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观考察文献

二、中观考察文献

1．外商直接投资中观理论中的技术溢出分析

小岛清^[8]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认为，投资国和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转移就越容易移植、普及和固定下来。一国应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进行。“边际产业”包括的范围较广，主要指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或同类产业中处于比较劣势的中小企业，也包括同一企业中处于比较劣势的部门。该理论特别强调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作用，根据该理论的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属于边际产业，与东道国技术水平差距小，技术溢出效应是很强的。

坎特威尔（Cantwell，John）和托兰惕诺（Paz Estrella E．Tolentino）（1990）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技术能力的稳步提高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二，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技术能力的大小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决定因素。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认为，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为大量的研究与开发投入，掌握和开发尖端的高科技，引导技术发展的潮流。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建立在“学习经验”的基础上，主要是掌握和开发现有的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特征表现为从周边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再到发达国家，产业特征表现为随着技术积累增加、技术能力逐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逐渐从传统产业扩展到高科技领域，并表现出良好的竞争力。这一理论强调学习能力，溢出效应视吸收能力而定。

2．实证研究文献

技术具有明显的产业特征，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是否也具有产业差异呢？差异是否统计显著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是很多研究者所关注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在产业层次可以划分为产业间溢出和产业内溢出，前者指的是一个产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别的产业的技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后者指外商直接投资对同一产业内其他企业的技术发展的影响。产业层次的文献主要是利用产业数据或某产业的企业数据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判断溢出的与产业相联系的某些特征，并为政策制定和理论研究提供实证基础。这一领域较早的文献是Caves（1974）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制造业企业的研究，他检验了外资对工人人均增加值的影响，发现有正的溢出。Globerman（1979）用同样的方法检验了1972年加拿大制造业的情况，他发现溢出效应很弱。此后，对其他国家各个产业的验证逐渐增多，方法大同小异，只是控制的因素和采用的衡量指标各有不同。这里介绍几个较有代表性的研究。

利用墨西哥1970年和1971年的所有制造业企业数据，Ari Kokko（1994）检验了国际直接投资可观察的技术溢出与跨国公司技术复杂性之间的联系。论文首先说明了影响技术溢出的东道国因素，如教育水平、竞争状况、政策要求，等等，然后讨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1）技术太先进难以溢出。以资本密集型为基础的技术很难在以资本稀缺为特征的国家应用，技术越先进越不容易在落后国家应用，意味着溢出与技术差距成反向关系。（2）溢出必须以技术差距为前提。国际直接投资技术越先进，对技术水平落后的东道国来说，技术进步的空间越大，进步得越快，所以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成正比。

论文的主体部分是实证检验，Ari Kokko把企业按所有权分为三类：当地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15%以上股份是国外所有的企业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不在分析之列，因为国有企业可能存在软预算约束，或有着利润最大化以外的其他目标。Ari Kokko给出了一个当地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公式用于检验外资技术溢出：

其中，VA/L^d是当地私有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用增加值/就业人数衡量。K/L^d是资本劳动比，即总资产/就业人数。LQ是就业质量指标，用产业就业中的白领人数/蓝领人数表示。HERF是产业集中度指标，可以度量产业特征。FOR是外资企业就业人数与产业总就业人数的比值。

另外，还构建了三个技术衡量指标把样本区分为高技术组和低技术组，并使用交叉影响项做统计检验。第一个是PAT，衡量每一产业中人均专利费，PAT用于表示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因为外企的支付占专利总支出费用的主要部分，PAT高，意味着该产业外企技术水平高；第二个是K/L^f，这是外企的资本密集程度；第三个是PGAP，定义为外企人均增加值/内企人均增加值，这个指标用来衡量技术差距。

为检验技术差距和技术复杂性的影响，论文做了两种检验：（1）按照技术水平高低程度不同，把样本分成六组，考察外资对高技术及低技术产业的影响。（2）加入某些交叉因素，考察先进技术（或技术差距大）与外资比例大对检验结果的作用是否一致。

