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扰中国产品和中国标准进入市场

五、阻击中国制造：阻扰中国产品和中国标准进入市场

中国制造在各国市场遭遇的形形色色阻击早已为公众所熟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投入更大努力制订中国标准并力图使之国际化，中国标准遭遇的阻击日益突出，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又是中国标准遭遇阻击的重灾区。2003年以来，国家提出实施电子强国战略，仅“十五”期间就产生了2500多项专利，发布信息产业领域国家标准263项，行业标准571项，除了影响较大的数字集群通信系统、闪联、AVS等国家或行业标准之外，还有TD-SCDMA、路由器协议、电信网管等75项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被确定为国际标准，^[7]但所有这些国际标准几乎都遭到过这样那样的阻扰，电信设备领域就是典型。

（一）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的崛起

电信设备制造业无疑是中国制造业的骄傲。在这个技术和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后起的中国企业大有后来居上之势。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确定了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发展之路，1991年研制成功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HJD04机，率先打破了国外企业对中国通信设备市场的垄断，而后06机、08机、10机相继推出，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从程控交换机领域实现了群体性突破，很快形成了产业优势，在全球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的开放环境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牢固确立了产业优势，造就了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公司。

20世纪90年代初，合称“巨大中华”的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四家公司都还成立不久，合资公司上海贝尔是中国最大电信设备企业，2001年10月开始由阿尔卡特控股。但在入世之前，华为等企业就开始超过上海贝尔，以至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全面主管经济工作的朱镕基在1996年6月11日与上海市委、市政府负责人座谈时对华为大加赞扬，说原以为德国贝尔公司是全世界最好的电信设备企业，人均创汇、利税、劳动生产率都超过美国公司，但到华为一看，华为更好，而且断言华为的潜力比贝尔更大。^[8]后来华为发展的事实也验证了朱镕基的判断。

1996年上海贝尔销售收入41亿元，华为销售收入26亿元；1998年华为销售收入89亿元，超过了上海贝尔的70亿元；2001年上海贝尔销售收入94.1亿元，华为是225亿元。2009年上海贝尔阿尔卡特销售收入181.3亿元，利润3.5亿元，其中3.3亿元归属其母公司阿尔卡特。当年华为销售收入折合人民币1491亿元，净利润183亿元。2010年，华为销售收入已达1852亿元，利润238亿元。^[9]2011年，中国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出口3929.5072亿美元，同比增长10.4%，进口1056.57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8%，顺差2872.9273亿美元。华为、中兴都已经在全球前50位电信运营商的设备供货中占据了相当份额。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的规模扩张立足于持续的技术创新之上以至于中兴、华为两大企业已经跃居2011年全球企业国际专利申请数量的冠军和季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1年全球专利申请情况，中兴通讯以2826件国际专利独占鳌头，2010年名列第一的日本松下以2463件名列第二，华为以1831件位居第三。到2012年第一季度，中兴通讯国内外专利（申请）规模已经超过4万件，已授权国内外专利超过1.1万件，成为全球通信产业主要专利持有者之一，而且所持专利90%以上为具有高度权利稳定性和技术品质的发明专利，包括众多覆盖国际通信技术标准的基本专利，以及覆盖通讯产业关键技术的核心专利。其中，中兴通讯的第四代（4G）移动通信国际标准LTE基本专利数量已经占到全球通信厂商的7%，在智能手机方面，中兴通讯专利近千件，位居全球第四。^[10]所谓“1G时代看着跑，2G时代跟着跑，3G时代齐步跑，4G时代领先跑”，正是海外通信行业对中国电信设备企业的评价。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宣布中兴超越松下跃居全球企业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冠军之后，日本媒体纷纷拿出大量版面报道，中兴通讯日本官方网站访问量当天也突增五倍多。^[11]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的优势突出体现在经受得住一次又一次外部经济危机的考验。经过新世纪初的IT泡沫破灭和2008年以来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中国电信设备制造骨干企业非但没有垮台，在业内地位反而进一步上升。几年前，全球电信设备厂商第一阵营有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北电、摩托罗拉、华为、中兴等9家，如今9家公司变成了5家，有4家公司合并成了两家，摩托罗拉卖掉了网络部门，北电更落得破产倒闭下场。剩余的5家公司又经历着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洗礼而出现了两极分化。2007年成立的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在华为和爱立信的强大竞争压力下一直效益不佳，很少盈利。为此，该公司2011年11月23日宣布裁员17000人，震动了全行业。合并后的阿尔卡特朗讯2011年第二季度营业额39.03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10.4%，环比上升7.6%，报告营业额同比增长2.4%，环比上升4.4%，净利润为4300万欧元，但该公司截至2011年6月30日的净现金流为-3.76亿欧元。在这场产业寒冬中，只有3家公司得以保持持续赢利，其中中国公司就占了两家。爱立信第一，2011年上半年实现净销售额1077亿瑞典克朗，同比增长16%。华为第二，2011年上半年销售收入达983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1%，营业利润124亿人民币，中兴通讯2011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73.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52%，实现净利润7.69亿元人民币。由于华为、中兴是目前世界主要电信设备制造商中资金状况最好的，这也意味着他们在确保供货方面把握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大。

