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贸易引发的环境问题

3.7　我国对外贸易引发的环境问题

国际贸易引发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十分严重，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在我国加入WTO后，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曾通过媒体向社会介绍了对外贸易对我国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他指出:“我国对外贸易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由于大量出口矿产品、农产品和畜牧产品，致使局部地区自然资源锐减、生态环境恶化。如有色金属钨、锡、锑、稀土及其他稀有金属的出口，都曾不同程度地导致这些矿产资源乱挖滥采;矿物的土法选炼释放出大量有毒和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了环境;石材的出口造成景观的破坏和水土流失等等。近年来，一些出口企业又盲目收购发菜、山野菜、药材等野生植物，致使大批农民拥向内蒙古草原，乱挖滥采，加速了草原沙化。甘草的出口也造成类似问题。羊绒出口量的扩大，导致过度放牧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了出口创汇，一些企业生产和出口的产品是发达国家因污染严重而不愿意生产的产品，结果造成把产品输往国外，把污染留在家乡……我国曾一度进口数量较大的象牙、虎骨、豹骨、犀牛角等野生动物制品。这些产品的进口，破坏了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国家现已禁止进口，但管理任务仍相当严重。沿海地区从美国、日本、西欧、中国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大量旧船拆废钢，使油污、船锈以及电焊等污染物直接排入滩涂、江海中，给人工养殖带来严重危害。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废金属、废纸等废旧物质，如果管理不善也会导致‘洋垃圾’入境。利用外资带来的环境问题在于，随着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产业逐步受到限制，促使其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3.7.1　有毒物质转移

当前，全世界每年产生的危险废弃物约3×10⁸ t，其中90%产生于发达国家。很多发达国家在处理危险废物方面建立了严格的环保法规和标准。按照这些国家的环境标准，处理有毒垃圾的成本极为昂贵。多数情况下，垃圾处置是由企业承担的。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这些企业寻找成本最小化的方式。严厉的环境标准堵塞了这些企业逃避成本的通道，在美国，1 t有毒废物的处理费高达400美元以上。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因环境标准低，危险废物的处理费仅为美国的1/10。这种差价使得一些垃圾商为从中牟利，把大批有害废物越境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虽然表面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自愿充当发达国家的垃圾场，也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公开声称垃圾和废料输出的合法性，但多数情况下，垃圾交易是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进行的，受害的则是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据报道，仅1986—1988年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危险废物就达6×10⁶ t(彭俐俐，2001)。

针对越来越严重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问题，1989年3月22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制定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公约”的专家组会议和外交大会，签署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以下简称《巴塞尔公约》)。该公约生效时间为1992年5月5日，有104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公约签订的目的是控制并把隶属公约管辖的废弃物越境减少到最低限度，把产生有害废弃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包括尽可能对废弃物产生源进行处置和回收;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对他们产生的有害废弃物和其他废弃物进行有利于环境的管理。

《巴塞尔公约》严格限制有害废弃物的进出口，美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唯一没有批准该条约的国家。美国政府根据现行国内法，允许出口可以再利用的电子废品。美国环境保护联合会指出:“实际上，美国政府鼓励向处理成本低的亚洲出口IT垃圾。”但是，中国的处理成本低是虚假的。小企业用酸泡、火烧等落后的工艺技术提炼电子部件中的贵重金属，而对大量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废渣不做任何环保处理就直接排放，或者是简单拆解分割一些有价值的元器件以改头换面重新流入市场，随意丢弃破烂外壳，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也就是说，在处理“洋垃圾”的过程中，大量环境成本是外逸的。

废旧电子产品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垃圾”，目前全球电子产品处于报废高峰期，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均面临废旧电器回收和处理问题。据统计，德国每年产生的各种废旧电器达1.8×10⁶ t，法国也多达1.5×10⁶ t，整个欧洲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约6×10⁶ t;而在美国，从1997年到2004年，仅废旧计算机就淘汰3.15亿台。近年来，由于拆卸和环保处理成本相对较高，美国等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将大量IT垃圾转运到发展中国家。电子垃圾中含有铅、汞、铜等有毒物质，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如电冰箱的制冷剂和发泡剂是破坏臭氧层物质;一台电脑显示器，其阴极射线管中平均含有1.5～3.5 kg铅，还有汞、六价铬、聚氯乙烯塑料和溴化阻燃剂等有害物质，必须进行严格的环保处理后才能丢弃。如果任其废弃或作为城市垃圾焚烧、填埋，会对大气、水源、土壤造成严重污染。

