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各国，财政赤字问题是一个较普遍的共性问题，这直接揭示了各国财政面临的尖锐矛盾。财政赤字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其中包括了众多的经济信息。可以说，作为综合性的财政问题，财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显示器”，其规模、结构、弥补方式以及控制政策的选择，都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的、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各种现实的和隐性的风险。例如，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不仅使政府和国会之间的“预算风波”长年不断，而且对经济至少产生了以下3点不良的影响：（1）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以高利率从国内市场吸收资金，并由此造成市场资金短缺和利率居高不下。（2）当国内筹资难以弥补赤字，就只能通过国外资金来弥补，从而使美元汇率升高，国际收支逆差加大。（3）财政赤字不仅影响了美国经济，而且危害世界经济。许多国家在对美国高赤字带来的高利率和高汇率表示不满的同时，也相应提高本国利率以防止资金外流，从而避免其经济发展也受到“伤害”。
一、公共财政赤字与公共财政安全的关系
实际上，政府预算赤字的经济影响和经济后果很难进行简单的是非判断，这在本质上源于赤字经济的综合性和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不同国家、不同制度及其不同发展时期往往具有不同影响，不会一成不变也难以一概而论，这一点也反映在各经济学派的赤字理论上。李嘉图学派就认为赤字与税收相等，坚持赤字无关论，即赤字对宏观经济几乎没有影响。凯恩斯学派则认为赤字可以动用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以刺激经济增长，声称赤字是无害的，至少适度赤字是有利的。但其经济假定的先天不足也使之缺乏普适性。而新古典学派则认为赤字具有排挤效应，导致私人投资和积累的减少，并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债务、更多的税负和更少的财富，即赤字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有害政策。由于理论假定与实际条件有明显差距，所以，新古典学派的理论观点未免过于夸张。总之，由于假定条件和研究对象不同，对赤字问题的理论认识和政策主张出现分歧是可能的。必须看到，财政赤字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是综合而复杂的，因而应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谨慎从事，以防范赤字带来的各种风险损失。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财政赤字更具有其特殊性，但似乎一直未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对其分析研究的理论、方法、工具等至今仍不够系统和完善，许多重要的问题在研究中被忽视了，许多实践问题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理论研究的滞后和误导本身就是一种现实风险。在某种程度上，这比实践操作中因暂时失误而产生的风险还要严重。因为其产生的问题不但具有极强的累积性，而且还难以纠正。
（一）公共财政赤字的概念及统计口径
对财政赤字概念本身的理解不同，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诸如财政赤字有害还是无害的判断，而财政赤字的计算口径又是财政赤字概念的量化，统计处理上的不一致，也直接关系到对财政赤字风险的总体把握、描述和控制。
实际上，财政赤字的概念复杂、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且每一种财政赤字都有特殊的经济含义。例如赤字预算与预算赤字、结构性赤字与周期性赤字、名义赤字与实际赤字、公开赤字与隐性赤字、基础赤字与常规赤字等。值得指出的是，许多经济学家在分析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时莫衷一是，但若将其运用的财政赤字概念及与此相联系的赤字计算口径统一起来，就会发现其结论并无太大的实质差别。这里，透过各种特定经济条件，所有财政赤字总有其共同的基本含义，主要有两个层次：
（1）从财政角度看，财政赤字是一种政府预算收支逆差，即政府预算中经常性财政支出超过经常性财政收入的那一部分差额。与西方相比，同样作为政府收支逆差，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财政赤字所包含的经济内容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可以说，西方的预算赤字主要充当政府调节经济周期的政策工具，而中国的财政赤字则更多地体现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的某些机会成本。
（2）从经济系统看，财政赤字是社会总需求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C+S+T+M=Y=C+I+G+X，其中，恒等式左边代表总供给的收入流量，由消费C、储蓄S、政府税收T和进口M组成，右边则由代表总需求的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出口X组成——可以发现，政府的赤字支出和非赤字支出，都要汇入支出流量而构成总需求——这就是财政赤字的第二层经济含义。但在财政赤字与总需求之间的数量关系方面，通常存在一个较普遍的认识误区，即赤字是总需求中超正常分配，导致了总需求的膨胀，也就是说，财政赤字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国民收入的超分配。其一，特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产生超额需求因素会造成原有总需求水平的膨胀，但是否属于国民收入超分配范畴，还要视具体情况而做出判断，即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前因后果的必然关系；其二，财政赤字通常会使原有总需求内部出现此增彼减的替代效应，只改变了社会需求结构，而不会造成总需求水平的扩张。
从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不难得出财政赤字的预算恒等式：
G-T=（S-I）+（M-X）
预算恒等式是计量财政赤字的重要起点，其左边表示预算收支状态（G＞T意味着财政赤字）。恒等式右边实际上是两个不同账户，即储蓄投资账户和对外贸易经常账户，此预算恒等式可理解为：财政赤字=储蓄投资账户结余+贸易经常账户赤字。其表达的主要意思是，在封闭型经济中，政府预算账户上的赤字必是非政府部门储蓄投资账户上的结余，这时增加的财政赤字，可以不影响需求总量而只改变其结构：在开放型经济中，若整个国内账户（政府和非政府部门）都呈赤字状态，即两部门都需从国外筹集资金，所有赤字都会使总需求扩张。假定国内的储蓄投资账户赤字等于贸易经常账户赤字，政府则无资可筹，极有可能出现增发货币风险，导致国民收入的超分配，并对民间投资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
计量财政赤字的目的就是为政策决策者提供关于公共财政行为对经济需求总体影响的参数指标，财政赤字的口径就是把财政赤字概念进一步量化，最常见的赤字口径有以下两种：
硬赤字：财政赤字（结余）=（经常收入+债务收入）-（经常支出+债务支出）
软赤字：财政赤字（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包括债务利息支出）
