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尚笼罩在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阴影之下，中国则开始了从根本上改变本国历史和现状的改革开放的非凡实践。20多年的中国发展实践谱写了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篇章。从经济总量来看，1978～2006年，中国的GDP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26847亿美元，年均增长9.5%，大大领先于世界3.2%、发达国家2.7%以及发展中国家5.2%的速度，也超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5.8%的速度，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200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越了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从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发展报告2004》来看，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2002），中国高居世界第二（为5625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01100亿美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均GDP由1978年的240美元增加至2006年年初的1703美元；[1]国家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逐渐超过1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快速增长，表明中国的要素禀赋正在向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方向转化。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中国第一产业产值份额从1979年的31.2%下降到2005年的12.4%，与此同时，服务业产值比重从21.4%大幅上升到40.2%；中国的就业结构由1978年的农业人口占70.5%降至2005年的48.1%，制造业就业比例由1978年的17.3%上升至2005年的21.2%，服务业就业比例由1978年的12.2%上升至2005年的31.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各项指标更是描绘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增长和变化历程，显示出中国日益全面地介入国际分工，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实现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跃升至2005年的14221多亿美元，增长了70倍，1989～2005年年均增长15.6%，远高于同期世界贸易6.1%的增长水平，也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9.4%的增速。[2]
外贸总量大幅跃升的同时，外贸结构变化的历程基本上符合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描述，出口产品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从1985年起，初级产品在出口中比重逐渐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渐上升，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近年来已稳定地超过90%，在工业制成品中，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又逐步取代纺织品，成为连续12年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2005年机电产品出口425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5.5%；高新技术产品也成为重要的新的出口增长点。2005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18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8.6%。中国贸易结构的变化，表明中国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卓有成效地实现了本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
中国对外开放的巨大成就还表现在要素市场上的国际流动，以补充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供给不足，特别是资金的短缺。截至2005年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额超过5700亿美元，FDI自1992年开始连续14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外商投资的重点已从一般制造业发展到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目前，《财富》500强中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跨国公司已在中国设立各类研发中心达700多家。[3]国际要素流动不仅促进和带动了除资金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向中国的输入，而且对优化贸易结构、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以及要素转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就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和升级。国际经验也表明：一国经济增长过程的实质上也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产业的迅速发展是以20世纪末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重组和科技推动技术扩散呈加速趋势为背景的，而自身比较优势的变迁和人民币汇率变动又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生变量。
本书分上、下篇，分别从比较优势原则和汇率变动两个视角探讨开放条件下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比较优势具有复杂的形成机制，既有本国潜在要素禀赋优势的作用，又有经济开放赋予的显示比较优势的机遇，还有通过开放引入经济全球化从而创造新的分工优势的推动。因此，在上篇中，本书希望尝试探讨在开放条件下，动态的要素禀赋（要素丰裕度）变化和比较优势变迁通过什么机制和路径影响贸易品部门和国民部门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从比较优势变迁的角度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选择。本书的研究，一方面希望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开放的独特实验环境中进一步推进和丰富比较优势和产业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为在比较优势变迁基础上实施正确的产业调整政策和路径选择，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决策方案。
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使国外经济学界由议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开始，转向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确定方面，以美国财政部、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机构的官员学者们为代表，他们强烈要求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并要求人民币升值。[4]而在2005年中国经济高峰论坛上，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蒙代尔重申了其“人民币汇率应‘以不变应万变’”的观点，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5]在人民币汇率制度问题上，尽管在1994年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后，中国就已经宣称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在以事实分类为标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02年《国际金融统计》来看，中国仍然被重新（1999年）归类于“通常的固定钉住汇率制度”（Conventional fixed peg arrangements）。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改革的决定。一时间，似乎各种争论在实践操作上有了明确的裁决。维持固定汇率以及人民币不能或不应升值的声音一时间也安静了下来。但对于实践上的改革或曰完善，各界尤其是学界仍然在争论。对汇率变动的幅度、汇率制度的具体选择与实践操作，各界看法仍然不一，许多情况的明晰仍然还有待时间来判断。[6]在下篇中，本书跳出对汇率问题本身研究的束缚，另辟蹊径，着重阐述汇率作为重要的价格变量和政策工具如何引导资源要素的配置，改变一国的资源要素供给优势状况，提供新的生产要素结合机会，以此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本书的研究从汇率视角对此问题做一番探讨，希望能够对中国当前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的经济改革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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