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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典词的盛行

时间:2022-04-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三节 语典词的盛行两汉之交萌芽的这种通过使用语典词而使文章典雅的修辞方式,逐渐盛行而成为一时的风尚,应该是从东汉末期以后的事情了。他的这一类文章中所使用的语典词,正是他的文学主张的一个具体表现。三曹之中,以曹植的文章使用语典词的倾向最为明显。三曹以外的其他作家,如建安七子的文章中,也同样有着不少使用语典词的例子。

第三节 语典词的盛行

两汉之交萌芽的这种通过使用语典词而使文章典雅的修辞方式,逐渐盛行而成为一时的风尚,应该是从东汉末期以后的事情了。

三国时期,虽然战争频繁,社会局势动荡不安,但述作之事未曾稍息,其中尤以曹魏一方为盛。以曹氏父子及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创作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有不少文章出现了语典词的用例。下面以这些重要作家为例,来说明当时文人刻意使用语典词的情况。

1.曹操

作为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曹操不仅“外定武功”,还“内兴文学”[5],一方面,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建安时期的文学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他还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诗文,成为建安风骨的倡导者,他所创作的散文,直抒胸臆的同时,也不乏文采,表现之一便是使用本自先秦经典的语典词。

例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曹操修学令:

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

其中的“俊造”出自《礼记·王制》:

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又如《魏志·武帝纪》注引《褒赏令》:

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飨!

其中的“乃心”,出自《尚书·康诰》:“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尚书》中“乃心”之意不过是“你的心”的意思,而在曹操的文章中则是怀念、心系的意思,其性质已由名词而转为了动词。

2.曹丕

陈寿在《魏志·文帝纪》中称赞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从曹丕创作的文学作品来看,陈寿的评价不能算是溢美。他在文学理论与创作两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在其著名的文学批评著作《典论·论文》中,曹丕认为不同的文体应有不同的修辞,并明确指出“奏议宜雅”,认为像奏议这样用于朝廷庙堂的文章,必须体现典雅的修辞风格。他的这一类文章中所使用的语典词,正是他的文学主张的一个具体表现。

例如《魏志·任城威王传》载文帝诏:

先王之道,庸勋亲亲,并建母弟,开国承家,故能藩屏大宗,御侮厌难。

其中的“庸勋”、“亲亲”均出自《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庸勋、亲亲、昵近、尊贤,德之大者也。”“藩屏”出自《左传·定公四年》:“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御侮”出自《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

又如《魏志·邓哀王冲传》注引《魏书》载文帝策:

昔皇天钟美于尔躬,俾聪哲之才成于弱年,当永享显祚,克成厥终,如何不禄,早世夭昏!

其中的“不禄”,出自《礼记·曲礼下》:“寿考曰卒,短折曰不禄。”曹冲年十三而病死,“不禄”正是根据《礼记》之文称其夭折。而“早世”出自《左传·昭公三年》:“则又无禄,早世殒命,寡人失望。”“夭昏”则出自《左传·昭公十九年》:“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杜预注:“短折曰夭,未名曰昏。”

又如《吴志·孙权传》载九锡文:

以君绥安东南,纲纪江外,民夷安业,无或携贰,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

其中的“纲纪”出自《诗经·大雅·棫朴》:“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携贰”出自《国语·周语上》:“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明神不蠲。”

3.曹植

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6],又具有杰出的文学天才。三曹之中,以曹植的文章使用语典词的倾向最为明显。其语典词用例不胜枚举,这里只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例子作一说明。例如《庆文帝受禅章》:

陛下以圣德龙飞,顺天革命,允答神符,诞作民主。乃祖先后,积德累仁,世济其美,以暨于先王。王勤恤民隐,劬劳戮力,以除其害,经营四方,不遑启处,是用隆兹福庆,光启于魏。陛下承统,缵戎前绪,克广德音,绥静内外,绍先周之旧迹,袭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内为一,岂不休哉!(《艺文类聚》卷一三)

其中的双音节语典词有:

1.龙飞(《周易·乾》:“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2.顺天(《周易·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3.革命(同上)

4.民主(《尚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

5.劬劳(《诗经·小雅·鸿雁》:“之子于征,劬劳于野。”)

6.戮力(《左传·成公十三年》:“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

7.缵戎(《诗经·大雅·烝民》:“缵戎祖考,王躬是保。”)8.德音(《诗经·豳风·狼跋》:“公孙硕肤,德音不瑕。”)

9.保大(《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10.定功(同上)

因为是祝贺文帝的文章,曹植可以说极尽了典雅之能事,几乎是无一句不用典。

曹氏父子以其显赫的政治地位及卓越的文学才能,成为了建安时期的文坛领袖,他们的创作对于当时的文风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三曹以外的其他作家,如建安七子的文章中,也同样有着不少使用语典词的例子。

