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产品品牌打造

1．1　选题的依据

1．1．1　研究背景

涉农供应链管理（ARSCM）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从研究危机中的美国杂货业开始的。就整个供应链管理理论而言，目前对涉农供应链的研究并非主流和热门话题，但是以下一些因素，决定并推动了涉农供应链必将成为研究和实践的重点之一，那就是：

（1）供应链理念逻辑性地扩展。现在，供应链管理带来的益处已得到从研究者到农业管理者的普遍认同。农产品经营者要想保持赢得利润就必须进入或建立有效的供应链，这是将农产品由生产推向市场的一条有效途径。

（2）全球化背景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实践。随着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农产品产业链网络化，从原产品到最终用户的农业综合企业管理越来越复杂，交易成本增加，非核心业务需要外包。面对这种新形势，从农业生产者到相关企业，不得不考虑建立某种程度的供应链协调来解决问题。

（3）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农产品/食品市场供大于求，顾客对农产品的需求变化快，服务要求高，加剧国内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农业及涉农产业的剧烈的市场竞争，促发了通过内外部协同以提升农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4）现代科技创新（特别是农业高新技术）对农业弱质地位的跨越式改善，提供了减缓自然风险，以提高涉农供应链稳定性的契机。

（5）食品安全与质量要求日益严格。在国际上涉农供应链管理一般被用来在最低成本的环境下改进农产品质量，如优质品种生产在供应链中更易得到推行、见到效益，并从中攫取垄断利润；同时也作为保障食品安全和检验质量管理的有效渠道，更多地被用于战略、战术和可操作的供应链规划、设计和绩效管理等。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必然在推动涉农供应链管理的同时，也唤起人类对几千年来不断走向文明的古老产业——农业有一个全新认识和重构。

1．1．2　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涉农供应链研究的进展

20世纪末以来，涉农供应链的研究及发展受到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协会、学术界、研发机构、消费者、公众及有关国际组织的极大重视。总体上，涉农供应链研发在组织建设，受关注程度，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转换、资金扶持等方面均获得长足进步。

例如，世界银行委托涉农链竞争力中心Sabine Willems和Wageningen UR农业经济研究中心的Dave M．Boselie等^[1]，形成了“以涉农供应链管理，推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的跨边界贸易”的报告，该课题详细例示和分析了三个重要案例：加纳（Ghanaian）的水果加工供应链、南非与荷兰之间的鲜食水果供应链、泰国新鲜水果供应链。澳大利亚食品及食品杂货业协会AFGC^[2]（Australian Food and Grocery Council）建立有六个常设委员会，其中的供应链协会的宗旨就是“倡导和推进一个更为有效的供应链”。美国农业部专项支持和扶助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农业经济系副教授Victoria Salin等专家进行“信息技术在涉农食品供应链中的运用”的研究^[3]。美国食品CIO论坛的创建者Bill Friend和Olin Thompson在美国著名的《食品工程》（Food Engineering）杂志上撰文指出“供应链管理渐成主流”，并认为“标准和技术的结合将使食品供应链成为一个其参与者能够对涉农链上所有的需求敏锐感觉并作出反应的地方”。2003年5月6日，美国消费者联盟主席Linda F．Golodner在美国食品工业协会上作报告，强调了“消费者对一个安全的食品供应链的期望”。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正不断加深了把构建涉农供应链作为获得21世纪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工具的认识。

在研究主题上，目前，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涉农供应链研究（R＆D）主要涉及：食品供应链、生鲜供应链、农产品物流、冷链系统、一些重要经济作物的涉农供应链（棉花、橡胶、非散装谷物等）以及涉农跨国供应链等领域，并呈日益扩展、深化、精细和外部交融之势。许多涉农链研究涉及并结合了ISO、HACCP、TQM、透明化（Transparency）和可追踪性（Tracing）等已有的技术和理论。