以上两种口径的区别只在于债务收支的处理不同。中国从1953年以来基本上采用第一种口径，即苏联的计算赤字（结余）方法，不把公债收入作为弥补财政收入的资金来源，按此口径，只有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时才会发生财政赤字。这种计算口径至少会导致两种风险：
（1）掩盖了财政赤字的真实状况，会造成财政平衡“幻觉”。按此口径，在财政存在实际赤字的情况下，预算账户两边的收支却可能是平衡甚至结余的，出现了财政结余与国家负债增加并存的奇怪现象。这种口径大大缩小了赤字规模，会使人们对财政困难缺乏足够认识，对财政赤字失去应有警觉，从而导致政府支出的进一步过度扩张。例如，2012年财政赤字预算为8000亿元，若再增加4000亿元，将达到1.2万亿元。但由于2012年除了财政赤字之外，还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调入2700亿元，两项相加，可支配总量达1.07万亿元，因此2013年政府可支配财力的增加幅度将在千亿元左右。这与营业税改增值税千亿量级的减税规模基本匹配。2013年赤字绝对规模往上升，但从赤字率上看，“回到2%或2%出头的水平”。这是政府职能向民生倾斜的通盘考虑，并不会给经济运行带来很大风险。如2012年GDP增长7.8%，2013年增长8%左右，2013年GDP规模达到55.1万亿元，而赤字率大约只有2.2%。
（2）由于财政赤字规模未得到真实反映，就使人们难以准确把握财政收支对经济运行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尤其是财政收支在社会总需求中的调节方向和力度。例如，2013年1月22日，财政部公布2012年中国财政赤字为8502亿元，这一数字比预算安排的赤字规模8000亿元超出约500亿元。而在经济企稳迹象下，中国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因此，2013年的财政赤字规模继续有所扩大。即2013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安排赤字1.2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4500亿元，中央政府7500亿元。和2012年8500亿元的赤字相比，2013年的赤字规模较之前增加了50%。[1]那么从减税和增支两条线看，增支较减税更具有扩张性，会带来更大范围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这种财政赤字会对总需求产生“雪上加霜”的政策风险。
（二）中国财政赤字统计中的特殊风险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为使各国财政数据具有可比性，曾对财政赤字的计算做了许多统一规定，但由于政治体制、经济管理、统计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各国在赤字概念和统计方法上的选择仍然千差万别。中国的财政收支统计更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或问题，主要表现在统计数据的采集、收支项目的设置、计算方法和口径的选择方面。这些特点虽然适应了过去中国的国情和体制，但随着经济发展对决策分析、信息反馈、国际经验借鉴等方面要求日益提高，原有赤字统计带来的数据信息失真、纵向横向不可比等问题就更加突出。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
一是预决算统计程序中存在明显的复杂冗长、条块分割的统计程序，加上经济人自身利益的内在驱动，以及监督约束机制的缺乏，中国财政收支数据的真实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不难看出，中国财政统计数据严格按照条条块块的隶属关系逐级上报各种主管部门，且条条块块预决算之间各走各的路，互不搭界，最后才报到财政部门。由于预决算数据是各企事业单位自编自报，并由各主管部门自审自批，所报数据往往与其当年或下年利益息息相关（即成为核定下年预算收支的基数），因此常被扭曲。与此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统计程序和路径要简单得多。由于其企事业单位决算统计数据由社会化、独立化相当高的财务公司、会计公司、审计公司等机构专门办理，大大减少了纵向上报成本和行政命令成本。
中国财务、审计等行业并不发达，其社会化程度短期内难以提高，而现行预决算中条块结构和统计程序所引发的问题就更难以回避。很明显，这种成本高、时间长、讨价还价多（层层争基数、层层争调整）的预决算制度，在财政统计中的最终结果难免就是财政收支统计中的支出额偏大了，而收入则偏小了，反映在财政赤字上，即赤字数据失真——这种问题所带来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风险必须予以重视和解决。
二是复杂多变的财政统计制度，使财政赤字的纵向比较十分困难。阅读中国财政统计的历史数据可以发现，许多年份的收支陡增或陡减，财政与经济的背离现象十分明显，财政统计制度本身影响赤字变化的因素，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3点：
（1）为记账方便等，财政补贴全额长期按冲抵收入处理。为避免赤字数额徒增，将来由财政偿还的一部分企业债券和国家债券未反映在预算中，而考虑到预算数据的真实性和国际可比性，1985年以后物价补贴等项逐步列收列支。
（2）预算收支项目在预算内和预算外之间经常调整。如教育费附加、企业折旧基金等专项收入或基金，在某些年份属预算管理，而在某些年份却又划归预算外管理。
（3）财政经济体制改革，如拨改贷、税前还贷等措施，使企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发生较大变化，导致各财政年度数据的不可比性。这类统计制度和计算口径变化使财政收支数据变动幅度相当大，多数年份的不可比性达5%—10%。
三是人为地缩小赤字口径所造成的假象，可能导致相反的结论或错误的决策。中国财政的基本框架是20世纪50年代仿效苏联而建立的。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中国财政赤字的计算口径过于狭小，如将政府对内对外借款形成的债务收入视作财政正常性收入，却不在赤字数额中反映：财政向中央银行或专业银行借款或替代支出（实际为财政筹资）未在财政赤字账户中得到体现等。这些方面造成的财政赤字数量有时很大。2009—2011年，中国地方政府发债额均为2000亿元，2012年增加到2500亿元，2013年为3500亿元。2008—2012年，全国赤字规模分别是1800亿元、9500亿元、1万亿元、8500亿元、8000亿元，2013年为1.2万亿元，增幅达50%。2008—2013年，全国财政赤字率分别为0.6%、2.8%、2.5%、1.8%、1.5%和2.1%。[2]
四是财政与银行关系扭曲所带来的大量隐性赤字。隐性财政赤字，指实际上已经发生或必然发生，但没有或不会在赤字数额中反映的那部分赤字。隐性财政赤字在财政统计中反映不出来，并不等于其不存在。据IMF调查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因财政透支而造成了亏损。中国经济体制正处于过渡转轨时期，财政与银行之间不规范的混乱关系，为隐性赤字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可以说，各级银行迫于政府行政压力和政策性规定而进行的超额贷款，都可列为准财政性支出划入财政赤字范畴。隐性赤字主要包括两部分，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一级政府的隐蔽的借债和未来社保基金缺口。目前人们担心的是表外隐含负债和长期负担加重，前者如部分地方政府负债，后者如社会保障基金。在经济增速下降，政府收入减少的背景下，这些都存在潜在风险。
