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精英教育是一流大学的特征和责任

三、实施精英教育是一流大学的特征和责任

已经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由全部高等教育机构承担，只能由少数的一流大学承担。在美国，2 000多所两年制社区学院和专业学院（占高等学校总数的92.7%）承担着普及高等教育的任务，履行着大众教育的职能，而与此同时，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仅占高等学校总数的7.3%）承担着培养各界精英的任务，履行着英才教育的职能。法国的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区分更明晰，法国的大部分中学生在义务教育结束后，只要通过国家会考，都可以进入大学（即University）接受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其特点是“宽进严出”，进入大学后靠高淘汰率来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而另一条线是由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为代表的“大学校（Grande Ecole）”承担精英高等教育，其特点是严进严出，学生高中毕业后，先进入预科班学习，再通过严格的考试后方可进入“大学校”，“大学校”同时也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度。精英教育在其他的发达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之一是承担精英教育，培养杰出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从1904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除剑桥大学共有63人获此殊荣外，哈佛大学居第2位，有35人获诺贝尔奖。此外，哈佛大学曾经培养了6位美国总统、32位普利策奖获得者、全美500家最大财团中的三分之二的决策经理；剑桥大学则培养了5位英国首相，还培养了牛顿、拜伦、达尔文、李约瑟等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学者；牛津大学则培养了雪莱等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和希思、撒切尔夫人等英国首相；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培养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和6位菲尔兹奖得主，培养了法国前总统乔治·蓬皮杜等政治精英，还培养了马克·布洛克、皮埃尔·布尔迪厄、米歇尔·福柯等当代西方文化巨擘。一流大学培养了一大批世界公认的精英人才，并以此吸引和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

一流大学能够“出产”如此众多的精英，一方面原因在于入校标准很高，高不可攀的标准和严格的甄别选拔机制，使得只有具备精英潜质的学生才能进入这样的学校；但具备精英潜质的学生最终成为精英，还离不开这些学校的精英教育。一流学校往往具有全面而实力强大的学科，具有各学科一流的大师，具有先进的教学和科研软硬件，具有国际化开放式办学的优势。这些都是实施精英教育不可或缺的条件。

回到国内的应用经济学学科，虽然在实施精英教育的条件方面，我国的重点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与国内的非重点大学相比较，条件已经有质的区别了。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为例，目前拥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二十几个二级学科（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金融学和产业经济学四个国家重点学科），世界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等两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一个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目前有教师100余名，其中包括两名长江特聘教授、两名教育部社科委委员和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一名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新进教师90%以上具有博士文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外著名大学毕业的博士，此外还聘请了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Clive Granger教授和Vernon L.Smith教授等在内的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作为讲座教授或客座教授；目前与香港大学、韩国成钧馆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荷兰格罗宁格大学等国外大学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所以国内的重点综合性大学有条件且更有责任承担培养应用经济学精英人才的重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在培养应用经济学精英人才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应用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流向体现出高端化和国际化特点。经济学院每年都有五分之一左右的学生进入国内外著名大学（包括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继续研究生阶段的深造，直升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学生都成为班级的佼佼者，不少学生的文章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权威刊物发表，体现了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的巨大潜力。此外经济学院每年都有30%左右的毕业生进入外资企业工作，其中相当部分被世界500强企业，如高盛集团、通用电器、波士顿咨询、花旗银行、汇丰集团等录用。其他进入政府机关、金融企业、大型国企等工作的学生，用人单位的反映都很满意。

当然，要进一步提高应用经济学精英人才培养的质量，争取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近，还需要向国际一流大学学习和借鉴，在师资建设、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开放式和国际化办学等方面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