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来源要素的看法

4．2．2　本书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来源要素的看法

虽然每个学者都分析得有道理，但是把这些提法放到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混乱，一些因素在某些学者的分析框架可能是社会资本的来源，而在另外的学者眼中则可能是社会资本的形式或影响要素。这方面的例子还有，比如Burt（1992）提出网络结构是社会资本的来源，他认为他所分析的结构洞和Coleman的封闭网络都能够产生出社会资本。这样看来，Coleman所说的社会资本的影响要素在这里又成了社会资本的来源。由于这些代表性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提法五花八门，并且在提的时候也未对所用的词汇作出强调，其他研究者引用他们的话时也就不加注意，一些文章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和类似这样的情况：原文明明把某些因素界定为社会资本的来源，但在引用中这些因素却变成了社会资本的内容，等等，不一而足。

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连社会资本的定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看待社会资本的角度自然各有不同。“关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与之相关的元素确实有很多，而且这些因素往往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比如，规范与信任、义务都有着很深程度的相互影响，把这些因素之间完全弄清确实有困难；同时，这些因素与社会资本也有着相互的因果关系，比如信任会带来高的社会资本，而高的社会资本也会反过来促进信任。出现这种现象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类似于信任、网络、规范、义务这样的词汇“概念非常笼统，它们的使用通常也带有修辞的意义，以至于它们在社会理论和研究中的发展和应用不能准确地被包含进去，即使以概括的形式”（Schuller，Baron ＆Field，2000），Adler和Kwon完全把社会资本的来源和影响要素等同了起来，尤其提到了作为社会资本来源的信任同时还是社会资本的效果，正是反映了这个问题。在Nahapiet和Ghoshal（1998）将社会资本分成三个维度的那篇文章中，在结构维度中，他们分析了网络存在与否、联系强弱及网络结构，在关系维度中，他们分析了信任与可信度、规范与惩罚、义务与期望以及可辨识的身份，而在认知维度中，他们分析了语言、符号和文化习惯、默认知识等，所有的这些词他们都用社会资本的“方面”这个词来表述，而没有明确地提出是属于社会资本的来源、影响要素抑或是形式，回避了这个问题。

笔者不想对上述学者各自的表述做综合和批判，而是希望能够在前人提供的思路的基础上，总结出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内容和影响要素，并对这些相关的理论词汇的含义进行分析和把握。

本书将企业社会资本界定为“企业作为行为主体所拥有的内部和外部的非正式关系的总和”，分析单位是单个的企业，这和上面很多学者力图从社会的或个人的角度来看待社会资本有所区别。将社会资本来源的种种说法罗列到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几个关键词汇是很多学者共同的关注点，那就是网络、规范、规则、信任和信仰，对这些内容的阐述对于笔者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的来源和影响要素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需要指出，笔者在这里也不对来源、形式、影响要素或是前提、基础等词汇作理论上的区分，而是借鉴Adler和Kwon的做法，将这些因素都归为社会资本的来源。在所有上面提到的来源要素中，笔者需要对“信任”这一要素作出重点的解释。

信任是这些词汇中最为复杂的概念。Newton（2001）认为，信任本身不仅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而且还有很多其他与之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同义词和术语，比如相互性、互惠、尊敬、团结、宽容和互助等。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信任不是社会资本的最好的唯一的指标，而且他们认为，这个词的含义以及用标准问卷来测量信任的方法都存在极大的争议，因此最好抛弃这个概念而用另外的概念来替代它。Newton指出了这种观点有合理性，但是他也同时指出，尽管信任这个概念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是，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麻烦的信任的定义，也不可能存在一个比信任好得多的社会资本的指标。Newton认识到了定义信任以及将信任与其他相关的词区分开来的难度，因此他这样定义信任：信任就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其他人不会故意损害你；而在最好的情况下，其他人将站在你的利益的角度采取行动。

关于信任的定义还有如下一些说法：Luhuman（1979）认为信任属于一种系统简化机制，通过信任可以降低环境复杂性和系统复杂性。社会关系的深浅跟彼此的信任度有很大关系。Casson（1995）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信任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源。Williamson（1985）把信任与风险联系在一起，理解信任为理性行动者在内心经过成本收益计算的风险的子集，即计算型信任。Axelord（1984）从博弈论角度理解信任，指出了信任在参与人双方多次博弈，保持关系的持续性，并希望维持其声誉，才得以建立。Burt（1992），Mohr和Spekman（1994）也都认为，与长期合作伙伴的反复交往有利于社会关系的深化，有利于有价值信息和机会的获取，实现经济利益。从心理学角度看，Rotter（1967）认为信任是个体承认另一个人的言词、承诺、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为可靠的一种概括性的期望。Wrightsman（1992）则认为信任是个体所有的、一种构成其个人特质之一部分的信念，认为一般人都是有诚意、善良及信任别人的。Sabel（1993）认为信任是交往双方共同具有的，对于两人都不会利用对方之弱点的信心。然而，信任的形成与维持成本非常高，Fukuyama（1995）提出，信任很容易被破坏，被抛弃，之后又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去重建和恢复信任。认识到信任对于社会资本的重要意义，企业才会在一定限度内舍得投入相应的时间与资源。