数据检验的结果表明：仅与技术相关的要素（比如技术差距大小、技术复杂程度）并不阻碍技术溢出，但大的生产率差异和大的外资市场份额共同表现出明显的阻碍作用。外资比例大、劳动生产率差异大的产业，同时表现出产品差异化和明显的规模经济，这使得外企易于“挤出”当地私有企业，外企成为“孤岛”，与当地经济联系很少，在多方面与当地企业形成差异，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就很微弱了。外资是否成为孤岛，还取决于东道国其他的一些特征：历史、市场规模、国内技术能力、经济政策，等等，检验结果说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做一定的产业指导还是很有必要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如果是当地技术能力相对较强或产品差异化和规模经济不太明显的产业，那么技术溢出就会比较强，有利于国内产业的技术发展。

M．Haddad和A．Harnson（1993）检验了1985～1989年外资对摩洛哥制造业企业的影响，这篇论文与其他研究相比有两个方面的贡献：（1）使用跨年度的企业数据集，可以控制企业相关因素，以比较外资企业与当地私有企业的行为差异，可以得到一些横截面分析不能检验的结论（大部分文献都是用横截面数据分析的）。（2）论文检验了贸易和投资保护政策对溢出的影响。论文的主要结论是：①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比较显示，外资企业出口导向明显且职工工资较高，但出口导向的差异可以用企业规模解释，在同等规模的条件下，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出口导向没有差异。②有外资参与的企业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但生产率增长却是当地企业更快，这个结果显示了政策保护的效应：当地企业在这些受保护的市场中有更快的生产率增长。③证据表明，合资企业比当地企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生产率，使用生产函数方式检验，发现外资比例高的产业中企业生产率水平的离散程度较低，更接近有效率边界，但高外资比例与高生产率增长之间没有明显关系。④研究发现合资企业受益于外资，但当地私有企业并没有什么受益。M．Haddad和A．Harnson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生产率增长影响有限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技术差距，差距过大，当地企业没有能力获益；差距太小，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可能性太小。但他们的研究没有模型化技术差距因素。

产业不同，该产业的主要技术特征也会不同，由此而来的技术溢出机制也会有差异。“大多数产业都有密集的垂直信息交流与合作网络以促进生产、计划和技术开发。实际上，如果这些超市场的联系不存在，许多网络就会停止运转，因为纯粹的市场利用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易无法提供足够的信息和协调”，^[9]技术溢出就通过这些非市场化的联系发生了。

产业间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Arora，Fosfuri和Gambardella（2001）用20世纪80年代38个国家的136项化学工艺技术为例，检验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实证检验模型依赖的一个强假设是：关键投入可贸易。模型主要考察上下游产业的技术垂直溢出。基于使用的数据无法直接区分市场化的技术转让与非市场化的技术溢出，因此二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未能区分，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论文主要研究技术领先国产业中，专业化的技术发展对技术落后国的下游产业的作用。Arora，Fosfuri和Gambardella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分工有利于上游产业的技术发展时，技术可以通过低成本方式“溢出”，因此，作为技术接受者的其他国家也会获益。做检验时，控制了国家层次特征的影响，比如：GDP、人口、能源消耗、土地面积、开放程度、人力资本、地理位置，等等。计量结果表明：技术供给来源越多，这一领域吸引投资越多，落后国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得更快。说明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不仅对本国，也对其他国家有利。作者认为技术溢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技术溢出的具体机制仍然不为人知。

3．补充说明

虽然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在世界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制造业国际直接投资，但产业检验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I．Ivarsson和T．Jonsson（2003）对287个瑞典外资企业做了一个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31例，其中91例是制造业，140例是零售服务业。结果表明，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在技术寻求动机方面与制造业国际直接投资差异不大。现有研究文献与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世界地位是不相称的，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领域。

外商直接投资在世界上的分布虽然越来越广泛，但也有明显的集中趋势，大部分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也集中在少数国家。在一个国家内，往往也有外商直接投资在某个区域特别集中的现象。这种集群现象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影响如何？现有文献忽视了这个现象，其实，这也是值得研究的。

产业层次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以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假设，验证结果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方法问题，也有对结果进行解释方面的问题。要确定规律性的东西，还需要范围更为广泛和持续时间更长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