例如《后汉书·何进传》载陈琳谏何进召外兵:

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

其中的“利器”,来自《老子》:“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里表示权柄。“乱阶”来自《诗经·小雅·巧言》:“无拳无勇,职为乱阶。”这里表示祸端。

又如三国魏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古者兵交,使在其中,愿仁君及孤虚心回意,以应诗人补衮之叹,而慎《周易》牵复之义。(《文选》卷四二)

其中的“补衮”,出自《诗经·大雅·烝民》:“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这里表示重修旧好之义。“牵复”出自《周易·小畜》九二:“牵复,吉。”这里表示重新回到正道,亦即重修旧好之义。

这个时期,有关语典词的使用,还有一位重要的作家,那便是潘勗。《文心雕龙·才略》称“潘勗凭经以骋才,故绝群于锡命”,刘勰所说的“凭经以骋才”,应该包含了潘勗善于使用来自经书的语典词这一点。我们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潘勗所作《册魏公九锡文》,文章通篇充斥着来自经典的语词。这里仅举其中“九锡”一段文字,以略作说明:

以君经纬礼律,为民轨仪,使安职业,无或迁志,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君劝分务本,穑人昏作,粟帛滞积,大业惟兴,是用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谦让,俾民兴行,少长有礼,上下咸和,是用锡君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君翼宣风化,爰发四方,远人革面,华夏充实,是用锡君朱户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难,官才任贤,群善必举,是用锡君纳陛以登;君秉国之钧,正色处中,纤毫之恶,靡不抑退,是用锡君虎贲之士三百人;君纠虔天刑,章厥有罪,犯关干纪,莫不诛殛,是用锡君鈇钺各一;君龙骧虎视,旁眺八维,掩讨逆节,折冲四海,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温恭为基,孝友为德,明允笃诚,感于朕思,是用锡君秬鬯一卣,圭瓒副焉。

其中具有语典词性质的,分别有以下词语:

1.轨仪。出《国语·周语下》:“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

2.劝分。出《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

3.昏作。出《尚书·盘庚上》:“惰农自安,不昏作劳。”

4.兴行。出《孝经》:“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

5.爰发。出《诗经·大雅·烝民》:“赋政于外,四方爰发。”

6.革面。出《周易·革》:“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7.所难。出《尚书·皋陶谟》:“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

8.犯关。出《左传·襄公十三年》:“干国之纪,犯门斩关。”

9.干纪。出《左传·襄公十三年》:“干国之纪,犯门斩关。”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从东汉以来开始出现的使用语典词的写作手段,到了三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已演变成了一种普遍的风尚。

这种风尚,随着六朝时期对文学形式方面的片面追求而愈演愈烈。六朝时期的文学发展,一个主要的表现便是形式主义文学的兴盛。基本收录了这一时期文学代表作的文学总集《文选》,其编者梁代萧统在阐述自己的选文的标准时说: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文选序》)

据此可知,当日的文学对形式的尊崇。而隋代李谔对形式主义文风的严厉批评,更反映出了当时这种风气的极端表现:

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萧统坚持“事出于沈思,义归乎藻翰”的选文标准,体现出了当时的人们对文学技巧的推崇;而李谔所批评的“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更反映出了人们对于形式的近乎病态的追求。而在文章中大量使用语典词,正是这种形式主义文风的一个具体表现。

此外,六朝时期贵族阶层的意识也对语典词的使用有促进作用。进入六朝以后,门阀的讲究,使统治者的贵族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这种意识主要体现在贵族们努力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拉开与平民之间的距离。衣食住行方面,固然可以通过“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蹑高齿屐,坐碁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7],以示不同凡俗;而在文化方面,若能通过写作体现出非一般平民所受的经典教育背景,则是这种贵族意识的更高境界。而在文章中使用渊源自先秦经典的语典词,也许正可以看作是这种意识的一个具体表现。语典词的使用,前提是作者和读者双方必须对作为语典词渊源的经典都烂熟于心,这意味着双方都必须是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的人,而有条件接受这种经典教育的人,多数是士族子弟,于是语典词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贵族们独有的文化专利,这正符合他们的的贵族心理。于是,从六朝时期开始,语典词的使用进入了全盛的时期。这方面的情况,从本文论述具体的语典词所引用的六朝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里就不作具体的介绍了。

这种形式主义的文风,即使到了隋唐乃至北宋的时代,虽然有像隋代李谔这样的人予以猛烈抨击,且有唐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家先后掀起所谓的“古文运动”,但流风所及,好之者仍代不乏人。就语典词的使用而言,即如上述韩、柳、欧、苏锐意革新者,其为人称诵的名篇,多抒写自己真情,确自出机杼,唯陈言之务去,语典词的使用不是很多,但其身为朝廷命官,所制庙堂文字,则往往使用语典词以示典雅庄重。这里以上述四人为个案,各以三例为限,略作说明。