（二）海外市场的狙击困扰中国电信设备厂商

尽管如此，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的发展之路从来就不平坦，在海外市场上遭遇的狙击更多更频繁，而在高度全球化的电信设备产业，中国骨干电信设备厂商与别国同行一样，无不极为重视开辟海外市场。近年来，华为、中兴两家公司每年营业收入中海外收入份额一直在70%左右，相应建立了颇为庞大的海外员工队伍，我第一次到中兴通讯深圳总部调研考察时，在一楼门口碰到的头两个员工便是巴基斯坦人。

然而，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在海外市场频繁遭遇形形色色的狙击，从东道国政治内斗中泼出的“腐败”污水到子虚乌有的“国家安全”威胁，不一而足，唯恐新兴大国中国动摇其霸权的美国对中国电信设备厂商的遏制尤其严苛，以至于在世界其他市场无不凯歌行进的华为、中兴之辈在美国市场业绩乏善足陈。华为2007—2008年刻意联合拥有深厚政治背景的美国股权投资基金贝恩资本（Bain Capital Partner）收购3Com公司遭否，^[12]竞购摩托罗拉公司部分业务失败，竞标美国斯普林特公司移动电信设备合同受阻，美方禁止华为参与建设美国全国应急通信网……在华为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三叶系统公司（3Leaf Systems）部分资产争端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等相关机构居然要审查这笔区区200万美元的小交易，理由是可能威胁美国这个2009年GDP就高达141111亿美元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执法随意性更是日益暴露无遗，在华为收购三叶系统案中，美方竟然强行审查一笔本来已经完成的交易。在重重阻扰之下，华为虽然已经占据全球移动通讯设备市场1/5的份额，全球前50大电信服务供应商中使用其产品者多达45家且至今未出现任何安全事故，在美国分公司员工也多达1500人，但至今在美国市场仍未取得大的建树，只是向美国农村和芝加哥等地区十几家小型运营商卖出了一些固网、无线和电台网络设备等电信设备。中兴通讯在美国市场也屡屡遭遇政治阻力，不得已只好暂时停止争取销售网络设备，把精力放在销售自己的手机等无线终端产品上。

为打开美国市场，华为采取了许多措施提高在美国市场的透明度，承诺其设备可以由第三方机构进行安全检测，聘请美方资深人士帮助游说美国政府……但所有这些功课迄今仍未获得美方积极回应，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反而从2011年11月中旬起再度向华为和中兴发难，理由仍是那个莫须有的“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Mike Rogers）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声称，他们认为有必要进行全面调查，他们严重关切华为、可能还有中兴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公司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潜在威胁，他们需要利用委员会的一切资源展开一场全面调查，将调查中国企业向美国电信系统提供元器件的方式，及这类活动可能带来的安全威胁，调查方式包括简要汇报情况和约谈情报官员。由于美国官方对华为的这类调查太多太频繁，以至于华为美国分公司的普通员工也对媒体表示对此感到麻木。

