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简介

第一节　新经济地理学简介⁽¹⁾

一、新经济地理学源远流长

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渊源应该追溯到德国传统的古典区位理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农业国，英、法等国却已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英国工业化前后，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些目光敏锐的德国农场主通过与英国的农产品贸易而获利，于是尽量多买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德国农业开始向大型化商品化过渡。为了研究德国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约翰·冯·杜能潜心经营农庄十载，收集了极为详细的资料，于1826年撰写了巨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孤立国》）。书中对于地租和土地利用的分析使人耳目一新，而对于孤立国（城市）的描述，成了城市经济学的发源⁽²⁾。

到19世纪末，德国已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并迅速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产业的大发展，使得产业迁徙和工业布局问题为学者们重视。韦伯于1909年撰写了《工业区位论》。在这部名著中，韦伯系统地建立了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规则，严谨地表述了一般的区位理论，并发展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流派。

新古典区位理论代表人物则是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和奥古斯特·勒施（August Losch）。前者于1933年出版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区》一书，提出了中心—地方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后者于1939年出版了《区位经济学》（原名为《空间体系经济学》，于1954年在美国以The Economicsof Location为名翻译出版），以最概括性的描述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经济。

1956年，沃尔特·艾萨德（W. Isard）出版了Location和Space-Economy一书，将冯·杜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易驾驭的框架，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正如它们作出其他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一样。这是一种开创性的贡献。“但是，他在他的这部巨著中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将空间问题带入经济理论的核心，却从未实现。……事实上，艾萨德从未提出过一个一般区位均衡的例子；这并非偶然，因为不论是他还是那个时代的任何人都不知道怎样做这件事。……艾萨德并没有对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相反，他开创了一个折中的应用领域——区域科学”⁽³⁾。

阿朗索（Alonso.W）于1964年出版了《区位和土地利用》一书（Location and Land Us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用经常在城市与农村来回穿梭的“通勤者”（Commuters）替代农民，用中央商业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替代城市，建立了一个“单中心城市模型”，描绘了一幅比冯·杜能的模型更令人满意的图景。

将区位理论与国际贸易密切联系起来的是贝蒂尔·奥林（B.G.Ohlin），当他获得1977年经济学诺贝尔奖时，其名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和International Trade，1933）被提名为他的主要贡献。在这本书的修订版（1966）中，奥林增加了一篇新的论文《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看法》作为附录，他指出：“如上所述，国际贸易理论是一个‘多边市场理论’其他多边市场理论，可以从价格差异理论和地租理论中看到。然而，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区位理论的。……区位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区位理论的一小部分。”⁽⁴⁾可以说，奥林开拓了贸易与区位理论之关系的新领域。也有经济学家认为⁽⁵⁾，再追溯到大卫·李嘉图之前的国际贸易理论，空间因素是得到优先考虑的，通过将环境差异弱化为土地生产力的差异，李嘉图有效地将对空间的考虑从他的分析体系中剔除了。他用比较成本替代了空间因素，并使比较成本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因素。正是因为李嘉图模型和比较成本的重大影响，几乎将空间因素从主流理论中剔除出去，从那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空间因素即使被研究过，也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演绎模型之外处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在空间经济的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消极的分水岭。萨缪尔森于1983年在“Thunen两百年”中这样说：“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传统上假设要素流动的可能性为0，而商品在国家或地区间流动的可能性为100%。冯·杜能的模型背道而驰，在一个不能移动的土地上，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商品的流动要花成本。对于劳动力将在哪里定位的问题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可是冯·杜能考虑了”⁽⁶⁾。区位理论与贸易理论的关系也由此可见一斑。

