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

第四章　新贸易理论——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

新贸易理论阐述了报酬递增情形下的贸易模式、贸易量与贸易构成，发展了一种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世界中进行贸易的建模的方法。对国际贸易模式的传统解释是基于在各种国与国间的差异。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模式取决于各部门相对生产率的差异，而赫克歇尔—俄林的贸易理论强调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贸易模式。Krugman强调，基于报酬递增的贸易理论与建立在比较优势之上的贸易理论具有同样的根本性。规模经济理论并不是不如国家之间的差别是贸易发生的原因这一观点那样重要，至少是有同等的重要性（Krugman，1990）。“如果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观点已经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那么建立一种基于报酬递增之上的贸易的规范理论的努力看起来至今仍没有走出丛林”，“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比过去更系统地研究国际贸易中报酬递增的作用以及这一作用与比较优势的作用互相影响的方式”（Krugman，1990，中译本第50页）。

一、外部规模经济、竞争均衡与国际贸易

将报酬递增引入国际贸易理论，最易于处理的情形是假定报酬递增对公司而言是外生的，因为这种形式的报酬递增与完全竞争相容，避免了市场结构难题。根据Ethier （1982）、Helpman和Krugman（1985）的外部效应模型，在外部规模经济下，行业的单个公司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状态，整个行业则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从而决定了行业内单个公司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按Bhagwati et al.（1998，ch. ll）的完全竞争模型，行业内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为，其中，为代表性厂商资本—劳动比率，外部效应取决于整个行业的规模。完全竞争使得行业内所有厂商都面临着相同的技术和要素价格，单个厂商的资本—劳动比率与整个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相同。于是，整个行业的生产函数为L_i g（k_i）。由于行业内具有外部效应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因此，，代表性厂商将行业的产量当作既定变量来雇佣资本和劳动。要素市场的完全竞争性使得整个行业的租金率（r_i）与工资率（w_i）与代表性厂商是一样的，于是，（k_i），。

对于完全竞争厂商，单个厂商的可变要素（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VMP_L）等于w，单个厂商的VMP_L为，但整个行业的VMP_L值要对行业的生产函数中L₂求导数并乘以P₂。根据Bhagwatiet al.（1998，ch.11）的分析，，其中Bhagwati等据此将外部效应分解为要素密集度效应与规模效应。

在两国的技术、偏好和规模都相同时，因外部效应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一个原因。当规模报酬递增部门的产出水平，在2×2模型中，相对于本国代表性厂商而言，相对成本为，相对于外国代表性厂商而言，相对成本为。在贸易均衡中，与相等，贸易模式与李嘉图贸易模式相同；当b不相等时，贸易模式是不确定，在的排列中，不一定会有本国生产靠左边的商品而外国生产靠右边的商品，专业化模式存在着多重均衡。

Ethier（1982）在两部门情形下分析了规模报酬递增下的贸易得益问题。他假设部门1为规模报酬递增部门，部门2为规模报酬不变化部门；报酬递增由外部效应引起的，在竞争均衡条件下，部门1和部门2的定价原则分别为：。部门1的劳动投入为L₁，部门2的劳动投入为L₂。部门1的产出水平，各国的比较优势就是由系数a_i决定的，特别是由a_i相对排序决定的，函数概括了外部效应的生产率贡献。将视为一个变量k，并令，从而。部门2的产出水平x₂＝L₂，根据L₁＋L₂＝L，则有＋x₂＝L，x₁＝（L－ x₂）^α，x₂＝L－

在Ethier（1982）模型中，对于自给自足经济下的均衡而言，存在着，p₂＝w。于是，。在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中，边际替代率MRT＝。于是，

由于α＞1，相对价格大于MRT，即第一种产品的生产量小于社会最大的生产量。因此，如果两国同时生产两种商品，在没有贸易的情形下，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在报酬递增部门生产的产品具有低的相对价格。假设世界存在本国和外国两个国家，本国的经济规模大于外国，即，两国的面临相同的技术水平。在没有贸易的情形下，对于报酬递增部门的产品而言，大国具有价格优势，即具有低的相对价格。在自由贸易条件下，w＝w^*，时，。