不仅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其他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政府对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设备企业也格外封闭。2012年3月25日，澳大利亚政府强硬宣布禁止华为竞标数十亿澳元的澳大利亚全国宽带网设备项目，理由当然还是山姆大叔已经对华为、中兴使用过无数次的那个莫须有的“国家安全”，依据是华为总裁任正非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澳方认为华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澳大利亚此举毫无疑问是纯粹的政治决策，因为不仅华为的技术水平和产品性价比已经有目共睹，就是在澳大利亚本国，华为也早已取得了众多客户的信任，赢得了一系列重要合同。2011年10月底华为在澳当地员工已逾700名，比2010年底的300人翻了一倍多，而且还在继续为其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和珀斯的5家办事处招聘员工。就在澳大利亚政府禁止华为竞标发生在中澳经贸不断深化扩大之际，2012年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在北京签署了2000亿元人民币/300亿澳大利亚元本币互换协议，澳副总理兼国库部长韦恩·斯旺称之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步骤”和“澳中经济关系继续深化的又一里程碑”。这种自相矛盾、近乎精神分裂的表现，不能不令中国人意气难平。

（三）西方殖民主义遗产：中国TD标准拓展第三国市场的最大障碍

与华为、中兴遭遇的狙击相比，致力于开发推广自主创新技术标准的大唐移动目标定位更加高远，做得也更辛苦。为彻底改变移动通信产业受制于外国技术标准的状况，争夺前景广阔的移动通信产业发展主导权，给今后移动通信后续标准与技术演进奠定自主发展的基础，信息产业部联合发改委和科技部共同组织实施了“TDSCDMA研究开发和产业化”专项工程，取得了全面突破，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标准成为国际电信联盟（ITU）所批准的三大主流第三代（3G）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起来了第四代（4G）移动通信国际标准TD-LTEAdvanced，TD-SCDMA成为有史以来我国第一次以自己提出的国际标准主导和推动产业发展的领域，是我国在自主创新道路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堪称建立政府主导、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的一次重要实践。在TD-LTE、LTE FDD和WiMAx三种现行4G技术与国际标准中，外界普遍认为TD-LTE技术占优势。

作为TD-SCDMA研发与产业化的主体，2002年成立的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移动”）是TD-SCDMA及TD-LTEAdvanced的标准发起者、核心知识产权拥有者、产业推动者及设备与方案提供者，也因此成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属大型高科技中央企业——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以下简称“大唐电信集团”）的核心企业。与华为、中兴等国内外同行一样，大唐这家大型国有电信设备和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也非常重视开辟海外市场。作为TD综合解决方案主流供应商，大唐移动一方面承建了全球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中国移动的TD-SCDMA网络，拥有约30%左右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大唐移动力图推动TD标准国际化，以期增强我国在国际通信领域的影响力，提升中国在国际电信产业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而从东道国角度来看，大唐移动推销的TDSCDMA+TD-LTE（3G+4G）解决方案也拥有多方面竞争优势：

1. 完备的3G+4G网络综合解决方案，同时只需要增加相应的保密模块，即可以满足政府、军队、警察和相关安全部门的通信保密要求。

2. 先进的技术与产品不仅能确保高质的语音服务，还可提供丰富的电信业务应用（同时可以提供手机电视业务），更可有效满足行业应用的各种专有定制业务。

3. 有能力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售后服务、培训服务和管理咨询等一整套服务支撑体系。

4. 全球分配的充足的TDD频率资源，组网将更加灵活。

5. 丰富的双模TDD终端，不仅可以在TD网络下使用，也可以在GSM网络下使用（仅需一张SIM卡），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漫游问题，未来将会推出多模TD终端，可应用于更多的网络环境。

