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一、对贸易与环境问题最早的关注

贸易与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的初始与发展来自经济与环境问题研究，并且是经济与环境问题研究发展深入和细化的产物。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中的争论是经济与环境问题研究中争论双方意见相左的理论分支，前者问题研究中的争论是后者在长时间的研究中争论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的结果。所以说，经济与环境问题的研究是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的渊源。

经济与环境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Robert. Wallace（1697－1771），他于1761年就在《人类、自然和上帝保佑的各种前景》中提出，人口如果不受限制将会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气候、贫困、战争等问题会随之而生，^①限制人口增长。英国经济学家Thomas R. Malthus（1766－1834）沿袭了Wallace的观点，他在1798年发表了《人口原理》，该著作是西方近代史上提出的经济与环境关系研究的较早且影响深远的著作。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马尔萨斯主义与由之演变而来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均被视为对人类未来发展持悲观主义论调的理论。马尔萨斯主义的悲观论调是基于三个基本假定之上的：（1）资源是绝对有限的，因此增加人口必然受到资源的限制；（2）除非受到某种抑制，否则人口必然会发生几何级数增长；（3）依靠科技水平的发展是无法逃脱资源匮乏的现实的^②。马尔萨斯主义认为，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的短缺是限制经济发展的根本，除非人口增长率和资源使用率被有效控制，否则难以期待经济持续增长。该理论一经问世，就遭到了大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此拉开了人口与环境关系长期论争的序幕。反对者认为马尔萨斯主义忽视了人类具有的社会性所带来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人口发展的制约作用。而且，马尔萨斯主义否定了技术对于改进资源短缺状态的积极意义。尽管马尔萨斯主义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马尔萨斯主义关于人口和资源对于长期人类经济发展的悲观影响论至今仍是经济与环境关系争论的焦点，并催发了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中的悲观论调，即“贸易有害论”的产生。

（一）华莱士·罗伯特

华莱士·罗伯特（RobertWallace，1697－1771）博士是历史上重要的苏格兰学者，以其关于人口数量的著述和建立苏格兰牧师遗孀基金的努力而闻名。1697年1月7日出生于佩思郡的金卡丁教区，父亲华莱士·马太是这个地区的牧师。由于他是独生子，他的早期教育被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斯特林文法学校学习拉丁文。1711年，他被送到爱丁堡大学学习。他是Rankenian俱乐部的最初成员之一，这是一个社会文学联谊会，之后出现的许多名人都是源于此俱乐部。此俱乐部很明显与苏格兰文学史有关联。华莱士将他的研究方向限定为苏格兰教派的研究。1722年，他被Dumblane长老会授权传教。1723年8月，安南达尔的侯爵授予他在Moffat任职。

华莱士博士在读大学时对数学产生了兴趣并将其精力集中于数学。在做牧师期间，他花了许多业余时间用于研究数学，并留下了大量研究成果的手稿。1733年，华莱士被任命为爱丁堡的Greyfriars教堂中的一位牧师。在1736年，由于拒绝在他的教堂中诵读一项为对Porteous的杀人犯更有效的审判法案，而这项法案又是牧师和贵族家族已经约定要在讲道坛上宣读的法案，因此他以前得到的政府资助被取消了。在沃波尔牧师的短期统治中，他并不受欢迎。但是，在他们的继承者中，他被委托指导教会事务。当华莱士博士能够通过促进苏格兰牧师遗孀基金方案实质性服务于他的国家时，牧师中的革命突然间爆发。