1996年4月1日起，我国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第25条明确规定:“国家禁止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限制进口可以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可以用作原料进口的固体废物的目录，未列入该目录的固体废物禁止进口。确有必要进口列入前款规定目录中的固体废物用作原料的，必须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审查许可，方可进口。同时国家有关部门从2000年4月1日起，明令禁止废旧电脑、电视机等11类旧电器的进口。

然而，美国环境保护联合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产生的IT垃圾80%出口到亚洲，其中90%流向了中国。”根据这份报告，2001年美国的废弃电脑高达4 100万台，预计2007年将突破5亿台。这意味着美国可能将含有约7×10⁵ t铅和1 300 t镉的IT垃圾倾泻到中国的良田沃土上。另据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英国1991年向我国出口危险废物1 353 t，1992年则迅速达到7 315 t。这些由广东的乡镇企业进口的有色金属废渣和废旧汽车蓄电池，已对当地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我国有关废物进口的大量报道始于1993年10月，当时，南京1 288 t韩国化学废物进口案轰动了全国。据海关统计，1990—1997年间，我国进口废物的数量和金额逐年递增，1997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12×10⁷ t，金额猛增至29.5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额的2.07%。我国废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尤其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其中，50%左右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6%来自亚洲的5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和中国澳门)，10%来自俄罗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许多废物尤其是危险废物是从发达国家经中国港澳台等地转口到内地的(夏友富，1997)。

3.7.2　污染型工业转移

由于发展中国家资金缺乏，技术相对落后，而且环境标准的执行也不甚严格，于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工业化国家淘汰的技术和产业，或某些污染严重的产业，不符合发达国家的环境生产标准的产品和产业被引入发展中国家，给引入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在这种产业转移过程中，跨国公司起了重要作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使之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组织生产。当某种产业在发达国家由于污染超标而被限制或禁止时，跨国公司就会将这种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意识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对它们来说，在当前阶段，经济发展比控制环境污染更为重要。从解决生存危机的角度考虑，这些发展中国家也乐于接受这些产业的转移。到目前为止，石棉、着色素、化学杀虫剂及铜、锌、铅等重金属的生产已经出现了这种转移的趋势。由于这些产品在从发展中国家出口时没有计入环境成本，而消费这些产品的发达国家在购买产品时也没有支付环境成本，使得本该由发达国家承担的环境成本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污染密集产业是指在生产过程中若不加以治理则会直接或间接产生大量污染物的产业。这些污染物对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有害，加速环境恶化，另外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安全和健康也会受到影响。据夏友富(1999)利用1995年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对全部三资工业企业和生产单位的分析发现，外商投资于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有16 998家，工业总产值为4 153亿元，从业人数有295.5万人，分别占全国工业企业相应指标的0.23%、5.05%和2.01%，占三资企业相应指标的30%左右;其中投资于严重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分别占全国的0.10%、2.41%和0.81%，占三资企业相应指标的13%左右，但其占污染密集产业中相应指标的40%以上，这说明污染密集产业特别是严重污染密集产业是外商投资的重要产业。投资者主要来自新加坡、韩国、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且主要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从地区分布来看，投资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外商将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禁止使用的产品及相应的技术和设备通过投资方式转移到中国，也有外商在技术上以旧顶新、以次充好，都对国内环境产生了严重影响。据调查，外商投资业中高达70%以上的引进设备为中低档水平。沈阳市人大的调查发现，某合资企业引进了早已被国外废弃的工艺，即用液态汞生产日光灯，导致车间空气中的汞浓度超标几十倍，严重危害了工人的身体健康。“氟蚜满”乳油是日本曹达株式会社于1964年开发的，日本于1975年禁止在国内生产。1992年，中日美合资的福建惠龙农药有限公司生产这一产品，由于该农药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严重污染环境并影响人体安全，在1993年发生了6起农药中毒事件，导致3人死亡。当前，由于污染造成臭氧损耗直接影响和危及人类健康，已成为世界三大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1985年，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90年6月，《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修正案》正式生效，我国政府于1991年6月19日宣布加入经过修正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但这一议定书存在明显的缺陷，它对非缔约国通过投资方式向第五条款缔约国转移消耗臭氧层物质(ODS)的生产和消费没有采取任何防止措施。一些投资者利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淘汰时间的差距，以直接投资方式将ODS的生产和消费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不少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将ODS生产和消费转移到中国。据不完全统计，1985—1996年间，这一类外商投资企业累计有1 004家，外商投资额高达21.8亿美元。其中清洗、制冷和泡沫是这一类外商投资较集中的产业，这3个产业共占这一类企业总数的95.7%和外资总额的98.03%(夏友富、赵凯，1994;夏友富，1997)。