例如，2009年，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强烈，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大幅增加，引发社会关注。2011年审计署派出4万多名审计人员对地方债务进行审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负债总额达10.7万亿元。2013年财政部认为，部分地区和行业偿债能力弱，存在风险隐患，个别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负担较重，部分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较大，部分地区高速公路、普通高校和医院债务规模大、偿债压力较大等。据有关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广义负债率（包括国家债务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务，还包括地方、铁路债务）自2002年以来始终在40%左右，而从2009年开始急剧上升。政府广义负债率从2008年的41.6%上升到2010年的51.5%，突然上升9.9个百分点。[3]
（三）公共财政赤字的弥补约束及风险
在很大程度上或多数情况下，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取决于赤字规模，而取决于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同样规模赤字，采取发行货币方式与举借债务方式弥补，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不一样（前者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后者可能引起通货紧缩）。同时，采取举借内债与举借外债的政策效果也大不一样（前者可能导致利率上升，后者可能导致汇率下降）。任何赤字的弥补方式，都是在一组约束条件下（体制背景或经济发展等）进行的收益和风险的选择。虽然在没有严格界定的条件下，我们很难得出一些定性分析结论，但对财政赤字的弥补来说，政府永远找不到“免费的午餐”。也就是说，弥补赤字的每种方式对政府都意味着一种风险和收益的组合。赤字的产生和赤字的弥补，需结合特定经济和体制背景进行具体分析。
1.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可能性
不可否认，财政赤字有可能引起国民收入超分配，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变为现实性，需有特定的经济条件，即看财政赤字如何来弥补。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无外乎：（1）动用财政历年结余。（2）举借债务（内债和外债）。（3）发行货币（包括向银行透支）。这里，依据“来源等于运用”的经济学原理，从筹资角度可将赤字的计算公式表示为：
赤字=动用财政结余+国内借款+国外借款+发行货币
弥补财政赤字的3种方式，每种都有自己的资金来源，受着不同条件的制约，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假定财政赤字全部动用财政结余弥补，引起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前提是必须有财政结余的存在。国家举债只是货币使用权的转移，一般也不会引起国民收入的超分配，因而是弥补赤字的重要和经常方式。至于财政向银行透支能否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须做具体分析。
假定银行的信贷规模能适当进行压缩调整，这时的财政透支一般难以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但若银行对财政透支的承受能力较弱，即在财政赤字情况下难以压缩其信贷规模，而只能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满足财政支出需要，这必然使国民收入超分配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2.货币发行中的拉弗现象：弥补赤字的通货膨胀风险
事实上，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就使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有着“难解之缘”。在中国，财政实践中“财政出赤字，银行发票子”的流行语就是一种印证，反映了财政赤字与货币供应量的因果关系。
从历史上看，发行货币是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而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客观上又有两种不同的形式：政府直接发行货币和通过银行发行货币。中国是世界上纸币流通最早的国家。在纸币出现并逐渐取代铸币的情况下，政府通过直接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就极易引发通货膨胀。据统计，中国南宋、明、清等时期都有大量的纸币发行，这与封建政府弥补财政亏空有关。在货币信用经济十分发达的现代经济，流通纸币不再由政府直接发行，而是由银行（中央银行）来发行，并由中央银行来代理财政金库。这样，当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财政就有可能定期或不定期地向银行发行透支，换句话说，政府转而采取向银行进行透支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而在信贷资金不足情况下，银行为弥补财政赤字就只有扩大货币发行，使货币发行量超过货币流通量，从而导致通货膨胀。这种货币发行直接起因于财政赤字，所以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财政性发行”，以区别于银行为满足经济发展而进行的“经济性发行”。其实，这两种发行并无本质区别，加上现实中很多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要严格划分财政性发行与经济性发行的界限十分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财政通过向银行透支这种间接货币发行方式来弥补赤字的情形，在现代经济中是时常出现的。
不难发现，政府无论采取直接发行货币还是间接通过银行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只要货币发行量超过了经济的客观需要量，必然会造成通货膨胀，危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不难发现，政府至少可获得三方面好处：一是可从货币发行中得到更多收入；二是可从通货膨胀中再获得一笔收入；三是可使自己所欠的国内债务价值降低，从而“有意无意地”课征了一道“暗税”。显然，政府从通货膨胀中取得了额外的财政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称之为“通货膨胀税”。当然，政府为减少财政赤字，也可以采取增加税收的办法，但增税会直接加重纳税人的负担，减少纳税人的经济利益，并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可能遭到巨大的政治风险（即失去大量的政治选票）。通过货币发行来弥补财政赤字，纳税人的经济利益实际也会受到影响，但其反应将是迟钝的或滞后的，因为其名义税收负担并未增加。即使纳税人感受到因通货膨胀而遭到货币贬值损失，也往往意识不到这与政府征税有关。由此看来，这种以货币发行形式的征税，对政府来说是一种隐蔽的、特殊的税收，而且实行起来要比增税政策容易得多，加上又不具有国家债务的偿还性和负担压力，因而在特定条件下就自然成为一种收益高、风险小的弥补赤字政策。这或许容易解释为什么在出现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政府不采取增税或国家债务办法来减少赤字，而是用货币发行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