空间经济研究的是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尽管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但是，与时间不同，空间长久以来没有能够成功地纳入经济学主流。那么为什么区位问题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盲点？这并不是历史偶然：由于新经济地理学本身的某些特征，使得它从本质上就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掌握的那种建模技术无法处理的领域。而这种特征指的就是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问题。克鲁格曼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对空间问题置之不理，并不是因为区位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不重要，相反，它很重要，只是因为经济学家们没有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他说，“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如果你不找到某种方法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厂商的问题，那么你事实上根本无从入手。……正如地理学家们因为知道手中没有可以解释山脉成因的模型，所以不会认真研究山脉的位置那样，经济学家们也因为知道无法把空间因素模型化，而不去研究经济的空间方面的问题。”⁽⁷⁾

如何才能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这种常态纳入经济模型中去呢？事实上这不仅是区位理论研究的盲点，也是其他一些经济理论研究的瓶颈。至今仍然有许多经济理论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这使得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经济不是以“后院资本主义”（backyard capitalism）为特征的。1977年，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建立了一个非常精巧和独特的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这个模型为很多经济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工具，扫除了前进路上的技术障碍，从此，掀起了经济学研究中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革命⁽⁸⁾。这场革命有四波：第一波是产业组织理论，第二波是新贸易理论，第三波是新增长理论，第四波则是空间经济理论。

保罗·克鲁格曼是这场革命的弄潮儿。20世纪80年代他对新贸易理论的贡献众所周知，而在80年代后期，他关注着欧洲经济不断融合的发展趋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起初认为有关收益递增的有趣现象要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进行阐述。当他潜心研究时，却发现自己的分析越来越偏离过去所熟悉的国际经济学。在国际经济学里，要素不能流动而商品可以贸易且运输成本为零，是进行国际贸易研究的基础。而现实是生产要素可以流动且运输成本也为正，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转向另一类模型，它们更接近区位理论而不是国际贸易理论。于是，克鲁格曼从中发现了另一番天地——新经济地理学，并雄心勃勃地想把它发展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区位理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更加广阔领域的一部分”，克鲁格曼定义的经济地理是指“生产的空间区位”⁽⁹⁾，它研究经济活动发生在何处且为什么发生在此处。为什么研究这种经济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克鲁格曼解释说有三个重要的理由：首先，国家内部经济活动的区位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生产的区位是和国际贸易一样重要的问题；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譬如用标准的国际贸易范式来谈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没有意义了；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告诉人们一个新的经济学世界观，却很难从贸易、增长和商业周期中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这就是世界经济实际运行方式，但研究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时，这样的证据就不难找到，因此，经济地理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实证的实验室。

二、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策略

那么究竟什么是新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的基本问题也是空间经济的核心问题，即解释地理空间中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集聚出现在很多地理空间层面上，种类繁多。例如，小型的商店或饭店集中在临近地区，集聚就发生了。从居民小区、商业区到工业区，都是不同层面上的集聚。城市本身就是集聚的结果，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集聚的一种形式，集聚的极端则是全球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即国际经济学家们密切关注的南北两极分化问题。而所有不同层面不同种类的集聚都处于一个更大的经济中，共同形成一个复杂的体系。在经济学家眼里，这就需要一个一般均衡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新经济地理的目标就是发明一种建模方法，一个讲述故事的机制，以便人们很方便地谈论使经济活动集聚的向心力和使经济活动分散的离心力，很清楚地理解经济活动的地理结构和空间分布是怎样在这两股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新经济地理与传统的区位理论和经济地理的区别也正在于此。诚然，前人也试图这样做过，但总是因为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使人却步⁽¹⁰⁾。新经济地理则找到了一条捷径，其建模策略可以归于四个口号：D－S模型、冰山成本、动态演化和计算机。

“D－S模型”即前面提到过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工作，他们的文章将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J.Robison）和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于1933年提出的垄断竞争思想赋予了严谨而漂亮的模型表述。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区域模型⁽¹¹⁾是将D－S模型应用于空间分析中，我们几乎可以视之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冰山成本”则是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52）的创造，本来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是不考虑运输成本的，但现实贸易中运输成本是客观存在的，萨缪尔森并不特别描述运用资金和劳动力提供运输服务的行业，相反，他建议人们想象货物在运输途中“融化”了一些，最终只有一部分能到达目的地，损失的那一部分便是运输成本。新经济地理学中所考虑的运输成本都是采用这种聪明的形式。“毫不夸张地说：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之间的权衡关系是空间经济理论的基础”⁽¹²⁾。