1.韩愈

例如《为裴相公让官表》:

陛下恕臣之罪,怜臣之心,拔居侍从之中,遂掌丝纶之重。其中的“丝纶”,出自《礼记·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这里表示皇帝的诏书。所谓“遂掌丝纶之重”是指裴度知制诰之职[8]

又如《为韦相公让官表》:

伏奉今日制命,以臣为尚书右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常以盈满自诫,方思退处里闾,何意恩泽益深,猥令超参鼎铉,窃自惟度,实不堪任。

其中的“鼎铉”,出自《周易·鼎》六五爻辞“鼎黄耳金铉”,铉本指举鼎之器,孔颖达正义称“铉,所以贯鼎而举之也”。这里指上文“为尚书右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之职。

又如《皇帝即位降赦贺观察使状》:

圣上以继明之初,垂惟新之泽。

其中的“继明”,出自《周易·离》“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这里指皇帝即位。

2.柳宗元

例如《礼部为百官上尊号表》:

以为帝德广运,而尊号犹阙;郊庙备礼,而祝嘏无词,凡百兢怀,华夏属望。

其中的“凡百”,出自《诗经·小雅·雨无正》“凡百君子,各敬尔身”,郑玄笺“凡百君子,谓众在位者”。这里用作“凡百君子”的省称。

又如《贺践祚表》:

遏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迩之地,睹日月之继明。其中的“遏密”,出自《尚书·舜典》“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原指禁绝音乐,这里表示为逝世的帝王守丧之意。又“继明”也是语典词,说见上韩愈例。

又如《礼部贺改永贞元年表》:

伏奉今日诰,今月九日册皇帝,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自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以前,应犯死罪,特降从流;流已下递降一等者,宝命方始,圣历用彰,载宣临照之明,遂施涣汗之泽。

其中的“涣汗”,出自《周易·涣》九五爻辞“涣汗其大号”,孔颖达疏“人遇险阨惊怖而劳,则汗从体出,故以汗喻险阨也。九五处尊履正,在号令之中,能行号令以散险阨者也”。这里指大赦。

3.欧阳修

例如《谢宣召入翰林状》:

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祸,苟存余喘,复齿周行,风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于双阙。

其中的“周行”,出自《诗经·周南·卷耳》“嗟我怀人,置彼周行”,毛传解此称“行,列也。思君子,官贤人,置周之列位”。这里是指京官。

又如《谢国学解地启》:

所以乐育群材,并赞郁乎之化;润色鸿业,协畅炳然之风。其中的“郁乎”,出自《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邢昺疏“郁郁,文章貌”。欧阳修将“郁郁乎”省称作“郁乎”,指文治。又其中的“炳然”,出自《周易·革》九五象辞“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孔颖达正义“其文炳者,义取文章炳著也”,“炳”本指虎皮的色彩斑烂,《周易》喻指王者创制立法的文章之美。这里的“炳然”,即取其义。

又如《又谢两府书》:

此者叨膺圣选,俾贰枢庭。涣命已行,循涯匪称。其中的“涣命”,出自《周易·涣》九五爻辞“涣汗其大号”,原指帝王号令如人出汗不可复收。这里即以“涣命”指帝王诏令。

4.苏轼

例如《贺明堂赦书第一表》:

将推作解之仁,必在当郊之岁。其中的“作解”,出自《周易·解》象辞“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这里即以“作解”表示赦过宥罪之义。

又如《谢兼侍读第二表》:

虽仰恃天日之照,实常负冰渊之虞。

其中的“冰渊”,出自《诗经·小雅·小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里表示小心恐惧之意。

又如《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

伏蒙圣恩,除臣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者。……窃惟以殿命官,本缘麟趾之旧;因时修废,近正金华之名。

其中的“麟趾”,出自《诗经·周南·麟之趾》“麟之趾,振振公子”。这里喻指才德之士。

由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韩愈等作家的作品中也不乏使用语典词的例子。唐宋八大家的其他几位作家也大多与之相似。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家都是竭力创新之辈,开创了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文写作的新局面,但当这些作家在创作具有典雅庄重特点的文章时,语典词的使用仍然是其修辞手段之一。强调创新的唐宋八大家尚且如此,这一时期其他作家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像王禹偁、杨亿等北宋初期文坛的领袖,他们在创作中很重视语典词的使用,翻开他们的《小畜集》、《武夷新集》,其骈文中的语典词几乎触目皆是。王、杨的人品文才,在北宋时深受人们的推崇,关于他们的文风对于当时文坛的影响,黄庭坚的诗说得很清楚:“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鹤。王杨立本朝,与世作郛郭。”(《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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