6.多年的商业应用，积累了丰富的成功运营经验。

7. 强有力的中国政府支持和信贷支持。

凭借拥有多方面竞争优势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大唐移动积极推进国际化市场战略，整个大唐电信集团“十二五”发展规划都把开拓国际市场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根据各国市场准入难易程度的实际情况，大唐移动将推动TD标准海外市场商业化运营的重点放到了东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力求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国际市场重点突破。自2010年7月以来，大唐移动陆续启动了喀麦隆、古巴、老挝、缅甸、坦桑尼亚等重点项目，并积极参与俄罗斯数字矿山项目、俄罗斯LTE实验网项目、比利时实验网项目、尼泊尔公网项目、土耳其与尼日利亚视频监控项目、埃塞俄比亚公网项目，建立了莫桑比克、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佛得角、贝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多国的渠道资源。目前，大唐移动已成功在韩国、日本、缅甸、比利时等建设TD的3G或4G试验网，即将在非洲建立TD商业网络。

然而，尽管TD标准拥有自己的多方面优势，大唐移动“走出去”的努力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商务部、外交部、发改委、工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等相关政府机构的支持，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客观的后发劣势以及海外竞争者的竭力堵截，都让TD标准的海外市场之路格外崎岖。

大唐移动及其TD标准遭遇的第一只“拦路虎”是客观的后发劣势。虽然TD-SCDMA是国际主流3G标准之一，但实际上迄今只有中国一国投入了大规模商业应用。目前，全球共计22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洲主导的WCDMA标准占据了170个国家和地区的446个运营商，美国主导的CDMA2000标准占据了126个国家和地区的344个运营商。相比之下，TD-SCDMA这项国际标准数年来并未形成实际的国际化，由于相对起步较晚，与WCDMA及CDMA2000相比，TD标准在国际知名度、供应商数量（以中国厂商为主）、终端种类等各个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尽管中国移动于2012年2月牵头发起成立的“TD-LTE全球发展倡议”（GTI）已经拥有40家国际运营商成员，印度运营商Bharti、美国运营商Clearwire、欧洲运营商Hi3G均宣布将在未来三年内部署TD-LTE网络，日本运营商软银已在2011年底开展TD-LTE商用，计划到2012年底建设1.2万个基站，覆盖日本92%的人口，一度唱衰TD-LTE的全球移动终端芯片巨头高通也加入了中移动阵营并推出多款相关芯片，中移动也宣布了未来三年全球TD-LTE全球规模部署计划，计划到2014年在全球建成逾50万个TD-LTE基站，覆盖全球超过20亿人口，在全球产业链和电信运营商中引起了高度关注，但要形成实际的运营网络并吸收到足够数量的用户，TD标准仍然任重道远。

TD网络范围局限严重困扰了该制式的国际漫游，进而又影响到TD标准的推广，“多的让他更多，少的让他更少”，这种“马太效应”在这里体现得相当充分，大唐移动在古巴项目中就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的掣肘。

古巴本是我国友好国家，也希望尽量降低对西方市场和技术的依赖性，TD标准进入古巴市场基本上没有政治性障碍，大唐移动与古巴信息通信部合作的古巴TD项目自2010年10月启动后也取得了不少进展：

2010年12月，在工信部及外交部大力支持下，大唐移动与工信部联合组团赴古巴进行TD技术产品交流及市场推广，得到了古巴信息通信部高度重视，取得了良好效果。古巴信息通信部与我国工信部及大唐移动分别就合作事宜签署了《工作备忘录》，计划建设采用大唐移动TD-SCDMA产品建设解决农村地区超远距离覆盖方案的试验网。

2011年，大唐移动积极推动TD成为古巴的3G标准，古巴信息通信部为此与我国工信部签署了换文。

2011年5月，再次赴古巴进行技术宣讲，推动项目落地。

然而，经过这些前期铺垫之后，古巴TD项目仍未完成最终的落地推广，之所以如此，最关键障碍就是TD网络国际应用范围局限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该制式国际漫游问题。因为古巴是旅游业大国，在通信方面非常重视国际漫游，因此，古巴信息通信部对于选择TD制式成为3G标准存在顾虑，担心会造成国际漫游不便，进而损害其旅游业收入。