3.7.3　自然资源过度开发与其他影响

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初级产品尤其是资源性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展中国家适合于出口的自然资源主要包括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危害相当大，以石油、煤炭为例，为了提高石油产量，往往向含油层中大量注水，其中一些水带着油返回地面，形成乳浊剂，会污染水道并威胁到水生生物的生存。而煤炭的开采对水源也有很大的危害，水流经矿床时会携带大量悬浮物，并溶入大量金属离子和其他可溶物。重金属矿和有毒金属矿的开采，对大气、水和土壤都有严重的毒害作用，还会在人体内富集。即使一些无毒矿物的开采，也会产生水体富营养化、土壤退化、大气能见度下降等有损生物生长和人体健康的不良后果。

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环境影响较为复杂。有人认为，国际农业贸易自由化将诱使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行较低标准的环境政策，加剧全球环境污染，从而主张限制农业自由贸易。相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将有助于各国农业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农业与经济增长，有利于各国增加环保投入和改善环境质量，从而主张应进一步减少农业贸易壁垒和扩大市场准入。在当前的自由贸易体制下，各国根据国内农业资源禀赋，按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农业生产与贸易。由于技术落后、环境标准低和环境管制薄弱，发展中国家会继续发展污染农业，扩大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规模，增加出口供给。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将大幅增加对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为本国农业环境的改善创造有利的条件(陆文聪、郭小钗，2002)。

中国的畜禽产品生产数量和增长速度已多年保持世界第一，畜产品是我国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畜产品出口规模自1978年以来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肉类出口量由20世纪70年代的3×10⁵ t左右，增加到80年代的40×10⁵ t，90年代达60×10⁵ t以上。但是畜牧业是污染密集的产业，除了排放CO₂、NO₂等温室气体以外，还会产生大量恶臭和污染物，致使空气中含氧量相对下降，污浊度升高，以及地表水和地下水源氨氮含量增加。出口规模的扩大使得国内畜禽养殖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将进一步加剧畜牧业废气、废物对环境的污染。按目前畜禽规模计算，我国每年产生畜禽废弃物就高达1.7×10⁹ t，含氮量约达1.6×10⁷ t，其中大部分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卞有生，2000)。