谈到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动态演化方法时我要先介绍一个词——Ad hoc dynamics，这个词很多经济学人不太熟悉，至今为止仍然没有确切的译法。虽然在数学界，在运筹学或优化论专家们那里，“Ad hoc”是个再熟悉不过的词，但有趣的是，专家们讲到这个词时从来都是直读英文，听者也从来都是心领神会，不需要任何中文翻译，它也的确没有适当的词来翻译。如果硬译，就译成“特别动态”，其实它是指rough and ready ideas without very much theoretical background，克鲁格曼等人正是用了这种方法。空间经济的“演化”，指的是经济究竟是如何从一些（或许多）可能的地理结构中选择其一的。的确，经济的地理结构是有多种均衡的可能性的，假如二十几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是在“南海边”而是在“东海边”或者中国版图的其他某个点“划了一个圈”，那么那个被圈着的“点”今天便会是另一番图景。显然这意味着历史和偶然决定了在那些经济地理各种各样可能的均衡结构中最终哪一种会脱颖而出。经济地理的演化就反映这种历史和偶然。而新经济地理学中分析这种演化过程的基本方法⁽¹³⁾就类似于Ad hoc dynamics。最近见到国内有人批评新经济地理学时说“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中，真实的空间只是‘虚拟’的几何空间的陪衬，显得本末倒置”。我想这样的批评是对Ad hoc dynamics方法不太熟悉而造成的误解。我个人认为，在模拟历史和偶然性时应用Ad hoc dynamics方法是恰到好处的。再以上面的例来说，为什么当年小平同志是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呢？人们可以说出方方面面的原因，地理学家有地理学的解释，政治家有政治学的解释，社会学家有社会学的解释，经济学家有经济学的解释，历史学家有历史学的解释，军事家或许还可以从军事方面考虑，等等，方方面面的原因都有其道理；偶然性中緼含着必然性，这就是辩证法，但最终事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选择了深圳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

克鲁格曼等人在这本书中建立的所有模型，都是借助于数值方法来解决的。人们可以发现，出于某种原因，即便是最简单的阐述，单纯运用解析法是不可能的，想给那些均衡方程组找到一个解析解是极其困难的。那么，使用数值方法肯定离不开计算机，需要计算机模拟，于是还得提到数学家图灵（Alan Turing，1952），他在研究生物学中的形态起源时，第一次运用计算机模拟求解数学模型，这给予人们新的启迪，本书作者在研究中心体系的自组织形成时，用的就是图灵机器方法。这里还要介绍一件趣事：克鲁格曼在1991年连续发表了三篇重要论文并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了《地理与贸易》一书，之后便收到各地访学和做讲座的邀请，1992年4月16日他受藤田先生的邀请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讲座（那一天也正好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克林顿来宾夕法尼亚大学做竞选宣传）。从机场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出租汽车里，克鲁格曼兴致勃勃地拿出他的笔记本电脑，开始模拟起他在波士顿机场候机时完成的“跑道经济”模型。顺便说一下，书中原文是“the racetrack economy”，翻译成“跑道经济”更合理，但我的学生们却特别偏好“轨道经济”一词，我一时心软便也依了他们。其实这里的“跑道经济”是有渊源的。豪特林（Hotelling，1929）建立了一个线性城市选址模型，塞洛普（Salop，1979）则建立了一个圆形城市选址模型，若干个企业进行价格竞争，它们在圆环上等距离选址，空间差异化外生给定；波尔（Pal，1998）证明不论是伯川德竞争（Bertrand）还是古诺竞争（Conrnot），2个企业最终会定位在圆周直径的两端；Matsushima（2001）则证明进一步推论，假设有n个企业进行这种类似的两阶段竞争，结果是一半企业集聚在一点，而另一半企业集聚在圆环上与之对称的另一点。在这本书中，最初的跑道模型是一个有12个地区的圆周，就像一面钟，商品必须沿圆周运输。不管经济活动最初如何分布，最后制造业企业几乎总是集中到两个地区，并且具有一定的对称性，当地区数目越多，这种规律越明显。这种跑道经济的试验，就是通过计算机模拟而实现的。