此外，即使从纯经济角度考虑，通过征税或国家债务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更为安全有效，但这也缺乏普遍适用性。首先，财政性的货币发行与通货膨胀之间只是一种可能关系，这同财政赤字的发生并不必然导致货币发行一样，并非必然的前因后果关系，通货膨胀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货币现象，财政赤字虽然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或直接原因，但一般也不会是唯一原因。这里的问题是：在财政性发行情况下，是否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呢？应当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关键看财政信贷是否实现了综合平衡；进一步讲，只要货币流通总量或增长率得到适当控制，财政性发行就不会诱发通货膨胀。此外，当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呈下降趋势，且其下降速率能够补偿因财政赤字带来的货币供应压力时，人们所担心的通货膨胀预期便不会发生——因为货币流通总量并没有增加。严格地讲，通货膨胀只有在充分就业情况下，当货币供应量超过其需要量时才会真正发生。如果政府弥补赤字的货币发行增量在经济发展必需的货币增量之内，通货膨胀就不会真正发生。显然，把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向银行的透支借款和货币发行都视为通货膨胀的导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站不住脚的。
政府在进行弥补赤字的政策选择时，必须考虑具体的经济条件，如征税成本和效率、货币流通速度、税基大小及其赤字规模等。在西方国家，一般税基较宽，征税效率较高，货币流通速度较大，这样，通过货币发行来弥补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预期或风险就相对较大，而采取增税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政策就较为合理。在中国，由于税基较窄，征税手段落后且效率低下，加上货币流通速度相对较慢（从中国银行几次降息效果不佳就不难看出），使中国在许多情况下将发行货币作为更好的选择。当然，货币发行应随经济情况进行调整。从财政角度讲：当货币供大于求时，政府可增加国家债务发行来回笼货币；当货币需求不足时，政府可通过货币发行，既可增加收入来偿还一部分国家债务以减少未来的债务负担，同时又可刺激经济发展；当货币供求平衡时，政府仍可发行一定的货币来增加政府收入，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只要货币发行所造成的货币增量未超过经济增长所需的货币追加量，就不必担心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即使是货币发行这种有争议的弥补赤字手段，也是实现经济稳定和增长目标的不可缺少的政策工具。问题关键是政策运用中对其量的把握，即不能超过特定的货币发行警戒线——政府既要从货币发行中获得最大收入去支持国家重点项目或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又不会引发对经济有破坏作用的通货膨胀。
从财政角度分析，通货膨胀会从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两方面对财政赤字发生影响，其扩大支出和增加收入的两方面因素会相互抵消。因此，通货膨胀究竟是扩大财政赤字还是减少财政赤字往往难以进行量化分析。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货币发行量超过了警戒线，其对财政和经济的消极影响将加大，并极有可能陷入“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更大的赤字—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政府在货币发行的最初阶段，其边际收益是上升的，当政府货币发行扩张后，政府向经济注入的任何一笔货币都将“事与愿违”，其带来的通货膨胀不但不会使政府的货币发行收益增加，相反会使之下降，甚至可能趋近于零。
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货币发行中的“拉弗曲线现象”[4]。例如，据统计，1984—1985年间，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0000%，而政府货币发行收入所占GNP的比重却从14%下降到8%。目前，中国财政出现困难，并直接或间接进行了一定量的财政性发行，虽然也面临通货膨胀的潜在威胁，但远未达到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拉弗曲线下降的程度。有一点需警惕，货币发行中的拉弗现象对中国同样适用，且中国的货币发行警戒线还要低。因为中国政府承担着大量的物价补贴和亏损补贴，不能完全从通货膨胀中获得好处，且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税收制度尚不完善，政府对货币发行的依赖性相对较高，因此，中国必须加强财政和金融风险指标的监控，以防患于未然。
（四）互为因果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
政府举债是财政赤字筹资中最普遍的方式。从历史上看，产生国家债务最直接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财政赤字。换言之，政府最初举债的目的就是弥补财政赤字。否认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之间的因果关系，就难以解释国家债务的产生和发展。
1.赤字引起的债务
瓦尔纳法则告诉我们：政府职能无论从外延还是内涵讲都在扩大，这导致政府支出日益膨胀，而当税收所得已不满足政府支出需要时，加上政府也不能再通过货币发行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就不得不举债以填补财政“缺口”。在货币发行量既定的情况下，赤字增加就意味着政府债务增加，可用公式表示为：
国家债务（内债和外债）=财政赤字-货币发行量
实践经验表明，财政赤字的增加总会引起政府债务的增加。这是因为，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能力总是有限的，且过多的货币发行会产生更大的通货膨胀风险。从稳定社会经济的目标出发，债务筹资手段虽有还本付息压力，但风险比货币发行要小，因而就经常成为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分析发现，在既定的财政赤字水平上，政府会首先考虑货币发行弥补赤字的可能性，这是因为货币发行可视为政府的“无息债务”，成本低廉。如果货币发行会引起通货膨胀威胁或仍不足以弥补财政赤字时，政府便会退而求其次，考虑举借内债。内债与外债相比，虽都要还本付息，但前者更缺乏预算的强硬约束。原因是政府最终完全可能以货币发行方式来清偿内债，当然其预期成本将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同时又会使政府的未偿债务规模相对缩小——因为这实际上是对债权人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再进一步讲，在一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严重恶化情况下，发生在内债上的“拖欠”“赖债”可能性会陡然增大。这些都软化了内债的预算约束。当内债仍难以弥补赤字时，最后办法才是举借外债，外债的约束是强硬的，因为任何一国无权发行别国的货币，而考虑到严重后果，其“拖欠”外债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此，拉丁美洲、欧洲一些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都曾因财政赤字过大而陷入严重的外债危机。