1744年，华莱士博士被任命为苏格兰皇家牧师。他已经学习了爱丁堡哲学社会学，他是这个学科的最初成员和积极提倡者。他在1752年修改并发表了“关于远古和现代人类数量的论文”。他提出，存在于地球任何地方的人口数量一定与食物的供给量成比例。华莱士博士对于事实的解释已被Malthus所认可。由于作者的知识给著作注入了大量严谨的统计信息，所以，他的著作获得了应有的知名度；但是在他努力建立的伟大的理论中，他的推论通常是可能是失败的。作为一个对上述提到事实的推论，他认为，在农业最受重视的地方能养活最大的人口数量；而且，古代人比现代人更加注重技术，古代的世界比现代的世界想必人口更稠密。如果所有用于消费的食物在其生产地被消费，则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在一个商人的世界中，一种相反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即为：在那个地球上最少人口从事农业工作的时期，世界将会是人口最稠密的。原因是：对于每一个存在的人来说，必须获得大量的食物足以生存；对于获得这些食物，最简单的方法总是受欢迎。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从事农业的人口比重越少，不但生产的并不少，而且随之而来的是提供总量所用的方法越来越简单。最大的促进生产简化的发动机是商业。商业用一个地方的充足供应另一个地方的缺乏，交换那些必需品和奢侈品。正如如果在富饶地的居住者花更多的时间被迫为自己提供这些东西，他们就能够花更多的时间用于耕耘。因此，明显的是，人口稠密的增长已经伴随着现代商业。在这篇论文发表以前，Hume已经创作出了关于古代国家人口密集的珍贵的批判性论文。这篇论文运用政治经济原理，对于那些关于古代人口密集的真实性表示质疑，而华莱士则采用了许多这些被Hume质疑的资料。在出版这本书时，华莱士博士增加了很长的附录，用许多知识和严谨的信息讨论Hume的理论，但都是以怀疑论者怀疑未被驳倒的作者的虔诚的信仰为基础。在孟德斯鸠的审查下，华莱士的论文被翻译成法文，并于1809年出版。华莱士博士1758年发表了《英国当代政府特征》，1761年发表了《人类、自然和上帝的不同前景》。

华莱士博士在暴风雪天气散步中，因突发感冒于1771年7月29日逝世。

（二）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年），出生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年代，他1784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并专攻数学。1788年毕业，并获得神职。1805年担任伦敦附近的东印度学院（East India College）的历史与经济学教授。1791年获得硕士学位，1793年成为耶稣学院的一名牧师，1798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人口原理》。1799年他到瑞典、挪威、芬兰和俄国调查土地、粮食与人口的关系。1802年，访问了法国和瑞士。次年，对其著作做了修改补充，出了第二版。

马尔萨斯的名著第一版本最初发表时没有署名，但是由于拥有广泛的读者，使他一鸣惊人。这部名著的较长版本发表于五年后的1803年。这部书经过反复修订和增补，1826年出版问世。

1804年马尔萨斯结婚，当时他已经38岁了。1805年他被任为海利伯利东印度公司学院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在余生中一直担任此职。马尔萨斯还写过几本经济学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该书影响了后来的经济学家，特别是20世纪的重要人物约翰·海纳德·凯恩斯。马尔萨斯晚年享有很多荣誉。1834年他在美国巴斯去世，终年68岁。

《人口原理》是西方近代史上提出的经济与环境关系研究的较早且影响深远的著作。尽管马尔萨斯主义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马尔萨斯主义关于人口和资源对于长期人类经济发展的悲观影响论至今仍是经济与环境关系争论的焦点，并催发了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中的悲观论调，即“贸易有害论”的产生。

马尔萨斯的基本论题是人口增长有超过食物供应增长趋势的思想。马尔萨斯在他最初发表的论著中，用相当严格的形式表述了这种思想，认为人口有几何增长的趋势（即按指数增长的趋势，如级数1，2，4，8，16……），而食物供应只有算术增长的趋势（即按直线性增长的趋势，如级数1，2，3，4，5……）。马尔萨斯在他后来的几种版本的书中，用不那么严格的形式重述了他的主题，只指出人口会有无限增长的趋势，直至到食物供应的极限为止。马尔萨斯从他这部论著的两种形式中得出结论：大多数人注定要在贫困中和在饥饿的边缘上生活。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任何技术进展也不能改变这种趋势，因为食品供应增加必然要受到限制，而“人口指数无限地大于地球为人类生产物质的指数”。