比较在自给自足和自由贸易均衡下的商品1与商品2的相对价格，可以看出：国家1从贸易中获利，贸易后国家1的以相对价格衡量的商品1的产出量是贸易前的2倍；国家1获利是因为贸易导致国家1将资源从规模报酬不变的产业转移到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导致经济的平均生产率上升，以至从贸易中获利。与此相对应，国家2的资源从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转移到规模报酬不变的产业，国家2的平均生产率降低，但商品2只在一国从事生产，从而导致价格下降，通过贸易使得国家2的消费福利增加，当这种消费福利超过生产率损失时，国家2仍能在贸易中获利。

对于外部经济效应下的报酬递增与国际贸易获利的分析，Helpman和Krugmaon （1985，ch. 3）一方面论证了贸易受益论，另一方面认为贸易得益也有得不到保证的时候。具体而言，Helpman和Krugman在论证贸易受益论时，假定的是一个由两个经济规模大小相等的国家构成的世界中的贸易均衡情形，而在一个由两个经济规模大小不相等的国家构成的世界中的贸易均衡时，格雷厄姆的贸易损失论就可能成立⁽¹⁾。Helpman和Krugman提出了一个充分条件：自由贸易后，只要报酬递增的产品的世界生产规模大于本国在贸易前的生产规模，贸易获利就会产生。Krugman（1900）扩展了这一分析，认为，“之所以说这只是一个充分条件，是因为比较优势也会使我们从贸易中获利”。Krugman（1990）的分析试图将报酬递增与比较优势结合起来解释国际贸易。Krugman放宽了Helpman和Krugman（1985）的单要素（劳动）投入的假设，采用两要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假设，认为一种在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产品，只要一个产业在贸易发生后的规模大于本国贸易发生前的规模，则就会导致单位等产量曲线向原点方向移动。贸易发生后，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同时发挥作用，更小的资源投入就可以购买到一单位产品。

二、垄断竞争、报酬递增与国际贸易

（一）差异产品的两种分析方法：S－D－S法与Lancaster法

对于报酬递增情形下的垄断竞争的贸易建模方法，产品的差异性是其重要的分析基础，该方法实际上就是假定垄断竞争厂商能使它们的产品与其他产品存在差异而不能完全被替代。理论界往往以偏好结构来区分差异产品：一是Spence—Dixit—Stiglitz的品种偏好分析法，即认为人们偏爱消费多种多样的品种。在S－D－S模型中，品种偏好分析法通常都以对称而且凹的子效用函数u_i（D_i1，D_i2，…）来表示对品种的偏好，其中D_iw是品种w的消费量。Helpman和Krugman（1985，ch.6）将子效用函数表示为一个易于分析的CES函数，即，其中，（替代弹性σ_i＞1）。在垄断竞争情形下，对CES子效用函数最大化就能形成对品种的需求函数，其中，P_iw为品种w的价格。这种需求函数是从消费者对品种偏好中形成的，Helpman和Krugman（1985）将这种偏好称为产品的水平相异性，或者说，这种产品是水平差异产品。

另一种分析差异产品方法是Lancaster的理想品种分析法。在这种方法中，消费者所需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一种间接或者引致的需求。该需求一方面依赖于人们对特色的偏好，另一方面依赖于人们对同一商品在消费上的不同满足感，也就是说人们对商品所体现的特色具有不同的个人偏好。Lancaster偏好比S－D－S型偏好更具有弹性、更复杂。