当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赤字增加导致债务增加的财政局面。从债务的最终偿还来看，规模巨大的债务会带来货币化、税收化的可能后果。换句话说，在政府支出未能有效削减的情况下，政府债务将是预期的或延期的货币发行或税负增加。[5]一般地讲，发达国家更担心赤字和债务引起的“排挤效应”，即政府筹资排斥了私人投资并导致经济疲软，同时，也看到巨额赤字的货币化后果，于是也开始关注远期通货膨胀风险。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政府支出的范围和规模普遍偏大，而在财政收入弹性小于经济增长的现实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导致财政赤字的发生，并进而使政府债务加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债务筹资至少面临4种风险：（1）导致政府信用下降，新债券发行困难或发行成本过高。（2）债务货币化导致通货膨胀加剧，使本来不稳定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3）为削减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提高税率或砍掉部分支出，从而可能抑制经济发展速度。（4）巨额赤字带来的巨额债务，导致本国货币信任危机——可以说，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此不无关系。
2.债务引起的赤字
政府债务大都需要付息，而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利息支付将有可能成为产生赤字的重要因素，即存在赤字引起的债务使赤字可能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唯有极少数国家能在某些时候利用税收手段筹资来偿还债务的利息支出，绝大多数国家则是通过发行货币或举借新债来偿还债务利息。而发行货币和举借新债本身就是财政赤字，因此，巨额利息支付导致更大的财政赤字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债务、利息和赤字三者关系密切。国际经验表明，控制赤字规模的关键，就是控制未偿债务规模和利息支付（债务利率）。例如，欧盟统计局2012年公布数据显示，西班牙财政赤字比重最大，占GDP的10.6%，其次为希腊（10.0%）、爱尔兰（7.6%）、葡萄牙（6.4%），塞浦路斯和英国均为（6.3%）。法国也没有能够完成财政赤字占GDP4.5%的目标，2012年赤字率为4.8%。[6]为克服债务危机，实现欧盟规定赤字占GDP比重3%的标准，近年来欧元区政府大幅削减财政预算。政府削减开支、企业裁员，欧洲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失业率居高不下，引发全社会对紧缩政策的不满和反思。
欧盟统计局2012年还公布了欧盟成员国财政赤字与债务的有关数据，欧元区17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11年的4.2%降至3.7%，欧盟27国赤字水平则从2011年的4.4%降至4.0%。但从国别来看，只有德国实现了微弱盈余，有17个国家的赤字超出了欧盟规定的3%的警戒线。其中财政赤字最高的国家是西班牙和希腊，分别为10.6%和10.0%。2012年在公共债务方面，欧元区17国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11年的87.3%上升到90.6%，而欧盟27国的债务水平则从2011年的82.5%升至85.3%。其中希腊是债务水平最高的国家，占GDP比重达156.9%，紧随其后的是意大利（127.0%），葡萄牙（123.6%），和爱尔兰（117.6%）。[7]这些数据表明，欧洲经济并未走出衰退。可以看出，有些国家并没有达到各自的赤字目标，如西班牙和法国。之所以各国的赤字水平都有所降低，是因为它们实施紧缩政策而削减了公共开支。但欧洲各国的失业率因此居高不下，示威游行此起彼伏，这让政治家们开始重新权衡紧缩政策的利弊，转而倾向于增长友好型政策。但是改变幅度会有多大，还有待观察。
3.政府控制债务筹资风险的两难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曾提出PONZI定理：在政府债务的实际利率低于国民经济实际增长率的条件下，债务的实际规模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只要这种状态存在，政府就可用举借新债来偿还旧债的利息，而永远不会发生实际的利息支付，这是政府债务筹资的理想条件，在此条件下，政府便不会担心陷入债务危机，而且还不用掏腰包付利息，获得了“免费的午餐”。
从理论上讲，由于市场供求“无形的手”的力量，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永远存在，但短期内出现实际债务利率低于实际经济增长率是可能的。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率使很多国家的实际债务利率处于负数，而“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率很快，使这种理想状态存在了较长时期。随着政府债务的不断增加，由货币供求关系决定的利率便会受其压力而出现上升趋势，而利率的上升又会抑制经济的发展速度，最终会促使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退一步讲，假定政府有力量控制实际利率并使之处于负水平——这相当于对债券持有人课征了一道税，于是政府又会面临另一种风险：投资者选择其他金融资产，使国家债务发行不出去，这迫使政府不得不提高债券利率，从而导致未来赤字的进一步扩大。这时，政府的政策选择往往是两难的：
政府为控制货币发行筹资所带来的通货膨胀远期风险，而选择债务筹资来弥补当期财政赤字。这种政策使债务规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为防止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大，政府最后只能更多地依靠货币发行手段来弥补财政赤字——这意味着远期的通货膨胀风险会加大。而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通过改变消费和投资行为，往往极有可能引起当期或近期的通货膨胀。综上所述，只要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政府的经济决策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的“两难困境”中艰难运行。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态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具有极强的过渡性，因而短期内政府不大可能陷入严重的“两难困境”。理由是：（1）金融市场不完善，政府债务增加的压力不足以导致利率上升。（2）中国政府在以后较长时期内对利率的控制能力较强。（3）即使利率真的提高，但由于存在预算软约束，其严重阻碍实际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较小。（4）中国的资金融通目前有银行存款、债券和股票，由于资本市场不是很发达，即使存在政府压低利率的隐性税收，只要国家债务条件略高于银行储蓄，就难以出现国家债务饱和情况。（5）改革和开放带来了较高的国民经济增长率。