马尔萨斯有三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两个公理”、“两个级数”和“两种抑制”。

“两个公理”：第一是“食物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第二是“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在将来也是如此”。

“两个级数”：“人口在没有阻碍的条件下是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稍微熟悉数量的人就会知道，前一量比后一量要大得多”；“根据自然规律，食物是生活所必需，这两个不相等的量就必须保持平衡”。

“两种抑制”：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二者出现不平衡时，自然规律就强使二者恢复平衡。恢复平衡的手段，一种是战争、灾荒、瘟疫等，对此，马尔萨斯称其为“积极抑制”；另一种是要那些无力赡养子女的人不要结婚，马氏称其为“道德抑制”。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根据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初期的人口现象提出来的，当时，对他的理论存在着不同看法，在马尔萨斯的两个公理中，把人与自然界的动物等同起来，当作超社会的自然规律，从而忽视了人口问题的社会性。至于“两个级数”，虽然他说是在“没有限制的条件下”的增长规律，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看，没有限制的条件是不存在的，所以从总的情况来说，“几何级数”增长也是不存在的。最后“两种抑制”的办法中，“积极抑制”的战争、灾荒和瘟疫其实质都是社会原因为主而引起的；“道德抑制”更是不切实际的。

虽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作为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人口学著作，长期以来吸引着各方面学者的注意。

马尔萨斯学者对经济学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受马尔萨斯影响的经济学家断定：在正常的环境下，人口过剩使工资不会大大地高于维持生计的水平。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他是马尔萨斯的亲密朋友）说：“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必须使劳动者能够共同生存，即使人类不增不减永世长存的价格”。这个学说一般被称为“工资钢铁定律”，为马克思所接受，成为他剩余价值学说的一个主要成分。

二、20世纪对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的深入

到了20世纪，庇古（1920）、科斯（1960）⁽¹⁾等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一些关于解决环境成本外部化和市场失灵的办法，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成为经济领域关注的焦点。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日益扩大的非持续性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逐渐超出了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造成了自然环境的退化，甚至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另外，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更加关心环境的质量，增强了人们对洁净环境的偏好，人们对“洁净环境”这种特殊产品的需求增加。因此，环境问题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了环境保护的第一次浪潮，环境问题被提到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当时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与发达国家的工业污染相关的国内和地区环境问题。当时，贸易、投资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时期关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通过征收污染税、制定排放标准来对环境进行保护，其国际竞争地位会受到影响，这也就是所谓的竞争力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主和产业工人认为本国实施的严格的环境标准将会降低他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寻求补贴或进口保护政策以抵消这种影响。另一个问题是与环境相关的产品标准可能成为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问题。

1972年6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113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共同讨论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大会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宣言向当时世界上的40多亿人口发出了郑重告诫：“如果人类继续增殖人口、掠夺式地开发自然资源、肆意污染和破坏环境，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必将出现资源匮乏、污染泛滥、生态破坏的灾难”，并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后代而共同努力。

为了给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准备文件及出于自身责任的需要，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WTO的前身）于1971年成立了“环境措施和国际贸易工作组”（Group on Environmental Measur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EMIT），其任务是应缔约方的请求对与贸易政策相关的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的措施进行审查，特别是涉及总协定的一些规定的应用问题，其中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

随后，1973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环境以及贸易与环境问题被暂时搁置了下来。经济危机过后，各国经济复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环境问题再次得到公众的关注，出现了环境保护的第二次浪潮。与第一次浪潮相比，这次环境保护浪潮更多地具有全球性倾向。这是因为许多的环境污染问题具有跨境转移的性质具有全球性影响，如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等。另外，经济全球化也使环境问题更多地具有国际性的特点，当各国人民意识到他们相互影响、紧密联系的时候，他们对彼此的活动，包括环境方面的活动，也更加关注。为了寻求解决各国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的措施，联合国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代表团和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三项文件，《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在会议期间也开放签字，153个国家和欧共体签了字。会议制定的文件和公约有利于保护全球环境和资源，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义务，同时也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利益。