人们在选择任何潜在可能的品种时总是力图选择理想品种，即当消费者面对两种不同品种时，他将选择距他理想产品较近的一个。假定产品的品种能用单位圆周上的点表示，消费者的理想品种为，Helpman和Krugman（1985，ch.6）将该产品的子效用函数表达为，其中D_i（w）为品种w的消费水平，（w，）是圆周上w和间最短的弧长，h_i（δ）为Lancaster补偿函数，该补偿函数说明的是当消费者消费距理想产品较远的品种时，为了维持给定的子效用水平而需要补偿的消费量。当消费者消费某品种使u_i（·）值最大时，子效用最大化问题的一个解为，（w≠）。其中，w′∈arg｛minp_i（w）h_i。Helpman和Krugman（1985）将P_i（w）h_i［δ（w，）］称为理想品种的有效价格，认为将分配到产品i的所有开支都花费在使理想产品有效价格最低的品种上是合算的。

Krugman将S－D－S型偏好运用于国际贸易分析，形成了新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假设每一品种都是以规模报酬递增形式生产的，单个生产者同其他生产者处于相同的竞争地位，没有一种品种是由一个以上的公司生产的；该产业能容纳许多生产者，因为一种产品有许多不同的品种。这种假设与张伯伦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是不谋而合的，正如Helpman和Krugman（1985，中译本第161页）所概括的，“每个公司把产业中其他生产者的品种选择和定价策略作为给定条件下选择一个品种并决定它的价格以求利润最大化”。Helpman（1981）将Lancaster型偏好运用于国际贸易分析，形成了新霍特林垄断竞争模型。

（二）Krugman的新张伯伦模型

Krugman的新张伯伦模型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Krugman（1979）模型是一个简洁的均衡模型，该模型既不受多项均衡的约束，又能反映产业内贸易，完全适合于Grubel和Lloyd（1975）的实证分析。

Krugman（1979）假设只有劳动一种生产要素，生产一种水平差异产品，对于生产与消费而言，所有产品都是对称的，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v″＜0。其中，c_i是消费者对第i个产品的消费量，n是产品种类数。

品种i的产品成本函数为l_i＝α＋βx_i，i＝1，…，n．。其中，α为固定成本，β为边际成本，x_i为品种i的产量，单位产品的成本函数为，单位成本随产量的上升总是下降的，这就是无止境的规模报酬递增，也就是因为规模报酬递增要求每种产品的生产在只有一个企业时成本最低，每一种类的产品容不下两个企业，或者说，每一种类的产品生产都具有垄断特性。假设经济中的劳动数量L能确定，则每个品种的市场出清条件为x_i＝c_i L。

在Krugman模型中，需要求的是三个变量：（1）每种差异产品相对于工资的价格（p_i/w）；（2）每种差异产品的产量（x_i）；（3）所生产产品的种类数（n）。根据代表性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有，其中由于ε是c的减函数，则是c的正函数，此即PP曲线函数。根据垄断竞争的零利润条件，存在着，是c的反函数，此即ZZ曲线函数。在对称性假设下，Krugman（1979）模型内生地确定着品种数量。当L增加时，PP曲线不受影响，而ZZ曲线将会左移，结果是，p/w与c都相对下降，x上升，n增加。

Krugman（1979）强调从自给自足转向自由贸易对每个国家的影响类似于劳动力增加的影响，因为国际贸易使市场规模扩大。随着国际贸易的进行，x增加，每种产品就在更大的规模上生产，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各国消费者因获得产品种类数机会增加而使效用提高，同时又因生产规模扩大而使c下降，贸易收益提高。Krngman模型还考虑了没有商品自由贸易但有要素的自由流动的情形，此时同样可以获得产品种类数增加与生产规模扩大所带来的贸易利益。在各国偏好与技术都相同的假设下，人口规模较大地区的实际工资（w/p）和产品品种数都高于人口规模较小的地区。

Krugman（1980）在Krugman（1979）模型的基础上，将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表达成CES形式，u＝∑_i c^θ_i，0＜θ＜1。对于该种形式的效用函数，需求弹性变为常数，PP曲线为水平线，L的增加会导致ZZ曲线向左移动，即c下降，n增加，并且c下降的幅度以及n增加的幅度与L增加的幅度是一致的。