二、财政赤字与公共财政安全的实证分析
理论上说，财政收支平衡是财政的最佳情况，在现实中就是财政收支相抵或略有节余。但是，在现实中，国家经常需要大量的财富解决大批的问题，这就会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这是现在财政赤字无法避免的一个原因。不过，这也反映出财政赤字的一定作用，即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当居民消费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通常的做法就是加大政府投资，以拉动经济的增长，但这绝不是长久之计。中国财政赤字的基本考察如下：
（一）改革前的财政赤字
改革前（1950—1978），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段传统管理体制时期，多数年份有财政结余，1/3的年份出现了赤字——而各年的财政赤字又有着不同的经济条件和体制背景。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和“内忧外患”的环境中，中国财政的收支矛盾十分尖锐：虚弱的经济和不足的税源使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而财政困难更表现在支出压力太大——稳定政权、革命战争、经济建设、抗美援朝等都需要财政保障。从此角度讲，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财政赤字是必然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编制了第一个不平衡预算，其赤字的弥补“一是靠发行公债解决赤字的38.4%；另一个是依靠银行透支，解决赤字的61.6%”。从预算执行结果看，财政赤字占财政支出16.7%，是预算赤字的96.0%。赤字除发行折实公债和苏联贷款弥补，银行透支比预算减少13%，缓和了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压力。
随着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国财政收支逐渐从不平衡走向了平衡，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1950—1952年3年总财政结余达15.49亿元，说明中国财政已从战时财政、供给财政转向建设财政。
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的财政预算表面上是平衡的，但由于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加大基建投资规模和追求发展速度，财政收支盘子定得很大，加上不恰当地将上年财政结余列为当年收入，实际上的预算收支从一开始就是不平衡的。预算执行在1—7月份就累计出现了20多亿元的赤字，对此，财政部提出许多增收节支补救措施，将财政赤字压缩为5.97亿元（不包括债务收支）。1957年在纠正冒进倾向的基础上统筹兼顾，财政收支出现7.17亿元结余。总的来说，“一五”时期的财政赤字是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结果，属于建设性赤字，问题在于，“一五”时期出现了3年赤字，为什么国民经济运行依然基本良好？主要是财政赤字的弥补采取了动用历年结余、发行公债及国外借款等方式，货币发行基本适量，国民经济总量基本平衡。可见，财政赤字在有可靠弥补来源情况下，并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太大危害。
1958—1960年“大跃进”的3年中，中国财政经济形势表面似乎很好，但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影响下，财政收支出现了典型的“假结余、真赤字”现象。这种隐性赤字经“还原”后高达169.39亿元，这时的赤字加剧了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加上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和中苏关系恶化，使中国经济陷入了极度困难境地。从赤字的发生看，“大跃进”时期的赤字，与其说是个财政问题，还不如说是整个经济出了问题。所以，要消除财政赤字，有赖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改变。
1961—1964年，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主要经济比例关系开始趋向协调，除1961年仍出现财政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但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许多年份国民收入出现负增长，受经济影响，这些年的财政收支陷入被动应付局面，考虑到财政收支中的虚假成分，许多年份出现了财政赤字，更为严重的是，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大大地削弱了。
（二）改革后的财政赤字
1979年起中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经济建设的正常轨道，国民经济也逐渐“雨过天晴”。按一般逻辑，财政收支是经济发展的综合显示器，经济好转理应促使财政状况改善。但事实是，1979—1988年的10年间，中国国民收入从3010亿元增至11533亿元，增加了2.7倍；而财政收入却从1132亿元增至2357亿元，只增加了1.1倍，财政收入对国民收入的弹性系数（两者增长率之比）除1983年、1984年、1985年3年外都低于1。若按第二种口径计算，1985年也是赤字。1978—1988年中国财政赤字累积额达1243.9亿元。问题还在于，时至1997年，中国财政近20年已连续出现财政赤字，而且何时能消灭财政赤字尚是一个未知数。
1979年改革后，中国财政赤字是在经济形势较好而非恶化的背景下出现的。这说明了改革和转轨时期的财政赤字具有的特殊性。其主要表现在：产生于改革和发展中的中国财政赤字，很大程度上是推动各种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财政后果。换句话说，财政赤字和财政困境是保障改革发展的一种机会成本。例如，1979年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后，财政调整了农产品收购价格补贴政策；1980年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改革后，财政统收局面被打破；1981年固定资产投资体制实行“拨改贷”改革后，初步改变财政统支局面；1983年的“利改税”及其以后各种金融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等，基本上都带来了增支减收的财政影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收入分配过多集中于财政是不合时宜的。但也必须看到，改革后连年的财政赤字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预算约束软化、政府职能过大、经济效益低下、通货膨胀等问题。
（三）近些年的财政赤字