（一）庇古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是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出生在英国一个军人家庭，是这个家庭的长子。青年时代入剑桥大学学习，最初的专业是历史，后来受当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影响，并在其鼓励下转学经济学。毕业后投身于教书生涯，成为宣传他的老师马歇尔的经济学说的一位学者。他先后担任过英国伦敦大学杰文斯纪念讲座讲师和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被认为是剑桥学派领袖马歇尔的继承人。当时他年仅31岁，是剑桥大学历来担任这个职务最年轻的人。他任期长达35年，一直到1943年退休为止。退休后仍留剑桥大学从事著述研究工作。另外他还担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经济学会名誉会长、英国通货外汇委员会委员和所得税委员会委员等职。他的著作很多，比较著名的有《财富与福利》（1912）、《福利经济学》（1920）、《产业波动》（1926）、《失业论》（193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1938）、《就业与均衡》（1941）等。

《福利经济学》是庇古最著名的代表作。该书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影响较大的著作之一。它将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系统化，标志着其完整理论体系的建立。它对福利经济学的解释一直被视为“经典性”的。庇古也因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

庇古提出环保市场化的思想。针对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状况，庇古论述了环境外部性问题，提出用税收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基本政策思路。

庇古（A.C.Pigou）提出了“边际私人纯产品”和“边际社会纯产品”这两个概念，他把生产者个人从追加一个单位的投资所获得的纯产品叫做“边际私人纯产品”，而从整个社会来看，该投资给社会带来的纯产品（不论这些纯产品归谁所有）叫做“边际社会纯产品”。他指出，一种经济活动给个人带来的利益，与社会从这项活动中获得的利益有时可能是不一样的，即“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不一致。在这种场合，提高国家干预，主要是采取课税的办法来抑制“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投资，用补贴的办法来促进“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投资。对消极的外部性的产生者征收相当于外部成本的税收，这样，利润最大的原则就会迫使生产者将其产出水平限制在价格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之外，这正好符合有效配置的条件。另一方面，对“积极的”或“正的”外部性的生产者，政府提供相当于外部效益的财政补贴，鼓励产出量扩大到社会最大效率的水平。

他认为：市场经济运行中，因为自然环境提供的服务不能由市场进行交易，所以市场机制无法对经济运行主体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副产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作用。这种以危害自然为表现形式的外部性成本发生在市场之外，庇古称之为“负的外部性”。经济活动的外部性产生了但没有反映社会成本和未来成本，价格也不能真正反映使用环境资源的社会边际成本。为了克服这种“负的外部性”所导致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政府应当实行干预措施，从而把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迫使其面临真实的私人成本和收益，以达到控制其污染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庇古提出征收环境税的建议。他建议，应当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征税，用税收来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这种税收被称为“庇古税”。他认为，企业生产排放的污染物无法在市场上自动消除，政府可采取行动，以征税或收费的形式将污染成本加到造成污染的产品的价格上，这可以使企业根据各自的技术创新能力来选择纳税还是技术创新，每个经济主体便具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鲍莫尔等人继承了庇古的观点，并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寻求污染控制的最优途径，认为要使企业排污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需要对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征税，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庇古税”方案的前提条件是政府能够准确掌握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但环境外部性具有外延扩散性的特点，其作用范围及受益程度难以进行准确界定。即使受益范围能够明确界定，也由于不同的受益者所处社会经济条件不同，而对同样的生态产品形成不同的效用评价。因此准确计量生态环境外部效用的大小是困难的。而且，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监督不力等情况下，政府自身也可能多征税，并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因此，“庇古税”方案的实施必须有相关配套政策。

“庇古税”方案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如我国目前征收的排污收费，国外一些国家征收的环境税、碳税等。

庇古去世已经很多年了，但庇古税（对污染征收的税）仍然是现代经济学中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这说明一代大师的智慧已成为人类思想宝库的一部分。人类知识大厦正是由这一代又一代大师构建起来的。

