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源社区治理比较制度分析

一、公共资源社区治理比较制度分析

在上一章节中，我们分析了公共资源社区治理制度的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难题，他们是任何公地治理都要面对的本质问题。然而公共资源占有者所在社群的特殊性和公共资源的特殊性质又决定了这些治理制度结构的多样化特征，因此，有必要提供一个关于不同区域、不同自然资源属性的社区自主治理框架比较，我们称之为公共资源社区治理比较制度分析。

在这个比较制度的分析框架中，我们把影响公共资源社区治理制度结构的因素归结为三个组分：1）空间组分；2）社区组分；3）广义制度组分。空间组分包括公共资源的属性、社区生态环境及社区与外部如市场、国家的联系等；社区组分包括社群规模、社会资本水平、社区领导水平等等；广义制度组分指社区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以及正式的制度环境等。我们认为这三个组分最终决定了资源社区治理的本土制度结构，而结构的精致程度又决定了规则的可信承诺和监督难题能否解决。然而怎样的规则安排结构对于公共资源的社区治理来说是精致的呢？Ostrom在一系列公共资源治理案例中提到了很多设计规则，这些案例是世界范围的，已经在历史上存在了很长时期，并且被证明是发挥有效作用的。我们可以将这些规则总结为：

（1）清晰界定边界，即有权从公共池塘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必须给予明确规定；

（2）资源的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即占有的时间、地点、技术和资源单位数量的占有规则，要与当地条件及所需劳动、物质或资金的供应规则相一致；

（3）有效、低成本的监督设计；

（4）分级制裁，即制裁程度取决于违规的内容和严重性；

（5）冲突解决机制，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能够迅速通过较低成本或地方公共论坛解决占用者之间或与官员的冲突；

（6)集体选择论坛，即绝大多数受规则影响的个人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并且规则制定和修改是通过公共讨论完成的；

（7）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占用者设计自己的制度，且不受到外部政府权威的挑战。

综上所述，我们把公共资源社区治理制度比较分析框架总计为下图：

图8-1　制度比较分析框架

比较是通过案例呈现的，后文所选择的四个案例具有体现了三个特征：（1）不同国家、不同资源类型；（2）占用者已经为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实施了一整套规则；（3）资源系统及相应的制度都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因为要在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国家或区域内去进行制度比较本身就是一件难度非常大的工作，为了理解的方便，在叙述案例以前，我们简要从经济学上特别说明文化和历史对群体博弈的重要影响。

（一）文化对博弈规则选择的影响

泰勒⁽¹⁾提供了一个关于文化的经典定义：“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因此很明显，文化是一个社会向善论的概念，它意味着个人需要是“社会”的普遍行为方式完善自己。文化对人的影响一般不是有形的、强制的。文化氛围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因此，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文化特征决定着人们的行为，这些行为影响到其他人的福利。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合作的作用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合作，一是中国政治的礼治传统，礼治建立在人与人相系之势上，相系是一种无条件合作的表示；二是儒家社会哲学强调义务，而非权利，其教人相容而非相违，不用法规定人际关系，不用刑罚做事后消极制裁；三是中国历史的合作组织。戴蔼芦称⁽²⁾：“这些组织，则具勤俭储蓄之性质有之，扶危济困之性质有之。其信用之稳定，组织之密，计算之巧妙，今日合作制度未敢多让。”基于以上情况，Jean Gaumant认为“各国合作组织所代表的合作思想，与孔子教义一致，仁义礼智信，乃是世界合作的道德”。虽然如此，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化不利于人们合作的观点也很典型，张明柱（2006）列出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影响博弈结构和合作的典型因素，见表8-1。张明柱特别指出：东方文化价值将导致参与人选择不利于合作的博弈规则：（1）太重情感，导致目标模糊，利益区分度低，人们对目标支付函数很不清楚；（2）传统的相互依赖的集体主义，导致战略关系互动关系松弛，容易相互推诿责任，整体利益投射在每个个体的分量并不会激起集体成员合作的积极性。自然平均主义使集体利益分配陷入“大同”问题，中国人“患均而不患寡”、“有见于齐”的传统，“大锅饭”的思想并不利于促进合作博弈的激励机制；（3）回避冲突，爱面子思想使集体成员总是“敏于事而纳于言”，因此使信息沟通受阻，导致彼此相互猜忌又力图探测其他人的真实信息（这会引起以下问题：反映于收益的交易成本增大；延缓决策速度；减低决策质量；（4）关系的存在使群体中存在特殊利益集团，这会降低群体的效率，并易于导致群体的分歧力加剧；（5）西方文化中进行建设性的冲突管理，由于东方文化的内在隐蔽性、爱面子而不易推广。这使得东方集体主义在一个“黑箱”里博弈，可能会加大博弈分析及博弈规则调整的成本，导致决策效率低下。笔者无意对这些研究进行评论，但我们想表达一个相对折中却更容易被接受的观点：东方文化本质上更利于中国农民的传统合作，即以血缘或其衍生的熟人社区合作，而不利于陌生人之间的契约性合作。

表8-1　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影响博弈结构和合作的典型因素

来源：张明柱等.合作博弈理论与应用：非完全共同利益群体合作管理，上海交通大学，2006.

（二）历史对博弈均衡的影响

制度的博弈均衡观有助于解释制度的内生性，但特定博弈模型存在多重均衡解，因此若要解释为什么相同背景下，一个地方演化出的制度与另一个地方不同，我们就需要回溯历史。例如，东亚社区规范的演变通常被归结为东亚独特气候和生态条件的产物，它们使小农家庭种植和集体使用灌溉工程更具有生产效率。事实上，朝鲜和日本享有相似的生态条件，但在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方面发展出各不相同的制度演化路径，对两国随后的制度变迁轨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青木）。

虽然均衡多重性对于博弈理论专家是一个困扰，但却展示了世界范围内同种资源社区治理方式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或说差异可能来源于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可能仅仅受到一个很偶然的历史冲击，从而改变了制度演化路径。一般而言，生态、技术、文化和政治环境下演化出来的制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没有特别大的外部冲击，制度将保持在原有路径上，而一旦历史事件冲击很大，制度将发生变迁。比如国家将某项政策强制性移植到某个一直以来远离国家的社区，就非常可能破坏原有的本土制度框架。对于这种观点，下图提供了一个理解的图形。因此比较制度经济学家建议我们不仅要考察是否存在一些均衡解来解释制度内生性，还要研究哪些“历史”因素促成了对特定均衡的选择，从而造成制度的差异性。

图8-2　历史对博弈均衡影响的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