大唐移动及其TD标准遭遇的另一只“拦路虎”是西方国家在目标市场上的殖民主义遗产。因为移动电信3G/4G的国际市场竞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商品、服务或技术标准之争，更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利益之争，乃至战略之争。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着长期的殖民地历史，非洲国家尤甚，连其官方语言都全面采用了英语或法语。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虽然以前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而这两国并不拥有强大的电信技术和其他先进制造业实力，但拉美国家在独立之后长期沦为英法两国事实上的经济殖民地，是其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给基地和大债务人，英法两国多次用“炮舰政策”解决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争端，法国甚至还在墨西哥扶植了一个皇帝。美国崛起之后，在拉美国家的渗透、控制更远远超过了英法两国所为，中美洲许多国家经济命脉长期被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控制，以至于“香蕉共和国”几十年前便成为国际经济、国际政治领域通用的词汇。众多拉美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要么是以残暴闻名的军事独裁者，其中绝大多数都出身美国本宁堡“美洲学校”（有“独裁者摇篮”、“政变阴谋家温床”、“行刑审讯者培训基地”和“杀人训练学校”之称）之类军校，要么是出身美国名校的“芝加哥弟子”；墨西哥人有一句话也广为流传：“可怜的墨西哥，你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时至今日，非洲和拉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仍然深受欧美国家影响，几乎所有上层社会人士都有欧美留学、工作经历，有些人还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担任过职员，民间对欧美的崇尚之风更为根深蒂固和浓烈。在不少非洲国家，政治敌对双方斗得你死我活，杀得血流成河，双方领导人却都有着共同的欧美背景，政治决斗最后成败取决于英国或法国站在哪一方，2011年科特迪瓦两总统之争便是如此。即使亚洲国家，在这方面也未能完全幸免。

某些区域性大国的地区霸权也会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市场上严重干扰中国企业打开销路。电力严重短缺的尼泊尔水电资源丰富，潜在水力发电能力约有8300万千瓦，中国则无论是电力设备制造业还是工程建筑行业均名列世界前茅，两国携手开发尼泊尔水电资源，一来可以化解当地电力短缺问题，二来可以靠出口电力取得大量财政收入，实属双赢之举。笔者前几年参与西藏发展“十一五”规划课题时就比较详细地提出了这条思路，而这条思路在实践中遭遇的最大障碍就是印度在尼泊尔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和别国既得利益。目前，印度公司和个人已经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尼泊尔大约1000万千瓦的水电站项目，但交付期限一再拖延，令尼泊尔损失惨重。在这种情况下，尼泊尔政府内不少人希望将拖延时间太长的项目转交给干劲更足、效率更高的中国公司。1997年给予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开发的75万千瓦西赛提水电站项目经过10多年没有开工之后，尼泊尔政府于2011年7月废除了原来与澳大利亚公司签署的开发协议，重新招标，并于2012年2月底签约交给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开发，结果遭到强力狙击：在尼泊尔国内，尼泊尔议会“自然资源和财富委员会”要求重新审议这份合同，在尼泊尔国外，《印度斯坦时报》则大造舆论。

发展中市场的殖民主义遗产给大唐移动及其TD标准的市场推广之路带来了重重障碍。在市场推广过程中，大唐移动了解到，大部分主要目标市场国运营商的默认3G标准选择均为另外两种制式。同时，主导另外两个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对我国际标准走出去也开展了不遗余力的干预和围追堵截，在喀麦隆代表法国政府的运营商橙电信公司（Orange）便是典型。

2010年7月26日，大唐移动便向喀麦隆派出了国际开拓团队人员，拓展TD-SCDMA网络建设项目，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2010年11月11日，大唐移动与喀麦隆电信（CAMTEL）签署《TDSCDMA网络建设框架协议》，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计划为喀麦隆电信建设覆盖全国的TD-SCDMA网络，合同总金额为5亿美元。