例如，丹麦运输研究会委托W．Lemoine，Lars Dagnas等进行了“供应链与丹麦猪肉加工业的运输工作”的研究。密苏里大学教授^[4]，美国涉农生物技术论坛编辑Nicholas Kalaitzandonakes研究了“生物技术与涉农供应链的再造”的关系。佛罗里达大学Richard L Kilmer则展开了“供应链管理与农产品加工业：佛罗里达乳酪业的案例”的研究。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James G．Beierlein等人重点考察了“食品体系中供应链的绩效测度”问题。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Rob Weave则探讨了“全面质量管理（TQM）作为一种改善农业供应链绩效的方法的潜力”。在2000年12月举行的“国际订单农业经济研讨会”上，加拿大Alberta大学的Mimi Lee，Jim Unterschultz和Mel Lerohl分析了^[5]“供应链管理在加拿大饲用大麦产业中的运用潜力”。

此外，在涉农供应链的集成技术开发方面，涌现出一些卓有成效的服务商。例如美国i2技术公司（i2 Technologies US．Inc），它拥有的用户包括可口可乐、卡夫食品、亨氏食品、Wise Food和Simplot Austrilia等国际著名公司。澳大利亚主要的包装食品生产商、配送商、经销商Simplot Austrilia^[6]的首席信息官Jeff Phipps评价实施i2－SCM后认为，“我们能够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内运营，并且改善了供应链内各类变量的可视性；这种知识帮助我们优化包括原材料采购、制造、仓储、分销到销售的整个过程。”

在基本概念的定义与发展方面，1996年，Zuurbier等学者在一般供应链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食品供应链（Food Supply Chain）的概念，并认为食品供应链管理是农产品和食品生产、销售等组织，为了降低食品和农产品的物流成本、提高质量、提高食品安全和物流服务水平，而实施的一种垂直一体化运作模式。而农产品生产物流系统的不断演变，促成了农产品供应链的形成。根据农产品物流的发展阶段，把农产品供应链划分为哑铃型农产品供应链、T型农产品供应链、对称型农产品供应链和混合型农产品供应链四种范式（Golan E．等，2002；Boselie D．，2002）。

1．1．3　国内涉农供应链研究的关注点、连续性与质量

1）我国ARSC研究建立的基本范畴及其关注点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供应链管理研究的主流在“泛工业”型供应链——而非涉农供应链。至于与涉农供应链关系密切的农业产业化领域，其研究则偏重于经济学等宏观和抽象层面（如农业产业化与交易费用理论、产业结构调整、金融信贷与土地制度改革等），这些研究对于科学而准确地理解农业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伴随着农业产业化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高度发展，微观管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却相对滞后。这就使得涉农供应链研发在两个重要的层面都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

ARSC定义中的“涉农”关注的是一种系统属性——即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生物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特点。而从形式层面看，“涉农”涉及和服务（但不局限）于“三农”。目前，学术界在ARSC问题上基本概念及定义并未统一。除农产品/食品供应链等表述外，还包括农业供应链、农业产业链、涉农产业链等相关称谓。而国外的相关表述差异也很大：既有Agri－SC，Agro－SC及Agri－Chain等表述，也有Agribusiness SC（Peter Nicholas，1999），Agri－Food SC（Victoria Sa－lin，1998），Food and Agriculture SC（Kenneth Cassavant，2002）等表述。而国内尚无统一的译法或理解。

1999年以来，国内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其研究的范围、边界及视角，试图将AR－SC领域纷繁芜杂的涉农产品抽象为某种类型而展开研究——显示出较强的理论升华趋势。按时间起始看，主要讨论或建立了以下范畴：农业供应链（王圣广、马士华，1999；王常伟、吴志华，2006）、生鲜供应链（方昕，2001；黄祖辉，2005）、农产品供应链（夏英、宋伯生，2001；谭涛、朱毅华，2004）、食品供应链（郑昕，2002；李旭，2004）、农业产业链（王凯等，2002；刘金山，2002）、绿色食品供应链（方敏，2003）、农产品物流链（刘东英，2005）、大宗农产品供应链（冷志杰，2005）、涉农产业链（卢凤君，2006）、农食供应链（叶成利、蒙少东，2007）。

