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国民经济总供给

二、财政与国民经济总供给

(一)财政与劳动供给

运用财政政策促进总供给，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宏观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西方各国调控经济的主流。

决定总供给或者说总产出能力的因素主要是要素投入与科学技术水平。要素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由于土地和自然资源是一国先天具有的，因此本节讨论的主要是财政政策对劳动投入以及储蓄和投资的影响。

1.税收对劳动和休闲选择的影响。劳动和休闲的选择是人们最基本的选择。收入与闲暇都会增进人们的福利水平，然而要取得收入就必须劳动，即放弃休闲，于是人们必须在既定的约束之下选择收入与闲暇的最佳组合，也就是劳动和休闲的最佳组合。

若征收以劳动收入为课税对象的个人所得税，它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可分解为两部分: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一方面，政府征税会直接降低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那么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征税会使个人减少对闲暇的享受，提供更多的劳动，以挣得更多收入维持以往的收入或消费水平。另一方面，个人所得税还会降低工资率，在替代效应的作用下，人们会以休闲替代劳动，从而减少劳动供给。

显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综合两种效应的影响，个人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净效应既可能是使劳动供给减少，也可能是使劳动供给增加。这决定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哪一方面更强。可以证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强度，以及个人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归根到底取决于消费者对收入的需求弹性ε，若ε＞1，消费者对收入的需求富有弹性，则征税会削弱其劳动投入愿望，税收对劳动供给起到反激励作用(此时劳动的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若ε＜1，消费者对收入的需求缺乏弹性，则征税后劳动者会增加劳动投入，税收对劳动供给是一种激励作用(此时劳动的供给曲线向后弯曲)。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社会中人们对收入的需求弹性究竟如何，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所以，税收对于劳动供给究竟起到激励还是反激励作用，没有确定的答案。现有的经验研究表明，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劳动投入的影响可能是一种反激励，但效应不大。

2.所得税制的设计及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虽然所得税对劳动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仍可以将不同所得税制模式对劳动供给的效应进行比较。

第一，人头税(总额税)、比例税、累进税。由于不产生替代效应，人头税或总额税较之比例税有更多的激励纳税人增加劳动投入的效应。累进所得税由于导致更大的替代效应，对劳动投入将起到较少的激励作用或较大的阻碍作用。而具有累退性质的商品税较之同额累进或比例所得税则对劳动投入有更大的激励作用。对非劳动收入比如资本收入的课税由于收入效应的作用，会引起劳动供给的增加。

第二，边际税率与平均税率的不同影响。边际税率与平均税率对于人们在收入和闲暇之间的选择的效应不同，平均税率的变动产生收入效应，而边际税率的变动产生替代效应。设平均税率为t，收入为Y，则税额为tY，税后收入为Y－tY，平均税率的上升将使纳税人的税后收入下降，产生收入效应。边际税率的变动则改变纳税人的实际工资率，例如，某人税前小时工资率为20元，在边际税率为25%时，他每多工作1小时，将多挣15元，若边际税率升为40%，他每多工作1小时，只能多挣12元，这就会产生替代效应，使纳税人以闲暇替代劳动，减少劳动供给。

在累进税制下，边际税率呈阶梯式上升，平均税率也随纳税人的收入而上升，若在边际税率变动时，配之以税法中的某些变动，如增加免征额，使平均税率保持不变，从而使纳税人的税后收入不变，则变动边际税率只产生替代效应。例如，假设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为1 000元，对1 000元以上的收入按25%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则收入为1 800元的纳税人税额为200元，平均税率为11.1%。若边际税率从25%上升至40%，而同时免征额从1 000元上升为1 300元，则收入为1 800元的纳税人应纳税额仍为200元，平均税率仍为11.1%。

由于保持平均税率不变时，变动边际税率只产生替代效应，即增加边际税率将减少劳动供给，减少边际税率将增加劳动供给，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通过减税来刺激劳动供给时，采用在扩大税基、保持平均税率的同时降低边际税率的做法，这既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减税政策的效果，又能减少对财政收入的不利影响。

(二)财政与储蓄

1.消费和储蓄的消费者均衡。为了研究税收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首先假定消费者的一生可分为现在和将来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消费者分别拥有Y_p和Y_f的收入，而市场上的利率为r(假定储蓄和贷款的利率相同)。设现期消费为C_p，将来消费为C_f，现时储蓄为S，则税前两期的消费公式应为:

C_p=Y_p－S;C_f=Y_f+S(1+r)

将两式合并整理，得:

C_p+C_f/(1+r)=Y_p+Y_f/(1+r)

从而，

C_f=［Y_f+(1+r)Y_p］－(1+r)C_p，

此式即为个人的期际预算约束，表示在定值Y_f、Y_p、r之下的C_p与C_f的各种组合。若消费者把所有收入都放到第二年消费，即C_p=0，则C_f=Y_f+(1+ r)Y_p，即他将来可以消费现时储蓄的本息合计数(1+r)Y_p，加上将来收入Y_f。如果消费者把将来收入全部预支到现时消费，即C_f=0，则C_p= Y_p+Y_f/(1+r)，也就是说，为了保证他将来的收入能够还本付息，他最多能借Y_f/(1+r)，再加上他现时的收入Y_p，他现时一共可消费Y_p+Y_f/(1+ r)。容易看出，即期消费相对于未来消费的价格为(1+r)，即利率加上1。消费者将在现时消费与将来消费之间进行选择，使其效用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达到最大。

