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扰乱的阶级关系不利于将农民战争引上正轨

6．被扰乱的阶级关系不利于将农民战争引上正轨

在西欧，尤其是在封建等级制最为典型的法国，在政治上结束封建主义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没有特权的第三等级，反对有特权的第一和第二等级的革命。前者是平民，包括资产者、工人和农民，后两者分别是僧界贵族和俗界贵族；革命的表现形式就是以资产者为首的市民，团结和领导农民展开反对贵族的斗争，它的最高形式是城市起义和农民起义。结果是以资产者为首的市民取得政权，从而用政治力量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加速资本主义发展。

在中国不是这样。前面所说的由经济上的三位一体公式转化而来的政治上的四位一体公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对社会的阶级关系，起了扰乱的作用。这四者由于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通家，就成为农民战争打击和消灭的对象，就是说，商人和高利贷者这些最有可能发展为资产者的社会成分，在西欧是和农民在一起反对地主和官僚的，在中国则被放到地主和官僚一边，一起成为被农民打击的对象。再加上中国城市由于是在专制制度孕育下存在的，不像西欧那样取得城市自治或独立，市民不可能成为领导农民进行革命的力量。由于这样，中国的农民战争，就将上述四者作为打击对象，并在战争中将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分光，这就等于将有可能转化为现代意义的资本积累消灭了。

商人和高利贷者受打击，还由于：地主经济自始就把地权和商业资本纠结在一起，商人可以成为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也兼作商人或各种作坊经营的老板，他们之间没有严格的身份加以限制，因此就没有可能形成尖锐的阶级对立。不仅如此，每当土地所有者、专制君主及其官僚们因消费贪欲增大，超经济的剥削榨取加强的时候，也正是商人高利贷者牟取暴利的好机会。他们在压制农民，横征暴敛方面，利益相同，行动一致。每到王朝末期，不能不起来铤而走险的农民大众的反抗对象，就不仅限于贪官污吏，而且还有商人和高利贷者。历代王朝末期的农民暴动，不仅推翻王朝，而且也破坏了商业，造成牛死虱死的悲惨局面。

王亚南认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时期，曾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不论是对外战争还是对内战争，都只是促成王朝的崩解，而并未导致社会制度的变革。其原因，与其说是取决于战争的性质，不如说取决于战争进行过程中的一般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可能的贮备条件；与其说是取决于农民战争只有破坏既成统治的消极愿望，不如说由于既成统治已把新社会所由孕育诞生的积极因素给无情摧残剥夺殆尽了；与其说是由于农民不能单独担任新的生产方法，不知道爱惜旧社会可资利用的生产资料，不如说是由于当作新社会之主导者的市民阶层，根本把自己的历史任务歪曲了，他们不论是扮演官僚的配角，抑是转化为地主豪绅的伙伴，都只能在农民战乱过程中成为没落王朝的殉葬者，而无法以新社会领导者的姿态出现。所以，中国以往农民战争没有结出积极的革命的果子，是不应也不能从农民本身的性质或其崛起反抗的单纯动机得到解释的。

王亚南继续说，一个旧的王朝被推翻下去了，新王朝好像只是重整旧乾坤，不复能从事任何新的变革。这是有内在的必然理由，而不可能勉强的。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除外，只有它的新生产方式已在旧社会孕育好了，才能经过脱胎换骨的变革而呈现出来。中国地主经济和官僚政治，如上所述，用种种的限制，使新生产方式的各种必需条件不能积累起来；一个因利乘便起自草泽或什么场所的新统治者，就不但因为没有什么工商业的现实基础，引导他去设想什么新的生产方式，即使他有什么翻新立异的雄才大略，也不易平地起楼似地创造一个新局面。

王亚南认为，这些就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地主经济封建阶段的重要原因。当然，不应把这个问题绝对化，以为明清时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仍然是秦汉之世的。发展是有的，只是没有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质变；正如下面将谈到的，资本主义迟至清代中叶才萌芽，又由于内因和外因，发展非常困难。正是这样，我个人认为，精确地应该说，这是中国地主经济封建社会发展的迟缓性，而不是停滞性。

【注释】

[1]这里主要根据王亚南的以下著作：《中国社会经济史纲》（笔名王渔邨，1937年），《社会科学新论》（1946年），《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48年），《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年）。此外，笔者在中山大学经济系读书时，于1946年修读王老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记下的笔记，几十年来没有丢失，其中有些精辟的论点，他没有公开发表，我觉得应该介绍给学术界。我的工作主要是将他有关的论点加以整理。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65、87页。

[3]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2—37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9页。

[7]王渔邨（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史纲》，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294—29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页。

[9]董仲舒说：天以四时之选，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臣之选相砥砺而致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