按照价格与交易形成模式^[7]，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可以分为现货市场供应链、远期市场供应链和期货市场供应链。目前的ARSC研究主要集中在前两类——揭示现货市场供应链形成机理并批评其弊端，剖析远期市场供应链的契约特征并优化其运作体系。总体上，国内改善和优化ARSC的研究侧重于技术与组织两个方面。技术方面侧重于信息化及电子商务，组织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何界定供应链上各节点的关系，以及如何优化供应链成员间的合作激励、利益分配等（刘雪，2005；彭建仿等，2005；任迎伟，2005；陈蓝荪，2007）。而在关于启动、组织和整合涉农供应链的核心力量上存在着不同的选择：以加工企业或物流中心为核心（谭涛、朱毅华，2004），以农民合作组织为核心（李晓明，2006），或以企业化的批发市场和超市为核心（胡定寰，2006；邓俊淼等，2006）。鉴于国情的复杂性，这些论断的合理性局限于其具体的分析环境。

2）我国ARSC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

近十年间我国ARSC研究的分布极不均衡（见图1－1）。从2006年开始，AR－SC受关注程度显著上升，进入文献快速增长期。而大部分研究发生在近4年内（达2512篇，占总数的68．6%）。此外，可以看到，2008年以后文献增长速度趋缓，且有轻微下降。

图1－1　我国涉农供应链文献发表的时间分布

鉴于ARSC的交叉学科性质，我们从CSSCI及EI论文数这两项指标来对文献质量做一个基本了解。统计显示，收入CSSCI的ARSC文献为107篇（占总数的2．93%），收入EI的为12篇——即CSSCI论文比率不高，EI论文则“极其稀少”。

分析还显示，如果仅计算第一作者（达3017名），那么人均文献数为1．21篇。而如果将所有作者不分排名均计入，那么人均文献数为0．65篇（涉及3734名作者）——而这也并不表示“合作”研究的广泛性，因为仅有一位署名作者的论文达2346篇（占64．08%）。总体上，这一领域的研究，时间不长，质量不高，连续性不足，作者高度分散，并主要采取“单干”形式。

农产品/生物质（Biomass）种类繁多，物流特点及管理导向差异较大，国外学者作研究时，大多单独针对某类（甚至某种）农产品。而我国，仅有36．9%的文献（897篇）能在具体的行业或产品类上讨论ARSC。但整体质量不高，有影响力的文献不多（猪肉、蔬菜、烟草、粮食、乳业等供应链的单篇文献的最高被引频次分别为：48、20、18、16和9次）。

1．1．4　国内在涉农链研究上存在的基本问题

1）基本定义和分类上的混乱

在供应链源物质定义和分类上存在着混乱。目前，涉农领域供应链的名称有多种，并且同一名称下内涵理解也有差异。张晟义（2004）认为，国外主流学术界对供应链源物质定义上的忽视，是造成这种分类上混乱和理解上歧义的重要原因。此外，国外的定义常常是焦点突出有余，而适应性不足。例如，英国学者阿罗马（Aruoma，2006）由于其农产品供应链定义中过于聚焦“食物”，事实上减损了其作为基础性定义的包容性和价值。国内相关研究者很大程度上追随国外，加上其他偏差因素，加剧了这一局面在国内的表现。

2）涉农供应链基本理论体系的薄弱

除了基本定义和分类上的混乱，大多数研究者对涉农供应链的内涵，外延界定，经验性假设，基础类型和管理分类，一般结构模式、特征等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深入持续地研究。此外，虽然出现了一些侧重于具体产品类型或个案的研究，但尚需进行理论升华。

一个关于经验性假设可能存在问题的重要例子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者将Fisher等人的依据产品设计涉农供应链的思想引入涉农环境，进而认同这样一个假设：大部分农产品都是功能性产品，通常需求可预测，因而适用于推式策略，应该建立效率型供应链。但是，涉农环境下的延迟策略、推式策略和拉式策略，既是一个极具理论价值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全局性的现实问题，所以必须谨慎观察和求证^[8]。

3）理论联系实际力度不够

理论来自于实践，才可能高于实践。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无论对其自身发展，还是对其实践指导意义而言都是有害的。