（二）科斯

科斯（1910－）出生于英国威尔斯登，早年就读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并分获商学学士学位（1932年）和理学博士学位（1957年），曾在敦迪经济学校（1932－1934年）、利物浦大学（1934－1935年）、伦敦经济学院（1935－1951年）任教，后移居美国，先后任教于布法罗大学（1951－1958年）、弗吉尼亚大学（1958－1964年）和芝加哥大学（1964年至今）。他的主要作品有《英国广播：垄断的研究》（1950年）、《企业的性质》（1937年）、《边际成本争论》（1946年）、《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经济学的灯塔》（1974年）、《马歇尔方法论》（1975年），其中《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均已成为经典性作品，广为引用，而且成为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两块基石。前者提出了被后人概括为“交易成本”的概念，并用它分析了企业与市场的差别与联系；后者则强调了“产权”在经济问题中的重要地位。这些概念和理论不仅已被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而且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产权学派”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并以它们为主要内容，形成了现代的“新制度经济学”。1991年，科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针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庇古提出征收环境税的建议。科斯正是在批判庇古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用界定产权的方法来解决在外部性问题上的低效率。科斯认为采用庇古税的方法严格确定责任的方式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衡量污染的货币化损失非常困难，在确定排污税的收费标准时，信息非常关键，但环境污染的信息往往难以获得或者获得的成本很高。他指出外部不经济具有相互性，制止甲对乙的损害行为会对甲造成损害。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避免较为严重的损害。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论述了这一解决外部性的方法，即著名的“科斯定理”：外部性可以通过明确界定和保护产权，并通过市场的自愿交易来解决，即当交易谈判涉及的当事人较少、市场交易费用小于政府干预的成本时，市场机制比政府干预效率更高。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在市场中可以通过初始产权的界定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其引申结论是，通过适当的产权安排，市场运作能有效地解决生态环境这类公共物品的供求平衡和收费问题。

科斯定理为某些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解决途径，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卓有成效，但是科斯定理的实现在现实中有许多条件的限制。首先科斯定理的前提是界定产权，而这是相当困难的。其次科斯定理需要交易成本为零，过高的交易成本会使得交易无法进行。现实中当交易各方众多时就使得交易成本不能忽略。最后，产权的界定是在产权主体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产权在代际进行界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代际公共品的产权只能界定给当代人，产权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进行交易，却没有对等的产权交易对象，中间存在着时间这个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科斯定理对于解决代际性问题也是无能为力的。

科斯方案在实践中也得到不断应用，最典型的就是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建立及不断完善。但科斯定理的成立也是有一定假设条件的：一是谈判的费用（交易成本）要较低；二是产权必须明确的；三是外部性影响涉及的范围较小。而在实际中，完全满足这些条件是比较困难的。

由于环境资源具有无形性、流动性、受益范围广泛性等特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产权保护和产权界定成本很高，而且受益者往往会隐瞒自己的真实需求，市场主体与众多受益者之间进行直接磋商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很小，科斯方案往往失效，税收干预是必要的。所以，尽管排污权交易等制度发展很快，但环境税收仍然是当前各国保护环境的主要手段。

三、贸易与环境问题系统理论的出现

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系统理论的形成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是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第二次浪潮。这次浪潮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贸易和投资使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大大加深，另一方面是因为国际社会对全球性以及越境转移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加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重视。与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浪潮不同，这次是环境保护对贸易体制的发难，除了竞争力和产品标准上有一些新变化以外，还出现了如何为保护环境采取相应的贸易措施以及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效应等方面的发展与讨论。

在这个时期，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金枪鱼—海豚”争端以及GATT争端解决专家小组对该争端案的处理⁽²⁾，使贸易与环境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贸易与环境问题、二者的关系以及是否可以为了环境保护目的而使用贸易措施等，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一直延续至今。

本部分以下的内容主要是针对这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