2.税收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既然现时消费的相对价格是1+r，若政府征收税率为t的利息所得税，则相当于利率降为r(1－t)，即期消费的价格变为1+r(1－t)，那么消费者的选择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过程亦可分解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从收入效应方面看，税收使消费者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少，从而即期消费和未来消费都减少，储蓄增加;从替代效应方面看，利息所得税使未来消费的收益即现期消费的代价降低，于是消费者将增加当期消费，减少储蓄。

显然，这里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对当期消费和储蓄的作用方向也是相反的，从而难以肯定利息所得税是否有刺激消费的作用。利息所得税对消费和储蓄的净效应，最终取决于消费者的时间偏好，若消费者的边际储蓄倾向较高，利息税的净效应则可能表现为增加当期消费，减少储蓄;反之，则表现为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一般说来，高收入者的边际储蓄倾向较高，利息税对高收入者储蓄的抑制作用比对低收入者大。与对劳动收入征税的道理相同，利息税的替代效应(即增加当期消费减少当期储蓄的效应)与边际税率的变动方向相同。累进税制较之比例税制，对私人储蓄将有更大的阻碍作用;累进程度越高对储蓄的阻碍作用和对消费的刺激作用越大。

3.生命周期假说与利息税的效应。以上论述假定消费者将利用资本市场将总收入在现在和将来消费之间进行配置，以实现效用极大化。而依据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消费者将努力在生命周期内保持平稳的消费水平，从而利息税对家庭储蓄的影响与前述结论有所不同。

该假说有以下几点假设:(1)消费者的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参加工作，获得收入，第二阶段纯粹消费而无收入，第一阶段的储蓄用于第二阶段的消费;(2)预期寿命和工作年限具有确定性;(3)不考虑储蓄的利息因素和价格的变动因素;(4)全部收入都用于消费且平稳消费，不留遗产。

那么在年龄为T时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将为

上式中NL为预期寿命，WL为工作年限(退休年龄)，YL为工作时的年收入，由上式又可得年储蓄

式②说明人们的储蓄倾向取决于年收入水平、工作年限相对于预期寿命的长短等因素，与储蓄利息不相关。这是由前面的假设C“不考虑储蓄的利息因素和价格的变动因素”引起的。有必要对该模型进行适当的修正，以便分析利息税对储蓄的效应。

将上述模型中的假设C改为:不考虑价格变动，令储蓄利息率为R，不计复利。首先考察总储蓄量S_总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如图9-4，随着T的增大，S_总呈线性增长，当T等于WL时S_总达到最大S_max。接着不再有工资收入，S_总逐渐减少，在生命结束时等于零。所以S_总的平均值为，故消费者一生获得的总收入是WL·YL+·R，其中S_max=(YL－C)·WL，于是可得到下面的方程:

图9-4　基于生命周期假说的消费和储蓄

整理得

于是年储蓄量

现在政府对利息所得征税，税率为t，则消费者实际总收入变为WL·YL+

·R·(1－t)，年储蓄量亦应修正为

比较式⑤、⑥可以明显看出，政府征收利息税后，消费者的边际储蓄倾向要高于征税前的储蓄倾向。这是因为假设消费者平稳消费，即他将其工作收入均匀地用于其一生的消费，征税后其预期收入水平降低，为维持退休后的消费水平，必须在工作期间增加储蓄。由此可见，消费者若是平稳消费，利息税将对储蓄倾向产生正效应，也就是说，税率越高，消费者的储蓄欲望越强烈。

综合以上所述，理论上利息所得税对刺激消费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从国外的实证分析来看，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博斯金(Michael Boskin)采用美国1929—1969年的数据证明储蓄水平与储蓄回报率之间的弹性高达0.4，即利息税也许是导致美国低储蓄率的原因。然而其他学者采用1952—1980年的数据得出的弹性值只有约0.067，因此很难得出确定的结论。就目前来说，认为利息税对储蓄水平影响不大的观点相当流行。

(三)财政与投资

1.私人投资的决定因素。投资一方面是总需求中最易波动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促进着一国的资本形成，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此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关于投资的理论可谓层出不穷，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哈佛大学的戴尔·乔根森(Dale Jogenson)提出的投资模型。

根据乔根森的理论，投资是企业在某一时期为达到其意愿资本存量(Desired Capital Stock)而对上一期的实际资本存量进行的增量调整，以公式表示为:

I=λ(K^*－K_－1)

式中K^*为意愿资本存量，K_－1为上一期的实际资本存量，λ为系数，反映调整的速度。显然意愿资本存量是决定企业当期投资额的重要因素，如果意愿资本存量上升，企业的投资额也将随之上升。

