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宁参加革命打出去，作为主攻部队的领导打回来

★从南宁参加革命打出去，作为主攻部队的领导打回来

1949年12月4日晚，南宁城灯火通明。

南宁解放了，全城百姓无不兴高采烈，纷纷走出家门，奔走相告。工人、学生连夜贴标语，挂横幅，刺绣五星红旗，欢迎解放军进城。

南宁城一派喜庆的气氛，许多人像过年一样，彻夜未眠。

同样睡不着觉的，还有一个不在南宁但时刻关注着南宁的人，那便是尚在桂林的十三兵团政委莫文骅。

接到南宁解放的报告，莫文骅非常兴奋，难以入睡。作为一个南宁人，他离开家乡已经整整20年了，无数次的梦里回乡关，如今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了，他怎么能睡得着呢？当年随着红七军离开广西时，他就暗暗地发誓，一定要打回来。20年过去了，今天他所率部队终于解放了家乡，他的心情格外激动。

莫文骅连夜致电南宁，询问三十九军进城情况。

南宁回电：进城一切顺利！大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革命者孙醒侬、杨赐璋等人在地下党领导下，已纷纷出来参加接管城市工作……

莫文骅再也坐不住了，在桂林稍停一天后，便率领兵团指挥所向阳朔进发。

早上从桂林出发，傍晚时分，便到达阳朔。“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漓江上的奇峰倒影，在晚霞映照下，秀美旖旎。由于担负着急速追歼残敌的任务，又想早日回到南宁，莫文骅面对羡慕了数十年的阳朔山水，却无暇览胜。

次日晨，他们又起程，绕道赴柳州，转赴南宁。

乘车又走了两天，莫文骅离他可爱的家乡南宁越来越近了。“美不美，家乡水”，他的心也跳动得越来越厉害。

南宁是莫文骅的出生地，是他童年的摇篮，革命生涯的起点。大革命的锻炼、国民党监狱的铁窗生涯，使他投笔从戎，走上革命斗争的戎马之途。在南宁，既有他深沉的母爱，也有当年莘莘学子共同追求革命的真挚友情。随红七军主力离开广西后，20年来，家音断绝，他的母亲早已病逝，南宁沦陷时，在日寇蹂躏下，他的大哥文驹被日寇杀害，父亲在逃难中活活饿死在床上。

想着这一切，在离南宁不远的最后一段行程中，莫文骅的心情难以平静，他不由想起了离开南宁的日子。

那是1929年10月13日，星期天，学校放假，莫文骅同好友黄奇彦一起回家。

晚饭后，他俩又一起返校。到了“洋关”，已近黄昏，他们惊异地发现，邕江沿岸虽然景色如故，可行人脸上隐隐约约地带着惊恐不安的神情。堤上，有很多部队和满载军火的车辆开赴码头。一群工会会员和农会会员也走向码头，协助部队把汽车上的军械弹药搬上汽船。看样子，驻守南宁的部队要撤离了！

他俩同时愣在那里，不知究竟，也不知该怎么办。

正在这时，莫文骅看到码头边站着一个军人装束的人，正是自己的熟人陈叔度，旁边还站有他的夫人邓仲琴、弟弟陈可禄、妹妹陈佩珩。

陈叔度是俞作柏的少校秘书，又是莫文骅家的亲戚（他的夫人是莫文骅姐夫的妹妹），1927年5月，他在南宁军校与莫文骅同一天被捕，同牢难友，俞、李主桂后他才被释放、启用。

因为彼此熟悉，莫文骅和黄奇彦立即下去找他，问：“你们走啦？”

“是的，走啦！”陈叔度点着头。

“去哪里？”

“百色！”陈叔度很兴奋，眼里放着亮光。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莫文骅焦急地问。

“来不及啦！”

“我们也去百色！”他俩马上表态，并请他帮忙。

在当时的脑海中，只有从军革命，别无他路。

“我无权决定。”陈叔度瞅着他俩，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他俩更为焦急，再三请求说：“有这个好机会，不让我们去搞武装斗争，将来敌人来了，我们不是又要被捕、被杀害？”

陈叔度看他俩着急的样子，沉思了一下说：“我有个办法，现有大卡车去西乡塘拉东西，我给你们写个条子，你们带此条子乘车到西乡塘找警备第四大队队长张云逸，看他是否收留你们。”

陈叔度说完立即给他俩写了介绍信，并派人送他们上车，还给了他们几元钱。

莫文骅和黄奇彦在西乡塘找到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张云逸同志。

那时的张云逸是一个30多岁的军官，留着一小撮胡子。他看过信后，扬起眉瞅瞅他们两人，笑眯眯地操着海南口音说：“你们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共青团员，一同坐过监牢吧？”

“是的。”他俩异口同声地回答。

张大队长又问：“你俩是军校李明瑞的学生吧？”