2009—2012年，中国连续4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的财政赤字相对规模远低于美国和欧盟的水平，也长期低于财政赤字占GDP的3%这一“安全警戒线”。由于近几年中国财政收入基本保持了两位数的增幅，再加上中国GDP规模已经“进二冲一”，因此在中短期内，中国财政赤字的绝对数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2014年，中国继续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时，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首先，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打破了业已形成的财政收入机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国家先后几次大幅度调整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得别的部门利润向农业部门转移，使财政通过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这种形式取得的财政收入相应减少。与此同时，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也进行调整，先后实行了企业基金制度、利润留成制度、两步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及利税分流等一系列制度。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企业的留利率逐渐增长，而公共财政收入却相应下降。此外，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在新旧体制转变的交替时期，由于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的不完善，出现了盲目减免和偷税、漏税等现象。国家税收每年流失近千亿和预算外资金急剧膨胀也使得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滑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其次，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化，财政支出呈现刚性增长的势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相继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但由于改革不配套，其他相应措施没及时跟上，使得公共财政不得不以增加支出或减少收入为代价来维持改革的顺利进行，如价格补贴等。同时，政府机构改革、公共财政职能的转变未能及时随着整个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再加上企业在改革中出现管理水平低下、资源配置失衡，导致了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经济效益不尽人意。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补贴成为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的重要因素，从而使得财政支出结构僵化，调整弹性很少，呈现刚性增长趋势。让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中国2008年底推出史无前例的4万亿元财政扩张。2008年底，中国经济学家们都大声高叫4万亿元财政刺激是多么的重要和明智。甚至，至今许多中国经济学者还在为2008年4万亿元财政扩张辩解。
三、财政赤字的风险表现及实际评价
在中国特定的经济体制框架下，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通货膨胀，可以肯定的是，这与财政赤字不无关系。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元凶”是不是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通货膨胀？
（一）财政赤字的弥补：通货膨胀风险
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关键取决于赤字如何弥补。由于不存在财政结余，中国的财政赤字弥补方式主要分债务弥补方式和货币发行弥补两种类型。债务弥补的赤字额，指当年政府债务收入减去债务还本付息后的余额。货币弥补的赤字额，是当年全部财政赤字减去债务弥补赤字额后的剩余赤字，即通过货币供应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
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单从财政角度讲，任何财政赤字都是扩张性的，即增加了社会总需求。但财政收支只是经济运行系统的一部分。债务弥补中，外债在增加国内需求的同时也增加了国内供给，内债的政府支出扩张又会被其“排挤效应”抵消，即这两者都不会改变总需求，至多转移了货币购买力——所以，通常不会引起货币供应扩张而产生通货膨胀。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货币弥补的赤字。应看到，改革前后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是有区别的。改革前的传统体制下，银行基本从属于财政，而财政则几乎包揽了国民收入分配，出现在收支上的赤字就常“求助”于银行的货币创造，也就极易出现“财政出赤字—银行发票子—经济上通货膨胀”的逻辑结果；但改革后，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统治地位已下降，银行（特别是中央银行）的经济调节作用也日益突出和独立化，因此，再坚持认定“财政出赤字—银行发票子—经济上通货膨胀”的判断，就缺乏理论根据和说服力。众所周知，通货膨胀终究是一种货币现象，主要原因在于货币供应量的失控。不可否认，财政性发行及其带来的乘数效应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但货币量失控并不是财政赤字一手造成的。如1988年货币弥补的赤字约78亿元，而当年货币供应量为1605亿元，前者只占货币发行总量的4.9%。实际上，1979年以来，货币弥补的赤字额占当年货币发行量平均不到10%，1985年财政实现了结余，而当年仍发行了约885亿元货币，可见，改革后货币供应量的迅速扩张主要不是起因于财政赤字——将改革过程出现的通货膨胀主要归咎于财政赤字是值得商榷的——而应从改革过程中政府、企业的短期行为和扩张冲动、宏观信贷管理不力等方面来寻求解释。但必须指出，随着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及其带来的通货膨胀风险将是可能的。
（二）赤字性政策措施：不稳定性风险
如前所述，改革过程中的中国财政赤字是一种建设性赤字，是政府减收增支的财政后果。为了突破和革新高度僵化的旧体制，不可避免地要实行放权、让利和减税政策。这反映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就是收入分配明显向地方、企业和个人倾斜。例如许多地方预算外资金已等于或超过财政预算资金，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这既削减了企业的税基，同时又增加了行政事业单位的财政支出压力），以及税前还贷等。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大量的国有企业亏损补贴，虽有利于社会稳定，但却使财政背上了从此难卸的“包袱”。
从实践看，不论中国财政赤字是预算赤字还是决算赤字，改革以来中国财政表现一直是不平衡的，与其说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政策，还不如说实行了一种隐蔽性的赤字政策——这无疑是各种减收增支的改革政策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财政赤字本身就是一种财政压力。而中国财政负担范围过大，大体超过其正常承受能力的20%，经济不发达时期，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资金会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但是，中国财政预算不能总是这样超负荷运转，为削减财政赤字，要么提高国民经济的税收负担率，要么减少各种财政支出。发展中的中国，大幅提高税率会抑制经济发展速度，可能性不大。而基础设施等各项事业都需要发展，财政支出的刚性也较大，所有这些，都将对财政收支政策产生很深刻的影响，使政府处于比较为难的境地：为了减少财政缺口就不得不提高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否则，财政赤字不但难以缩小而且有可能扩大。可以说，在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出现不稳定性政策是难免的——因为许多规则最终会走向其反面。