国外的一项研究提醒我们，建设中的理论与发展中的管理实践可能存在的割裂和分歧。华盛顿州立大学的Kenneth Cassavant，梅西（Massey）大学的William C．Bailey和Lidia Norina（2001）进行了一项关于涉农企业实施SCM的研究，并为此访谈了四个涉农企业（从业务规模上既有年销售额数十亿美元的出口导向型大企业，也有小规模的区域性的农业合作社）。研究显示，所有的被调研公司都熟悉SCM，但是对SCM的理解却不同。其中，有三个企业在对某些方面的认识上显示了共同的特质（common traits）——他们都认为“供应链管理只不过是物流的另一种名称而已”，而且这三个企业的高层也“并不将SCM视为一种竞争工具”，虽然，他们承认“与客户和供应商加强联系非常重要”——但是却是以一种相当敌对（adversarial）的眼光看待这种联系^[9]。另外，Kenneth Cassavant等还发现，在这三个公司内部，其市场营销主管与物流主管的接触都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公司对物流主管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去削减运输和储存成本（而不是整个系统的成本）。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学术界，对于国内涉农企业从领导人到部门主管的SCM了解程度和认知现状的把握，仍然是不清晰、不完整的。尽管从2004年以来，国内有关农产品/食品供应链管理的文章数量每年剧增，但是却极其缺少这种一线调查的文献。

4）成果积累不足与理论演绎轻率

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上看^[10]，对ARSC的研究，2000～2003年共4年间为0项，2004年为1项，2005年间为2项，2006～2008年3年间每年为1项，2009年为2项。即10年间总数为8项。此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ARSC研究的资助更少。

总体上，我国的ARSC研究处于起步的、初步的阶段。相对而言，同一时期内（近10年间）对非农供应链管理的研究资助力度极大，发展较快。但同时带来了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倾向，那就是一些研究者将目前SCM研究领域，主要基于对泛工业型供应链研究所提炼出的“一般性^[11]”，过于轻率地推广到ARSC这一“特殊性”领域。从逻辑上看，除纺织、猪肉、烟草、粮食、蔬菜等方向上的研究，大多数研究并未始于更具体、更细致的层面，而是直接跃升到高度抽象的层面。总体上，我国ARSC研究在微观和细节处下功夫不够，而在宏观和大局处又把握的较为模糊粗糙。

1．1．5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涉农供应链这一超组织结构日益被锚定为解决食品安全、三农、环境保护等广泛问题的重要执行体（张晟义，2007）。伴随着实践发展的强力推动，国内涉农供应链研究不断升温，已迈入理论整合的前夜。

首先，本书致力于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解决目前涉农供应链领域的灌木丛生的局面。如前所述，近十年间涉农供应链管理理论发展很快，但是根基不稳，且大量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杂乱，缺乏梳理和规范。为此，本书将以历史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追本溯源且正本清源，重建涉农供应链管理（ARSCM）的基础理论体系。

其次，对于涉农供应链这种初步发展中的理论而言，紧密联系实际，把握实践脉搏、直面现实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农业产业化框架下的供应链实践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张晟义，经济管理，2004）。而近五年间这一实践在加速。我们认为，这些实践之“星星之火”，无论它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无论它是合乎“一般”SCM理念还是不合乎，无论它是经验还是教训，都需要一个敏锐的体察和及时地总结。但是，不容乐观的是，一方面我们对现实缺乏全面的考察，导致理论的空中楼阁化；另一方面，实践中即使一些堪称标杆（bench－marking）的做法，最多也是从狭隘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范畴被孤立理解，而不是从“以信息化带动涉农供应链一体化”的范畴去理解。这就极大地制约了涉农供应链的研究和发展。

针对涉农供应链管理理论建设中，把握现状不力，且滞后于实践发展的缺陷，本书选取了“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或称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下简称“国农重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国农重企是以我国农业部等八部委从2000年起至今陆续联合发布的《关于公布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名单的通知》为准，迄今共确定了800多家企业。其业务类型囊括农产品及其他涉农加工运销领域，它们基本上代表了我国农业产业化的最高水平。可以说，这一样本群的选取基本涵盖了涉农供应链的大多数类型，并能深刻反映涉农供应链实践的前沿水平和高端成果。

本书高度重视文献挖掘和调研访谈的有机结合，面向SCM实践中突出问题，来讨论治理和改善，将涉农供应链基本理论体系及管理框架的演绎性构建、再充实和再完善置于一个互动的视角去处理。这一研究安排，除了理论上稳健性的考虑外，还力图提供重要的决策辅助价值。即为政府或宏观管理部门提供了我国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物流管理和供应链协同的极为全面和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有助于其进行相关重大决策时，全面而均衡地把握其政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