由于Krugman（1980）继续按Krugman（1979）模型的做法，生产还是单要素生产。在零利润条件下，代表性厂商的产量为（i＝1，…，n），产品品种数是内生决定的，。在该模型中，贸易利益的唯一来源是更多的产品种类数，或者说，贸易产生的原因是出现了报酬递增，贸易的作用在于世界市场比起国内市场能提供更多的产品品种。

Krugman（1980）考察了贸易模式。由于，其中，σ为本国居民对每种外国产品的总需求量与对每种本国生产的产品的需求量的比率。当时，＝1，此时两国的需求模式与两国的生产模式相同。只要，每个国家就会分工生产在本国有较大市场份额的那种产品，也就是说，出口模式由本国市场决定，这在理论上解释了Linder贸易模式。

Krugman（1981）应用Krugman（1980）模型阐述了要素比例与产业内贸易模式间的关系。他首先建立了一个封闭经济国家的两产业模型，使得每个部门生产一种具有许多潜在品种的差异化产品。以1和2表示这两个部门，它们分别有N₁和N₂个产品种类，所有产品生产与消费都是对称的，产业1与产业2也是对称的。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该效用函数确保了消费者的总收入平均花费于产业1和产业2的不同品种上，每个生产者都面临着弹性为1 1－θ的需求曲线。

Krugman还是遵循单要素的假设，将两产业的总劳动人数简化为2，于是，产业1和2的充分就业条件为：。当2－z＝z＝1，这一封闭的两产业模型具有完全的对称性。当2－z＜z时，根据Krugman（1980）模型，部门2的产品种类数n₂就大于部门1。

在Krugman（1981）的两产业均衡模型中存在着Krugman将这一封闭的两产业模型扩展为两国模型，并假设除要素禀赋外，两国的其他特征相同，即。也就是说，对于外国，部门1的劳动力为z，部门2的劳动力为2－z。根据充分就业条件，。两类产品贸易的模式依赖于z的取值，当z＝2时，即两国完全不相同时，贸易方式为产业间贸易，当z＝1时，即两国的相对禀赋相同时，贸易方式为产业内贸易。当1＜z＜2时，产业内贸易随相对要素禀赋相似程度的增加而成比例扩大。Krugman（1981）模型的归纳性命题是：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产业内贸易，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之间则进行H－O式贸易。

（三）Helpman的新霍特林模型

垄断竞争模型的第二条思路是根据Lancaster偏好，由Helpman（1981）发展起来的。在Helpman模型中，有两种产品（制成品X与食品Y）以及两种生产要素（资本K与劳动L）。Y产品是同质产品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受规模报酬不变技术的约束；X产品是差异产品，具有资本密集型特征，受规模报酬递增技术的约束，X产品同时还存在一个潜在品种的连续统，这一连续统以一个圆的圆周上的点表示。消费者在消费产品X时，遵循Lancaster偏好法则，即拥有一个制成品的理想品种，消费者要么拥有X单位的理想品种，要么在离其理想品种有v距离的地方消费h（v）x单位的一种品种，这两种方法处于无差异曲线上。由于Y产品是同质产品，Y产品的消费量假定为y，于是，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U（x（v）/h（v），y），并且U（·）关于两个自变量是递增的、位似的以及严格凹的，当x与y的数量不变时，v的下降会导致效用的增加。该模型还假定在需求方面各品种是对称的，消费者所确认的理想品种均匀地分布于圆周上，并且每个消费者的收入相同，这使得Heplpman模型与Krugman模型相似。

生产均衡方面，Helpman模型比Krugman模型复杂。在Helpman模型中，代表性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弹性依赖于可利用产品的种类数，产品种类数与某个品种的产量依赖于要素禀赋。Helpman（1981）分析了贸易均衡的正效应，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1）由于假定技术在各国相同，（w，r，x）向（p_X，p_Y，N）的映射是普遍性的，w、r和x在国际间被均等化，即要素均等化命题可扩展到这一模型。（2）要素禀赋愈相似，部门内贸易量愈大，这与Krugman（1981）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