企业的意愿资本存量将是使资本的边际收益(即资本的边际产出MPK)与其边际成本(即资本的租用或使用成本rc)相等的资本存量。

原则上，资本租用成本由实际利率和折旧率共同决定，即

rc=r+d

其中折旧率d为资本设备的购买价格分摊到每年的价值，实际利率r反映了融资成本。

根据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推出K^*=

图9-5　资本边际收益、资本租用成本和意愿资本存量

2.政府税收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政府税收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投资:企业(公司)所得税和投资税收抵免。

投资税收抵免是指允许企业从每年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中减去当年投资额的一定比例。例如，若企业某年实现100万美元的投资，投资税收抵免为10%，则可从当年的应纳所得税额中扣除10万美元。显然，投资税收抵免直接降低了企业购进资本品的成本，乃至于“资本租用成本”rc，将起到刺激投资的作用。

企业所得税对意愿资本存量以至于投资的影响则相对复杂一些。首先进行初步的分析，可以发现企业所得税对意愿资本存量没有影响。因为存在企业所得税时，企业将使其“税后的”资本边际产出与“税后的”资本租用成本相等。集中分析资本租用成本中的利息部分。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利息是一个可以从利润中扣除的项目。假定没有企业所得税，没有通货膨胀，没有折旧，利息率为10%，意愿资本存量为K^*₀，这时资本的边际产出亦为10%。现在若征收34%的企业所得税，利率不变，在资本存量仍为K^*₀时，税后的资本边际产出降为6.6%(=10%－10%×34%)。但如果利率为10%，企业从利润中扣除税率的34%，税后的资本租用成本亦降为6.6%，这样意愿资本存量不会因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而受到影响。

但是，实际的税收制度要复杂得多，这使得企业所得税对意愿资本存量的影响是模糊的。当考虑到企业所得税对折旧和通货膨胀的处理以及对发行股票融资等其他筹资方式的差别待遇时就更能了解这一点。

税法中一般将折旧作为企业费用的一部分，准许在计算所得税时从企业利润中扣除。但折旧提取的规则是相当复杂的，往往税法准予扣除的折旧并不等于固定资产的真实经济折旧。如果税法中允许扣除的折旧高于真实经济折旧，例如允许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法，则相当于降低了资本租用成本，将刺激企业的意愿资本存量和投资的增加;反之，则会抑制企业的投资。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投资有时不是通过借款而是通过发行股票来融资的，企业给予股票持有者的收益采用红利的形式，但红利支出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不允许从利润中扣除。这样，上文针对借款筹资进行分析得出的公司所得税并不影响意愿资本存量的结论，亦需重新考虑。

(四)供给学派的财政主张

供给学派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当时发达国家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率并存，风行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凯恩斯经济学趋于破产。

供给学派财政政策工具的基本目标是扩大总供给以提高经济增长率。这种财政政策主要建立在长期基础上。它反对凯恩斯学派主张的“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即利用税收和支出的变化调节总需求以谋求经济稳定的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是短期的和静态的。他们认为，只通过提高政府支出等措施提高总需求而不相应地增加总供给，不能克服经济衰退，反而会助长通货膨胀。从历史的观点看，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不是什么新东西，可以说是根据古典学派萨伊定律的“供给能创造自身的需求”而来的，因为总供给增加，价格下跌，可促进产品的销售。而凯恩斯学派认为“需求能创造它自己的供给”。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期直到“二战”之后几乎整个时代，需求学派财政政策取代了供给学派的理论。

供给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是减税。他们认为假如边际税率降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降低，则税后实际工资增加，从而可以刺激人们的工作热情，增加工作量，结果总供给将增加。总供给的增加还会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在政府支出方面，供给学派主张削减政府支出，减少转移性开支，谋求预算平衡，以降低通货膨胀率。

供给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瑟·拉弗还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见本书第七章图7-3所示)。

一般认为，当税率为零时，税收额也将是零。税率提高，税收额将增加。而当税率提高到100%时，没有人愿意工作，也就没有产出，税收额将降为零。因此，必然存在一个最佳税率，税率超过这点，税收将对经济活动起较大的阻碍作用，这时税率提高，税收额反而减少。拉弗及其他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并未指出最佳税率是多少，从图7-3上看，最佳税率在r点。据认为，美国当时的税率太高，其最佳税率应在35%—45%之间。于是供给学派主张美国应大幅度减税，以刺激经济增加税收，使联邦预算趋于平衡。

然而减税能扩大总供给的观点受到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挑战。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可能想要维持固定的实际收入和一定的生活水平，那么降低税率增加税后实际工资，只会导致工作量减少而不是增加。如果税率的降低不能使人们的工作量增加从而增加总供给，那么，减税的结果必然是税收成比例的减少。美国20世纪80年代减税的实际结果也没有给供给学派提供有力的事实支持。减税并没有有力地刺激经济增长;由于美国政府在减税的同时支出没有得到有效的压缩，最终财政赤字反而迅速攀升，一度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沉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