虽然，大量的研究和文献并没有对信任给出一个概括统一的意见，但是综合大多数信任研究文献，还是可以看到信任的共性：如信任涉及信任方（trustor）和被信任方（trustee）；蕴含着对事物、人物、程序的一种信赖和信心；它反映了一种对好的结果的判断；并且在得到这种所期望结果的同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另外，无法明确是否一定会得到期望的结果（Golembiewski ＆McConkie，1975）。

Whitener等人（1998）总结前人对信任的定义后提出，信任应该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涵：（1）信任反映了信任方期望或坚信被信任方的行为具有善意；（2）信任方不能控制或强迫被信任方履行这种期望，也就是说，对方有可能不履行这种期望时，信任涉及的愿望是脆弱和有风险的；（3）信任涉及对被信任方相当程度的依赖性，也就是说，信任方的行为结果受到被信任方行为的影响。

一般来说，行为主体对建立关系的信心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控制，另外一个就是信任（高静美，郭劲光，2004）。控制指的是通过在追求预期目标的过程中所建立的行为规范来使合作系统的各个要素变得更加可预测。这样，合作者通过它就能够对未来事件产生一种可驾驭的心理优势，从而产生了合作的信心，这种信心又会有助于对合作产生进一步的预期，并保证合作行为的稳定性。传统上受经济学的影响，在网络研究中通常假设人们是自利的，并会有欺骗行为，但通过激励和惩罚措施可以约束伙伴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早期的网络和联盟的研究者对控制给予了很大关注，这里面控制的实现就是通过笔者前面提到的正式契约。廉价而高效的控制的存在使得企业不必依赖信任；而当信任存在时，企业可降低因设置控制机制而带来的成本或复杂性（金高波，李新春，2001）。大多数的经济关系同时包含了控制和信任。

Arrow（1962）说过：“事实上，每一笔商业交易中都包含着信任的因素。”本书不想在这样广义的信任定义下研究社会资本。笔者赞同把控制与信任区别对待的做法。交易者对其合作伙伴的信任感越高，他对合作的信心就会越大。在对信任的分类上，Sako（1992）把信任分为能力型信任、善意型信任和契约型信任：能力型信任的基础是依对方要求或预期完成某一任务的能力；善意型信任的基础是双方共同的友谊、信仰和情感等；契约型信任的基础则是契约和合同。根据上面的分析，笔者将契约型信任从信任的类型中去掉，因为契约和合同其实是一种控制的手段，它增强了行为主体进行合作的“信心”（confidence），而非“信任”（trust）^[7]。信任与以正式契约为基础的控制作为两种增加信心的机制并非是负相关的关系，相反，如果两种手段同时作用会使关系更加稳固和有效率。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作为社会资本的来源的信任和正式契约有关系的话，也只是间接的关系，而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来源要素指的是相互的信任，这里的信任包括两种不同的定义：一是一个人期望中的信任或可预测性，即信任别人；二是其他人意愿中的信任，即被人信任，或可信（Frimana，2002，Currall ＆Inkpen，2002）。企业信任也存在着信任他人和可信两层意义，作为社会资本载体的分析单位首先要可信，能够吸引其他行为主体与自己建立关系，其次才是信任他人，这样才能和其他行为主体建立双向的联系。当然，可信和信任别人都是重要的，因为在多次博弈中，不相信别人会导致别人也不相信自己，而只信任别人自己却不可信也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