渔业在中国是一个高成长产业，从整个农业领域来看，水产品出口量最大。从1985年至2000年，我国水产品贸易持续增长，出口增长率接近20%。但是由于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十分完善，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因此可能存在以下环境风险。①滥捕造成天然种群衰退:盲目追求近期经济利益，进行滥捕的后果是鱼群总量的减少及产量年度间变化幅度的增大，减少鱼类基因的多样性，造成天然种群的衰退。另外，由于捕捞强度过大而导致天然淡水鱼类和虾蟹类种群衰退，海洋渔业海区内的渔获物有低质化、低龄化趋向，优质鱼虾的总产和单产均有所下降，优质经济鱼种数量衰减且性成熟普遍提早等问题。②水产养殖引发鱼类栖息地的破坏:缺乏规划的海水养殖已成为近岸海域的重要污染源。市场上水产品需求量逐年上升，在市场的驱动下，养殖业者不顾水体的承受能力，盲目扩大养殖密度，加剧水体的污染程度。水产养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无序、无度开发，布局不合理、养殖密度过高、自身污染严重等，对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③养殖结构单一及种质退化:由于贸易出口导向，目前各地养殖结构基本雷同，品种结构的调整也是从旧雷同走向新雷同。此外，由于天然苗种资源日益枯竭，以及人工苗种繁育技术的局限，苗种市场供应紧张，有些携带病毒、病菌或营养不良、体质衰弱的苗种也进入了市场。单一苗种长期在同一养殖区域使用，将发生品质退化，同时破坏养殖水域的生物多样性，引发生态失衡，成为诱发养殖病害的原因之一(李燕茹、赵玉敏，2002)。

目前全球濒危动植物走私贸易数额巨大，是世界上继毒品贩运、军火走私之后的第三大非法贸易。而我国幅员辽阔，边境线长，非法盗猎、偷运野生动物活动十分猖獗。从非法野生动物的流向来看，呈从北到南、从西往东的趋势，其运输采取空运、铁路、公路等多种方式。广西、云南是野生动物走私的重要通道，从越南、缅甸走私的野生动物通过边境地区入境，经贵州、湖南等省，最终流向广东等地。以藏羚羊为例，其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是青藏高原动物区系的典型代表。藏羚羊的绒毛，可以用来制造一种叫做“沙图什”(波斯语——羊毛之王)的披肩。近年来，“沙图什”披肩逐渐成为欧美市场的时尚，成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最高售价可达4万美元一条，比相同重量的黄金还贵。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使长期以来以手工编织为主的“沙图什”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升级到了机器生产，生产规模变大，对原料的需求也大增，于是威胁藏羚羊的“黑手”就从国际上伸到了中国藏北高原。市场需求的增加使羊绒价格急剧上升，1996年生绒价格曾达到1 715美元/kg，当时在拉萨一张羊皮的价格在300～400元不等。暴利的驱使使藏羚羊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遭遇疯狂盗猎，大批武装盗猎分子进入藏北高原藏羚羊的栖息地，猎杀藏羚羊，取皮弃尸，再将羊皮运至拉萨取绒，生绒再经尼泊尔走私至克什米尔制作披肩，再经印度贩卖到欧美各地。藏羚羊遭受了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盗猎，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中国森林公安机关共破获盗猎藏羚羊的案件100余起，收缴被猎杀的藏羚羊皮17 000余张、藏羚羊绒1 100 kg。据一位多年在青藏高原从事野生动物研究的资深专家估计，在1995年，中国藏羚羊总数已急剧下降至约50 000～75 000头左右，并且现仍在继续下降。近几年来，已经没人能够再看到集群数量超过2 000头的藏羚羊群。在许多昔日藏羚羊集聚的地方，如今只能看到零星的藏羚羊。

我国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其中有很多珍贵的药用动植物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成为重要的出口创汇产品。由于药用植物大多生境特殊，所处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遭受人类大规模采挖后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资源日趋枯竭。如巴戟天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实现由野生变为家种，但传统栽培方法生产周期较长，产量低，病害重，产出投入比低，在山区仍以采挖野生资源最为有效，目前巴戟天野生资源已近枯竭。我国甘草生产长期依赖采挖野生资源，内蒙古过去一直是甘草的主产地，其中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在解放初期甘草的分布面积为120×10⁴ hm²，1981年已减少至33×10⁴ hm²。在甘草开发利用的30年中，由于不断采挖野生资源，甚至是掠夺性的采挖，以致资源遭受极大破坏。50年代前期，南北疆绿洲地带遍地是甘草，目前新疆甘草储量与50年代前相比，减少了70%。近年来，由于甘草应用范围的扩大(药用、工业用、出口及制剂等)，需求量剧增，对这一野生资源的破坏更为严重。前几年，由于国际市场甘草行情看好，国内一窝蜂加入出口行列，我国北部的甘草遭受了灭顶之灾(彭华、许再富，1996)。