（四）Helpman和Krugman的综合模型以及Krugman的再综合模型

Helpman和Krugman（1985，ch.7）对Helpman模型和Krugman模型进行综合，在一个模型里同时反映S－D－S型偏好与Lancaster型偏好。该综合模型假设有一个部门的产品是相异的，每一品种都是以递增的规模报酬生产；同时，为了保证有张伯伦意义上的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允许该产业有厂商进入，每个厂商生产一种不同的品种，而每个品种是两个国家都需要的。Helpman和Krugman的综合模型仍采用对称性假定，即每个品种都以相同的生产函数生产并以相同的方式进入需求。

代表性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Max［p（w）D（·）- c（w，D（·））］，其中D（·）是需求函数，w是投入品价格向量，c（·）是成本函数，对于任一品种而言，c（·）是相同的，因此，利润最大化要求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w，D（·）），其中c_x（·）为边际成本，σ（·）是需求弹性。在S－D－S型偏好下，σ（·）依赖于商品的价格和品种的种类数；在兰卡斯特型偏好下，品种的选择取决于人们的理想选择与实际选择的最接近于理想品种的距离。

Helpman和Krugman将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之比描述成，这实际上就是度量规模经济的程度；以R（·）来度量垄断力量，即。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条件，存在着，。若以产品Y为计量标准（p_Y＝1），则c_Y（w_l，w_k）＝1。制成品x的定价条件为。这就得出了与Helpman（1981）模型相类似的要素市场出清条件。

在垄断竞争市场中，零利润条件使得厂商的数量是内生的，p＝c（w_L，w_k，x）、R（·）＝Q（·）。该情形即所谓的“张伯伦大组案例”。至此，Helpman和Krugman （1985）的综合模型中的一体化均衡与Helpman（1981）模型是一致的，所预测的贸易模式也是一致的。在张伯伦大组案例中，相异产品产业内的竞争者数目是由直至使利润为零那一点的进入和退出的程度内生地决定的。但在有限制进入的条件下，即“小组案例”中，Helpman和Krugman（1985）模型也能从要素构成的差异和存在产业内贸易来预测部门间贸易模式。在他们的多部门、多要素模型中，对于一个要素禀赋相对丰裕的国家，其使用该要素较为密集的部门将会形成较多的产出，如果该部门是同质产品部门，则要素禀赋将在产出中直接反映；如果该部门是异质产品部门，则要素禀赋通过该部门企业数量增加反映出产出的增加。也就是说，一个要素禀赋丰裕的国家且使用该要素较为密集的部门是生产差异性产品的，该国就会相对地生产出较多的该产品品种，基于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就随之出现。

Helpman和Krugman（1985）的综合模型研究了张伯伦—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商品相对价格和相对要素报酬的有效预测程度，得出的结论包括：（1）以规模报酬不变产品衡量的要素价格在两国组成的世界中是一样的；（2）较大的国家生产较多的品种，厂商的平均产出也较高；（3）在较大的国家中，制成品的相对价格较低。张伯伦—赫克歇尔—俄林模式不仅解释了产业内贸易，而且也能解释产业间贸易。或者说，垄断竞争主要用于解释同一产品不同品种之间的贸易，而要素禀赋主要用于解释差别化产品部门间的贸易。

Krugman（1990）又在Helpman与Krugman（1985）综合的基础上进行了再综合。Krugman（1990）的再综合模型更为简明。他首先研究了一个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然后再把它分成两个国家。一开始面临的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一体化世界经济），该经济中生产两种产品：差异产品A和同质产品B。产业A存在着递增的规模报酬和垄断竞争，产业B存在着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两个产业都使用同质的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要素，两种要素在两产业是自由流动的。各国在生产A、B两种产品时拥有相同的技术。Krugman（1990）证明了，只要要素禀赋点位于要素价格均等化区域内，通过贸易就能重构一体化经济。在各国消费模式相同、消费偏好均匀地分布于A产品的各品种中的情形下，各国所消费的体现在产品组合中的要素服务与世界总供给的比例将是相同的。从Krugman的这一再综合模型来看，资本相对丰裕的本国出口相对资本密集型的产品A，进口的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产品B，这符合H－O模式；而对于具有递增规模报酬的产品A而言，它是产业内贸易形式，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在Krugman的再综合模型中是并存的。之所以称Krugman（1990）的模型为再综合模型，是因为模型的结果不依赖于偏好是S－D－S型的还是Lancaster型的。