Coleman提出了影响行为主体决定是否下赌注，或委托人决定是否给予信任的三个基本因素，这三个变量之间的特定的结合导致行为主体做出肯定的决策。

P＝获得成功的概率（受托人确实可靠的概率）

L＝可能的损失（如果受托人靠不住）

G＝可能的收获（如果受托人确实可靠）

如果P／1－P＞L／G，则决定＝肯定；

如果P／1－P＜L／G，则决定＝否定；

如果P／1－P＝L／G，则肯定与否定无差距。

关于受托人在信任关系中的行动，Coleman提出了三个推论：第一，在一次性交易中，违背诺言的受托人损失较小；在与委托人持续进行的交易中，丧失信用的受托人损失较大。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持续得越久，受托人从这一关系中获利越大，受托人的信任程度也越高。第二，委托人与其他能给予受托人作用的行动者之间的信息交流越广泛，受托人的信任程度越高。第三，如果受托人是有组织的，也可以增加受托人的可信程度。在同业组织中，口头协议之所以可以代替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是因为在那些行业中，守信用是赢得声望的首要条件^[8]。

社会交换理论（Blau，1964）对于信任和社会资本而言都有很大的意义。该理论有助于解释交换是如何发展的。在社会交换（关系）中，一方自愿向另一方提供好处，并恳请对方履行义务，以换取回报。当一个人最先发起行动以形成这种社会交换关系时，其证明自己是值得信任这样的行动会引起对方怀疑。而Blau认为，信任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生成：（1）经常履行义务（如当收到对方的帮助时，给予回报）；（2）通过自我调节的方式进行逐步扩大地交换。

社会交换和经济交换有以下几点基本不同之处（Blau，1964）：

（1）社会交换可能涉及具有经济价值的外在利益（如信息、服务和建议），或者没有任何直接、客观的经济利用价值的内在利益（如礼貌和赞美）。另外，外在利益表现为支持和友谊，内在利益也如此。因此，社会交换有很少涉及经济利益，或者至少经济利益不明显，但是对彼此间的社会关系有很强的影响。

（2）经济交换中的利益是正式的，通常以合约的形式确定下来。这类的好处，很少在社会交换中被特别、优先地或者明显地讨论（Blau，1964）。因此，在社会交换中提供利益是一种自愿的行动。没有合约保证未来就能够得到回报；或者，这种回报在未来方能够获得。

（3）最终，社会交换是随着双方关系的发展而呈现出动态的变化，在双方发展关系的早期，没有收到交换回报的风险相当高，交换的收益是不确定的。因此，关系的发展比较缓慢。开始时，交换的内容是价值相对较低的利益。随着双方显现出他们值得信赖的特点，才逐渐演变成较高价值的利益（Blau，1964）。而经济交换是静态的交换。

之所以说社会资本的来源要素，尤其是信任这个因素非常复杂，主要体现在：

（1）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同时，社会资本的生成也会加强关系双方的信任。非正式的关系的建立需要双方的沟通、交流，这些活动的进展都会促进信任的产生与维持。其实，社会资本对所有的这些来源要素都有不同程度的反作用。

（2）共享的规范和共有的信仰作为社会资本的来源，同时也是信任的来源，而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信任的结果。共享的规范可以加强双方的信任，同时信任可以反过来促进双方的默契，使得双方之间已有的隐性契约得以巩固，新的规范得以产生。而由于共有的信仰产生的信任可能会进一步使得双方的信仰更加趋同。福山（2002）就认为信任是由文化决定的，它产生于宗教、伦理、习俗等文化资源，依赖于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共享的规范和共有的信仰可以通过影响信任这个要素而促使社会资本生成，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也直接成为社会资本的来源，比如，行为主体之间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可能是出于责任、义务、承诺、惯例、人情、面子或是宗教、帮会的共同认知等，而非信任，但行为主体也由此具有相应的社会资本。

（3）信任关系同时也是社会资本的内容之一。信任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关系，当然是属于本书所界定的社会资本的内容。但是，它没有构成社会资本的全部，非正式关系还包括由信任产生的其他非正式关系（如朋友关系等）和不牵涉信任与否的行为主体间的合作、交流、沟通等内容。

（4）另外，处于同一网络中的行为主体自然更容易产生相互的信任，但是信任不是形成网络的必要条件，网络的形成最主要是依靠显性契约（正式的规则）和隐性契约（共享的规范），并且正式规则和共享的规范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图4．1的总结并不完整，笔者对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笔者认为，除了来源要素之间的关系需要调整外，现有的关于社会资本来源要素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个不足，那就是，总结出来的社会资本各个来源要素——网络、规范、信仰、正式规则、信任——并没有针对一定的分析单位。以企业社会资本为例，在个人层次、部门层次或企业层次上，来源要素的表述可加以适当的修改和增减，从而得到适合相应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来源。另外，每个分析单位的自身特点也会对其社会资本的生成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也构成社会资本的来源要素。在下文中，我们还会借鉴图4．1，结合本节的分析，针对具体的层次来阐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