910年2月25日上谕：“依议” 。发行结果，所有债票几乎全为怡大洋行（Samuel ＆ Co．）所认购，^[82]内债也变成了外债。

同年8月21日，湖南巡抚杨文鼎也以该省“财力殚竭，积亏过巨”向清廷要求援案试办公债120万两，清廷批令度支部复议，后者认为“所称财政困难，自系实在情形” ，要求“试办”与“直鄂事同一律” ，“姑允所请” 。清廷于9月5日朱批“依议” 。^[83]发行结果，省内承购的只有20万两。事为日本驻长沙副领事与三郎所探悉，即向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报告：为了日本“势力之伸展” ，由日本人“全部承募”其未出售部分“是非常有利的” ，要求“加以援助，以便获得成功” 。日本正金银行、三井洋行便在其本国使领人员的“援助”下，在与德国礼和洋行作了一番激烈的竞争后如愿以偿。^[84]他们的目光所注实在债外，最直接具体的是指作此项公债担保品的水口山铅矿。

以发行内债取代外债，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实行的结果又没有一次不质变为外债。这表明当年地方财政也已掉进致命的陷阱而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