三、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基本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中有三种模型：区域模型、城市体系模型和国际模型。乍一看来，这应该是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三个不同领域的不同问题，但正如我们前文追溯的空间经济的渊源时所知，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和国际贸易均可以看作区位理论的一部分。事实上，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界限一直都很模糊；而这本书的三位作者中，藤田教授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教授和维纳伯尔斯教授则是国际经济学家。

（一）区域模型——中心—外围模式

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考虑的是一个只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的经济，农业是完全竞争的，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而制造业部门是垄断竞争的，供给大量的差异化品，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两个部门分别仅使用一种资源：劳动力；农业雇佣劳动力要素不可流动，而制造业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品则存在“冰山成本”。经济的演化将可能导致中心—外围格局：制造业“中心”和农业“外围”，条件有三个：当运输成本足够低时；当制造业的差异产品种类足够多时；当制造业份额足够大时。较大的制造业份额意味着较大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它们是最大的集聚力（克鲁格曼特别提倡这种金融外部性是集聚的驱动力）。关键系数的微小变化会使经济发生波动，原先两个互相对称的地区发生转变，起初某个地区的微弱优势不断积累，最终该地区变成产业集聚中心，另一个地区变成非产业化的外围。也就是说，经济演化使得对称均衡在分岔点上瓦解，区域性质发生突变。

将两地区的例子推广至多个地区与连续空间，克鲁格曼用Turing方法证明了中心—外围模型中的结论仍然有意义，集聚因素将使得在多个地区和连续空间中会产生数量更少，规模更大的集中。而即便放松农业运输成本为零这一非现实假设，基本结论也不会有多少改变。当然，中心外围模式能够发生并不表示必然发生，即便发生是否可维持也是有条件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地区形成的产业集聚可以自我维持，但在同等条件下，产业在两个地区分布也是稳定的。同时这也表明真实世界中的空间地理结构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譬如考虑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已有珠三角这个制造业中心，其他地区是否还可以建成珠三角似的制造业中心？中心外围理论告诉我们，有时多中心和单中心的地理都是稳定的——如果过去已有制造业中心，自然它会得到维持；但是如果起初没有，则未必会形成中心。事实上，长三角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得以维持，而东北或中西部至今也没有形成新的制造业中心。当然，东北和中部地区一些省份也有很好的工业基础，强化这些基础重振旗鼓，也有望成为次级中心。在中国如此广袤的大地上，多中心地理应该是一种稳定均衡结构。中国实施开发大西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部署，如果成功，这种多中心地理稳定均衡将会实现。

（二）城市模型——城市层级体系的演化

为什么在地球的苍茫大地上，有那么多地方形成了称之为“城市”的经济体？城市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在人口和企业不断流动的情况下，城市仍然持久不衰？为什么城市会形成不同层级？经济究竟是如何从单一中心地理向多城市地理发展的？形成城市层级体系的自组织结构是如何演化的？一个优化的经济体中城市规模应该有多大又该如何分布？这都是新经济地理学中城市模型所探讨的问题。