3.7.4　对能源消耗和CO₂排放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加快了贸易规模的扩大，也导致了国际和国内产品运输量的增加(van Veen-Groot＆Nijkamp，1999)。据国际经合组织估计，仅因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到2004年，欧盟12国农产品运输周转量将比1992年净增5%。货物运输量的增加会增加能源消耗，释放大量有害气体和温室气体。据研究，它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程度与运输方式密切相关。按照欧盟的技术标准，吨公里水路运输排放的CO₂等气体仅为公路运输的1/20，铁路运输的1/5。如果产品运输及其所消耗的能源能够合理地定价，那么贸易自由化将促进产品运输结构的优化，缓减或控制因贸易量扩张引起的有害气体的排放;反之，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将加快产品运输结构从低污染的水路、铁路运输向高污染的公路运输甚至航空运输转变，给环境带来多方面的负面效应(OECD，1994，1997)。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产品铁路运输周转量年均增长达3.3%，水路运输仅为0.3%。如果按照欧盟的标准计算，1998年，全国农产品铁路和水路运输排放的CO₂已达2.5×10⁷ t，NO达2×10⁵ t，SO达3×10⁴ t。假定加入WTO后，因贸易增长引起₂₂的农产品运输量年增长率为5%，且现有运输结构相对不变，那么，我国至少年净增1×10⁶ t CO、1.2×10⁴ t NO和1 500 t SO等废气的排放，从而大大增加了对大气环境的压₂₂₂力(陆文聪、郭小钗，2002)。

3.7.5　疾病的全球化

在新的世纪，全球人类的健康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种耐抗菌素类型的肺结核可以通过从非洲飞往加利福尼亚的飞机迅速传播，其速度超过金融资本从泰国、印尼、巴西或俄罗斯流向纽约和伦敦。2003年的非典(SARS)风波，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疾病的可怕，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全球化后的疾病无国界的恐怖场景。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消除卫生发展的障碍》报告指出，病毒和细菌严重地威胁着各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目前，在全球的死亡青年和儿童中，半数以上是患上艾滋病、疟疾、肺结核、麻疹、腹泻及肺炎等传染病。仅1998年这一年，这些疾病在全世界就夺去了1 100万人的生命。以艾滋病为例，自1981年在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以来，艾滋病病毒在全球以惊人的速度蔓延，逐渐演变成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全球性问题。目前，在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发现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一些国家的成年艾滋病患者的人数已超过其总人口的1%。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0年年底，全世界有2 20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3 610万人正忍受艾滋病的折磨。艾滋病病毒已跨越国界，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

此外，全球气候变暖也增加了疾病传播的范围，曾经只局限在某些地区发作的登革热和疟疾现正在向新的地区蔓延。因为在过去15年中，北部许多地区变得更加潮湿和温暖，使蚊子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滋生，疟疾的发病率明显上升。在新的世纪，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许多疾病的全球化将成为日益严重的现实问题。

畜牧业的工业化使得疾病在大批动物中迅速传播成为可能，而以国际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以及跨洲旅行为特征的全球化使得疾病能迅速跨国界传播。1980年以来，从国外传入我国的动物疫病已达30多种。目前，猪、牛、羊、禽的死亡率分别达8%、1%、4%、18%，每年因发病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0亿～250亿元人民币，约相当于我国畜牧业总产值的2.5%～3.1%。由于发病造成的畜产品品质下降、饲料消耗增加、人工浪费、防治费用增加、环境损害及相关产业的经济损失就更加巨大，估计约为发病死亡造成损失的3～5倍。1988年英国鸡蛋的沙门氏菌病，1996年英国的疯牛病，1997年中国台湾的口蹄疫和中国香港的禽流感事件的影响之大，损失之惨重，波及面之广，已远远地超出养殖业，它可以使一个行业毁于一旦。

