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得到提升

三、“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得到提升

1．地区性发展中大国的兴起

“冷战”结束后，地区性大国的兴起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亚洲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拉美的墨西哥和巴西、非洲的埃及和南非以及尼日利亚等国的综合国力在“冷战”结束后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成为影响所在地区局势的地区性大国。它们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印度、巴西还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争取成为世界性大国。

印度是南亚大国。1947年印度独立后，沿袭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建立的政治制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民主政治已经在印度政治生活中扎下了根，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冷战”结束后，印度因为核试验一度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进入21世纪后，印度经济以高于6%的年增长率迅速发展，经济总量逐年上升，其信息产业令世界瞩目，软件出口的规模、质量和成本等综合指数名列世界第一。在对外关系中抓住机遇开展大国外交、反恐外交、联合国外交，为争取实现世界大国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巴西是发展中国家当中最早独立和实施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在拉美地区和全球都具有重要地位。“冷战”结束后，巴西谋求大国地位，力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早在1967～1974年，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连续八年平均以10．1%的速度递增，创造了“巴西奇迹”。21世纪以来，卢拉政府放弃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建立了以推动社会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通过降低利率、改革税制、增加出口、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巴西经济获得强劲增长。在对外关系中，把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作为其外交的重点，以此为依托，力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

南非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1994年，南非举行了首次多种族大选，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和白人统治，走上了民族和解、经济发展的道路。在国际事务中维护非洲利益，积极参与大湖地区、津巴布韦、苏丹、利比亚等非洲热点问题的斡旋，努力促进非洲一体化和非洲联盟的建设，其发展潜力世界瞩目。

上述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兴起是当前国际关系中不争的事实。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关系的力量对比状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就长远影响而言，国际关系的“话语权”和运行规则也将产生相应的变化。

2．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加强

“冷战”结束后，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团结合作的新途径、新形式和新领域，表现出新的特点。

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冷战”时期受美苏对抗影响而敌对的国家间关系趋向缓和，走向对话与合作。例如，在东南亚，越南不但与东盟国家改善了关系，还于1995年正式加入了东盟组织。热点地区国家降低了对峙程度，共同致力于政治解决问题的努力。这大大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内部团结的广度与深度。

政治上，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更加坚强有力，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力，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亚洲，各国坚决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制推行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做法，坚持走自己的路。在非洲，非洲联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坚持自主解决非洲地区的政治争端和军事冲突。在拉美，各国坚持反对美国干涉拉美国家内政、推行霸权主义的做法和行径。不仅如此，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加强了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经济社会领域中，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领域大大拓展，加快地区一体化进程、环境保护、反对走私贩毒等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协调合作的新领域。东盟在“冷战”结束后将合作重点转向经济领域，启动了亚洲货币合作机制和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非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制定出实现非洲一体化的蓝图。拉美的地区一体化也由松散联盟向实质性联盟发展。南方共同市场力量不断壮大，已成为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核心。

总之，进入21世纪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内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它们在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协调合作中，不但增强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实力，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而且也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和巨大潜力。

3．“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地区原来带有“冷战”色彩的热点已基本获得解决，和平发展成为大势所趋。但是，从许多方面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局势也更加复杂，局部动荡和暴力冲突仍然是经常现象，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仍然突出，和平与稳定远没有真正、充分地实现。同时，发展中国家曾经是美苏两霸争夺的对象，能够利用超级大国的相互争夺，左右周旋，谋求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借以求得生存和发展机会。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发展中国家失去了中间地带作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对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程度下降，发展中国家在大国间的回旋余地缩小了。

失去苏联这个对手之后，西方逐渐把矛头对准南方国家，以压促变，推行西方的民主模式。美国提出的世界新秩序，其内容之一就是要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模式推广到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9·11”事件后，美国把一些不听它话的国家确定为“邪恶轴心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强权政治干预的严峻现实。

在国际经济领域，西方国家继续垄断和控制着国际市场价格，贸易保护主义更趋严重，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名目繁多。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更加困难。苏东剧变后，发展中国家不仅失去了来自苏东集团的援助，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也面临了更多国家的竞争，在获得资金援助方面更加困难。西方的发展援助条件更加苛刻，日趋政治化，迫使发展中国家在人权、民主问题上作出让步。此外，区域经济集团化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展开，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面临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边缘化”的困境。

正因如此，“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分化和离心倾向。发展中国家相互间的利益差异日益显露出来，政治倾向也趋于多样化，增加了彼此协调的复杂性。着眼于长期发展，发展中国家应该继续加强团结与合作，化解内部矛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整体优势的力量，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