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大唐移动迅速推进现场工程勘察，就整网方案的提供启动与外部厂商的合作，拟定项目技术建议书、商务计划书、商务合同。

2011年2月至4月，就上述技术建议书、BP、商务合同细节与喀麦隆电信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谈判并达成一致。项目分两期执行，第一期在2011—2013年建设实施，TD-SCDMA网络将覆盖该国50个城市和8条高速公路，为用户提供语音及数据服务，并在喀麦隆热点地区提供TD-LTE网络覆盖；第二期主要进行扩容与优化，最终网络容量将达到可支持600万用户的规模。因规模较大，第一期被进一步分成两个阶段建设。这次拟签署的商务合同针对第一期第一阶段TD网络部署，计划覆盖该国16个主要城市，网络容量约为150万。

2011年4月28日，喀麦隆电信总裁致函喀麦隆总理府，申请商务合同签署的授权函。该项目以此为标志进入政府关系运作层面。

2011年5月至6月，大唐移动国际开拓团队先后拜访了喀麦隆政府总理、总统府民办主任及安全局相关官员、经济部相关司局长、警察总监，积极影响喀麦隆政府在该项目决策链条上的各层面人员。获得经商处支持函、机电商会支持函、口行意向函、信保兴趣函、商务部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议）标许可证等。

6月24日，确认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访华消息，积极争取高访期间两国领导人见签该项目商务合同。经过努力获得中国商务部相关司局及经商处、外交部相关司局及大使馆的支持，该项目进入中方高访见签列表。

然而，几乎一夜之间，大唐电信的上述努力和进展便有全部落空之虞。2011年7月14日，喀麦隆电信总裁正式通知大唐移动，该合同签署申请未获喀麦隆政府批准，设备销售模式无法继续运作，建议通过“投资+运营”模式引导该国制式选择及后续销售。直到7月21日，大唐移动总裁李珠袁在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访华期间正式拜会对方，向其表示大唐有意成为喀麦隆政府在通信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愿意提供网络建设、网络运营、手机工厂等合作内容，方才获得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的积极反馈，项目有可能柳暗花明。

喀麦隆TD-SCDMA项目之所以出现上述变故，部分原因是喀麦隆政府调整了移动通信发展策略，但这个项目利用我国买方贷款带动销售的模式遇到如此巨大阻力，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归因于外国政府的影响与干涉。喀麦隆是传统的法国殖民地，即使独立之后也一直接受法国政府大量财政援助，因此，法国始终对喀麦隆内政保持着重大影响力，在喀麦隆政府内部和各界精英中代言人众多。此外，美国、英国等国也对喀麦隆有一定影响力。对于大唐移动TD-SCDMA项目这种高层次的中国出口，欧美竞争对手视之为对其经济利益根基的侵蚀而如临大敌，发动母国政府，通过本公司和母国在喀麦隆政府和各界精英中的代言人拼命狙击TD标准落地。在喀麦隆开拓期间，大唐移动TD项目团队切身感受到了亲法势力的百般质疑与刁难。

由于上述影响与干涉，目标市场国家政府在考虑是否采用大唐移动的TD标准时也经常戴上“有色眼镜”，导致原本单纯的技术经济问题大大复杂化：一方面仔细考量、小心平衡由此引发的政治影响，既想得到中国技术和资金的助力，摆脱被欧美企业垄断高价任意宰割的不利境地，又不希望因此而断绝来自欧美国家的各类援助，更不愿意因此在国内引起政治风波。另一方面，东道国政府也希望借这类争议压迫中国企业和政府让步，索取更优厚的商务条件。尽管中国移动用户之多，相当于几十个其他国家的总和，TD标准在中国移动实践的结果已经足以为其提供足够的经验和验证，但在喀麦隆项目中，喀方各层面人物都片面强调TD标准目前只有中国移动运营，称TD项目具有强烈的中国政治色彩，喀麦隆上马TD是扮演TD国际运营的“试验田”，不愿意当“试验田”，或者要中国开出足够优厚的条件才肯充当“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