3.7.6　生物入侵

外来种入侵往往与国际贸易有关，如人们有意识的农作物、花卉、树木的引种以及不可避免的物种逃逸(李博、陈家宽，2002)。另外，运输过程中压舱土、压舱水、包装材料、集装箱也是很多外来生物的栖身之地。如假高粱是20世纪70—80年代从美洲国家的进口粮食中传入我国。我国海关于1999年7月从日美等国进口的机电、家电等使用的木质包装上59次查获号称“松树癌症”的松材线虫;2000年，又多次从美日等国进口的木质包装材料中发现大量松材线虫和从莫桑比克红檀木中截获双棘长蠹(夏友富，2001)。外来入侵生物通过与本地生物混居、竞争、捕食或引起生境变化等途径而日益威胁本地生物种群的生存，更给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外来入侵植物种类进行调查。如丁建清和王韧(1998)依据文献资料对我国农田、牧场、水域等生境的植物进行了初步统计，发现至少有58种外来植物对我国农林业带来了危害。强胜和曹学章(2000)调查发现，我国外来杂草有108种，隶属23科，76属，其中被认为是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有15种。朱相云和杜玉芬(2002)对我国豆科植物外来种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对一些种类进行了翔实的考证，确认中国植物外来种有73属，158种(含变种和亚种)。目前，严重危害我国农林业的还有原产于南美的福寿螺;原产于东非的非洲大蜗牛;原产于北美洲的麝鼠;原产于前苏联的松鼠、褐家鼠和黄胸鼠;原产于南美洲的獭狸等。此外，还包括美国白蛾、松突圆蚧、松材线虫、蔗扁蛾等害虫。

外来种入侵已给我国带来严重的环境影响和经济损失。在广东，薇甘菊大片覆盖香蕉、荔枝、龙眼及一些灌木和乔木，致使这些植物难以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而死亡(黄忠良等，2000)。在上海郊区，加拿大一枝黄花往往形成单一优势群落，致使其他植物难以生长(车晋滇、郭喜红，1999);互花米草对崇明东滩国际重要湿地的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Chen et al，2004)。20世纪90年代初，在福建和厦门的一些海湾出现了一种原产于美洲的海洋贝类——沙筛贝，目前这些海域的浮筏、桩柱等所有养殖设施表面几乎都被它占据，当地原有数量很大的藤壶、牡蛎等都被排挤(梁玉波、王斌，2001)。20世纪60年代在滇池草海曾有16种高等植物，但随着凤眼莲的大肆疯长，使大多数本地水生植物失去生存空间而死亡，到90年代只剩下3种高等植物。而原有水生植物的灭绝和水质的进一步恶化又影响了水生动物的生存，水生动物由20世纪60年代的68种减少了一半，鱼类从15种减至5种(吴克强，1993)。中国北方从日本引进的虾夷马粪海胆，从养殖笼中逃逸到海域环境中，咬断海底大型海藻根部，破坏海藻床，同时与当地的光棘球海胆争夺食物和生存空间，对土著海胆构成了严重威胁(梁玉波、王斌，2001)。在云南与四川交界的泸沽湖，20世纪80年代有人试图在该湖引进草鱼，但误引了肉食性、毫无经济价值的麦穗鱼。麦穗鱼在湖中形成优势种群，大量吞食裂腹鱼，使该湖3种特有经济鱼类濒于灭绝(张国华等，1997)。

据保守估计，外来种每年给我国带来数千亿元的经济损失。如水花生对水稻、小麦、玉米、红苕和莴苣5种作物全生育期引致的产量损失分别达45%、36%、19%、63%和47%(谭万忠，1994)。云南、浙江、福建、上海等省市每年都要人工打捞水葫芦，仅浙江温州市和福建莆田市1999年用于人工打捞水葫芦的费用分别为1 000万元和500万元，而水葫芦带来的农业灌溉、粮食运输、水产养殖、旅游等方面的经济损失更大。美洲斑潜蝇最早于1993年在海南发现，到1998年已在全国21个省市区发生面积达1.3×10⁶ hm²以上，它寄生于22个科的110种植物，尤其是蔬菜瓜果类。目前在我国，每年防治斑潜蝇的成本高达4亿元(王福祥，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