他俩又点点头。

张大队长站起来拍拍他们的肩膀，说：“好吧！你们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团组织，经受了大革命的锻炼，很难得，欢迎你们来四大队工作。现在任命你俩为中尉副官，快到大队部副官处报到吧！”

他俩一听，真是高兴，立即到了副官处向刘健处长报到。

刘处长给他们发了军衔、胸章，他们便正式成为四大队中的一员。

就这样，莫文骅来不及回家告诉父母，也来不及回军校取行李，便随四大队去了百色。

后来，离开广西，奔赴中央苏区，又随中央红军长征，留守延安，解放战争时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来又率部南下，挺进湘西，打回广西。

风雨20年，出生入死，总算又打了回来。这怎能不让他兴奋和激动呢！

然而，好事多磨。在离南宁45公里左右的迁江时，莫文骅的右腹突然胀痛起来。车队没有军医跟随，只有一名卫生员。卫生员给他检查了一下，右腹靠下压疼，很快疼痛加剧，说是急性阑尾炎发作，没有其他药品，只好先给他服些消炎片。加上从迁江至南宁的公路全被破坏，路不好走，随着汽车的剧烈颠簸，他的阑尾更加痛得厉害。一个工兵连在前面修路，修一段，车子走一段，真是急死人。

那天晚上，莫文骅痛得不能入睡，心里胡思乱想：20年好不容易盼着打回来，难道我等不到这一天？20年的艰苦斗争都过来了，这最后几十里路我就走不到么？我不相信！

第二天早上，继续赶路。他的肚子仍然疼痛，但他用坚强的毅力忍耐着。

车子走走停停。路上，敌人逃跑时遗弃的辎重车辆比比皆是，有的汽车轮胎正冒着蓝烟，那些被缴了械的桂军及其家属分散在路旁，脸上浮现着惊恐的神情。在路旁一根被剥光了皮的大树干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我在前面三岔路口等你。你的爱妻”。这句话引得莫文骅哑然失笑，腹痛似乎轻了许多。

莫文骅终于回到了故乡的身边。

挨近南宁的北门时已是黄昏，一簇簇带血色的晚霞还留在天际。

北门曾是敌人杀害革命者的刑场，它激起莫文骅心里无比悲痛的回忆，一幕幕悲壮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同莫文骅一起被捕的罗如川、周国杰、雷沛涛、高孤雁、李仁及、张铮、周飞宇、雷天壮、何福谦、梁砥、莫品佳、梁六度、陈立亚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就在这里、在敌人枪口下壮烈牺牲，血溅北门城外；广西农民运动先驱、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的韦拔群同志，于1932年10月19日在东兰被叛徒杀害后，敌人曾把烈士的头颅挂在北城门上“示众”。

莫文骅翘首仰望曾悬挂着烈士头颅的残破城楼，深感自己进城后责任重大。他想：如果烈士们的英灵有知，看见我们浩浩荡荡的胜利大军回来，应该可以含笑九泉了！

进了南宁，莫文骅先在川西路（今民主路）一个原商人的房子里住下，十几天后搬到桃园路靠近邕江的原国民党一官员住的小院子里（今广西军区机关）。

大家听说莫文骅回来了，一时间，他的住所门庭若市。从革命军烈属到家人亲戚朋友，有的问长问短，也有些人询问自己的丈夫、兄弟参加红七军后的下落。红七军离开广西时共有7000多人，后来到中央苏区时只剩下1300多人，绝大部分都牺牲了，有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更甭说有什么下落了。

见到他们的亲人，看着一双双期盼的眼睛，莫文骅如鲠在喉。作为一个幸存者，莫文骅非常怀念那些牺牲了的红七军战友们！

莫文骅抽空回亭子探望了家人，九姑鸾恩、大姐碧云、二姐湘菱、八妹湘萍、三兄文骥、四兄文骧、七弟文骐、四嫂月娥及晚辈儿女都盛情迎接他。兄弟姐妹见面，都非常激动和高兴，有的亲昵地叫他“阿万”，有的呼他“阿六”（他排行第六）或“六哥”、“六弟”。不少乡亲朋友闻讯也赶来看他，大家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问这问那，充满了亲情与乡情。

莫文骅环顾家里的变化，看到房子破烂不堪，有两间小房被日军烧毁，无力修复。屋子里空空荡荡，连一把椅子都没有，洗脸毛巾也是一块破粗布充当，吃饭的碗筷也得轮流使用。这是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摧残中国人民的一个缩影，让人看了真觉得有些凄凉！

在亭子，莫文骅也抽空去看望了原南宁一中他的老师杜善庭和他父亲的生前好友雷际云，询问他们的家庭及生活情况。他们都很高兴，说共产党不忘故里。广西解放了，人民翻身了，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他们的话也让莫文骅感慨万分，他激动地说：“弹指20年，打了一个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