城市模型⁽¹⁴⁾以冯·杜能的“孤立国”为起点，定义城市为制造业的集聚地，四周被农业腹地包围。然后逐渐增加经济的人口，农业腹地的边缘与中心的距离逐渐增加，当达到一定程度时，某些制造业会向城市外迁移，导致新城市的形成。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又会生成更多的城市，然后继续向下发展。一旦城市的数量足够多，城市的规模和城市间的距离在离心力和向心力的相对强度下将在某一固定水平下稳定下来。如果经济中有大量规模各异和运输成本不同的行业，经济将形成层级结构。这种城市结构的未来趋势取决于“市场潜力”参数。经济演化的过程可看作是市场潜力与经济区位的共同作用，市场潜力决定经济活动的区位，而区位的变化进而重新描绘了市场潜力。随意瞥一眼经济活动在真实世界中的地理，纽约之所以成为纽约，就因为一条运河的作用，尽管这条运河在最近150年里已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起源于大约60年前斯坦福大学决策者的先见之明。当然自然地理对经济地理的作用不容忽视，譬如河流和港口的作用。绝大多数拥有200年历史的美国城市（钢铁城市匹兹堡除外）都分布在大西洋沿岸或有可以通航的河流的北边。试想如果没有长江没有上海港，就没有当年的大上海和如今的长三角中心；同样没有珠江没有黄埔港就没有五羊城和如今的珠三角。区位优势有催化作用：当一个新的中心出现时，一般情况下会是在这个地区而不是在其他地区形成，而一旦中心形成，它通过自我强化不断发展形成扩大规模，起初的区位优势与集聚的自我维持优势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空间经济的自组织作用。

用新经济地理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考虑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为什么是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那个地方形成了诸如叫做广州或上海或北京的经济体？为什么上海周边还会有诸如杭州、南京之类的次级城市？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应该有多少个类似于珠三角或长三角之类的城市层级体系？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变迁，经济如何从单中心地理演化成多中心地理？新城市终究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出现？城市规模的分布可否预测？自组织结构如何决定城市空间体系的演化过程？市场潜力曲线如何决定城市空间体系的演化路径？新经济地理学将会大大拓展我国城市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两门学科之间的界线一直都很模糊）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三）国际模型——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

国际模型主要讨论国际专业化与贸易、产业集聚、可贸易的中间产品和贸易自由化趋势对一国内部经济地理的影响。贸易和经济地理（区位理论）应该融为一体，这一点细读奥林的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开山之作《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¹⁵⁾就能理解。然而在过去的170年里，这两个学科分支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新经济地理学则想填平这一深壑。在前面两个中心—外围模型和城市体系模型中，要素流动在集聚形成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生产要素的流动会受到种种限制。在世界范围内考虑要素流动，“国界”是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之所以有国际贸易理论存在，就是因为有国界的存在。国际贸易壁垒和要素流动障碍都是国界惹的祸（即便没有正式的贸易壁垒，国界仍然会产生大量的实际的贸易壁垒）。正是因为国界，在中心—外围模式中起关键作用的产业关联效应，并不能导致世界人口向有限几个国家集聚，却能产生一种专业化过程，使特定产业向若干个国家集聚。那么关联效应、贸易成本（涉及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和国际不平等或世界经济的“俱乐部收敛”之间有什么关系？对外贸易如何影响内部地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同产业区域的专业化模式和贸易模式将如何改变？一个忽略国界的“无缝”的世界（更完美的一体化世界）将是什么样子？新经济地理学力图回答这些问题。

而对一国内部来说，开放对外贸易是提升了还是抑制了国内的区域专业化水平？国际贸易的传统理论考虑的是国际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所得，将空间经济理论应用到国际贸易传统问题，更强调了外部经济在贸易中的作用，即行业层面上（与单个厂商层面上相比）的收益递增会导致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专业化生产不同商品。对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本书的模型表明，虽然从总体上看贸易自由化会使一个国家的工业在空间上显得更加分散，但是对某些工业而言，贸易自由化却可能带来空间集聚。这隐喻着由于存在这些效应，使得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国民福利的增进比通常讲的贸易所带来的福利要多得多。一般认为，国际贸易所得来自于消费者所得和生产者所得，其中后者是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产业结构所带来的。但空间经济地理的分析表明，贸易可以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发生集聚。当一个产业为了适应贸易方式的变化而重新组织生产时，意味着贸易也许通过更深一层作用机制，来改变一国经济的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