但不平衡性政策会破坏人们的未来预期，造成国民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乱，同时也会减低政府的信誉和政策的效果，使财税制度的约束软化，甚至出现新旧政策相互抵触和摩擦。
此外，中国财政赤字中还隐藏着政府行为风险。政府行为风险包括两方面：一是庞大的政府人员和机构带来的巨大财政支出压力。目前很多数据显示，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政府人员和机构膨胀的过程，这些财政支出呈较大刚性，对财政平衡极为不利。二是政府的职能过大，短期行为明显，地方经济建设超过财力可能而大铺基建摊子“撒胡椒面”的现象较普遍。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盲目决策、盲目投资以及替代市场投资的行为，既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也给财政带来了极大的支出压力。总之，财政是政府的理财部门，如果政府职能混乱、支出过大，必然会破坏财政预算的秩序和平衡。
必须指出，中国的财政赤字问题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应当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背景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总体来讲，中国经济运行呈现非均衡性发展状态，因此，预算平衡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值得追求的政策目标，而预算赤字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坏事——毕竟，财政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为此付出一些机会成本和风险代价也许是合理的。但也必须指出，财政赤字难免会留下许多“后遗症”，财政赤字的存在就必然伴随各种赤字风险，而人为的财政赤字往往又是导致市场总供求失衡的重要因素，任其发展膨胀下去，其累积的风险就极可能成为爆发经济危机的巨大“隐患”。
（三）中国的财政赤字与国家债务关系
在中国，为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求，1978年以来基本上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且财政赤字有逐年扩张的倾向。无疑，中国的财政赤字对缓解财政负担、促进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财政赤字对国家债务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下面我们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财政赤字的增长规律以及财政赤字与国家债务发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
在宏观计量经济模型中，常用指数增长模型，即假定某段时期内存在一个常数增长率a（a=△y/y）。于是，得到一组增长模型：
其中：Dt，Bt，GNPt分别是第t年的财政赤字、国家债务发行量与国民生产总值。
a，b，c分别是三者的相对指数增长率为时间（年）。
U it（i=1，2，3）分别是随机干扰项。
将方程式（1），（2），（3）两边取对数线性化。然后，分别采用1981—1995年间的数据（共15个样本观测值，符合实证分析中所需求的最低标准）、1979—1995年间的数据和1978—1995年间的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可得到下述回归结果：
从回归分析结果可知，方程拟合优度R2值令人满意，S.E.R值（即回归标准误差）也说明了该回归方程基本具有解释能力，而D.W值则说明回归分析中无自相关问题产生。结论是：1985—1995年间中国财政赤字（软赤字）的相对指数增长为23.96%。原因可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量进行经济建设及其体制改革所造成的。例如，2009—2011年，中国地方政府发债额均为2000亿元，2012年增加到2500亿元，2013年为3500亿元。2008—2012年，全国赤字规模分别是1800亿元、9500亿元、1万亿元、8500亿元、8000亿元，2013年为1.2万亿元，增幅达50%。2008—2013年，全国财政赤字率分别为0.6%、2.8%、2.5%、1.8%、1.5%和2.2%。[8]可见，财政支出比重往往以刚性和僵化为特征而迅速增长，这种支出增长快于收入增长的发展趋势加剧了财政赤字的生成。
由此可见，中国的财政赤字是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机会成本。由回归方程（5）可知，国家债务发行的相对指数增长率为22.64%，与财政赤字几乎相当。而由回归方程（6）可知，中国GNP相对指数增长率为15.86%，显然，财政赤字增长率明显高于GNP的增长率，两者相关关系并不明显。可以预期，随着改革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财政赤字增长是完全可以减缓的，并与经济发展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此外，采用2008—2013年间数据进行测算，可知国家债务的将来值、现在值及过去值也是国家债务的解释因素，而财政赤字的将来值、现在值及过去值也是国家债务的解释因素。而GNP的将来值、现在值及过去值不是财政赤字的解释因素，相应财政赤字的将来值、现在值及过去值也不是GNP的解释因素。西幕兹定理对此的解释是：中国的财政赤字与国家债务之间存在着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财政赤字与GNP则不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从统计检验结果并结合实践经验，可发现中国的财政赤字与国家债务的关系可能是：财政赤字引起国家债务发行，国家债务发行反过来加大赤字，从而两者互为因果共同“促进”。从中不难发现，虽然国家债务被认为是弥补财政赤字的可靠方怯，但由于任何债务都需还本付息，所以债务的增加反过来会扩大赤字，其风险不容忽视。这也就暗示了，消灭财政赤字根本途径只能是发展经济。值得指出，统计检验显示了财政赤字与GNP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可能有两方面原因：（1）中国的财政赤字虽然增速很快，但占GNP的相对比重仍然较小。因而其对经济的影响力度不大。（2）现实中，由于财政赤字筹资用于非投资性项目比重较大，从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弱小。从长远来看，中国的财政赤字与GNP较弱的相互影响关系暗示了对国民经济增长而言财政赤字非必要。因此，中国今后应尽量降低财政赤字以实现真正的财政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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