Helpman与Krugman（1985）的综合以及Krugman（1990）的再综合模型分析的主要是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的并存并不依赖于偏好的类型。但对于贸易利益问题的分析就很难撇开类型。一般而言，在S－D－S型偏好下，贸易利益来源于贸易国可能得到更多品种的消费机会和单个品种递增的规模报酬；在Lancaster型偏好下，贸易利益不仅来源于贸易国可获得更多品种以及单个品种的规模报酬递增，而且还会形成一个较低的单位成本。在张伯伦—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参与贸易的各方所有生产要素的报酬都不可能出现损失。对此Helpman（1981）进行了分析，认为贸易的结果将导致差别产品部门的产品数量和品种数量增加以及该部门产品价格下降，但由于收入水平未变，各国都可以从贸易中获益。但在两国要素结构差异过大时，仍有可能导致要素收益因贸易而遭受损失。Krugman（1981）对此进行了证明，结论与Krugman（1980）模型一致：要素结构越相似，产业内贸易规模愈大，从而越有利于要素收益的增加；反之，以要素结构差异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的发展会导致部分要素收益的损失。

（五）报酬递增、产业聚集与国际贸易

“克鲁格曼模型最令人感兴趣的应用是在经济地理学领域”（Bhagwati et al.，1998，中译本第154页）。Krugman（1981）已将内部规模经济与两个差异化产品生产部门的模型的运输成本结合起来，提供了一个本地市场效应更显著的例子；他还将两部门模型扩展到两国模型，发现运输成本起着关键性作用。Markusen（1986）将Krugman （1981）模型与要素禀赋模型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三区域模型，在两产品结构下（差异化产品与同质性产品）论证了发达国家之间形成大量产业内贸易、而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产业间贸易的原因，证明了贸易量、贸易类型（部门内贸易还是部门间贸易）主要取决于区域的相对禀赋。Krugman（1991）进一步发展了经济地理学模型，以解释一个国家如何被分割为二元结构，即一个工业化的“核心”与一个农业化的“外围”。“中心—外围”模型认为，内部规模经济要求一个品种的生产集中于一个地方，而生产的集中地往往就是人口聚集的地方。其实际上就是由运输成本决定的，但关键问题是这种均衡是否是稳定的。Krugman（1991）证明了，当运输成本很低时，较高的收入份额花费在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制造业产品上，从而形成了一个因果循环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制造业集中于首先进行生产的区域。也就是说，在低运输成本时，制造业在经济中的较大份额和在厂商水平上规模经济越明显，产业越容易实现聚集。

Krugman（1995a）在分析发展经济学的兴衰原因以及如何将经济地理纳入主流经济学时，运用DS模型（Dixit and Stiglitz，1977）发展了经济地理学。该模型首先是在两部门（制造业和农业）中展开的，农业部门的产品是同质的，制造业部门的产品是有差异的，且其中任何两种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都为常数。农业部门是规模报酬不变部门，从而一个地区生产农产品的产量可直接以所投入劳动力数量来表示。制造业部门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在任一地区生产任一品种都有一个固定的成本。Krugman（1995a）模型是基于DS模型中的两个基点：一是，任一种产品在生产者都面临同一不变的需求弹性，于是，厂商利润最大化时的价格就与边际成本相同；二是，厂商的自由进入导致零利润。因此，Krugman认为，既然所有的产品都以同样的规模生产，一个特定地区的产品种类数就会与该地区的制造业劳动力数量成比例。该模型强调，报酬递增的作用使每一种产品只在一个地区生产才有利可图，不同地区生产的都是差异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的产品，产品种类数增加。

Krugman（1995a）模型在考虑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贸易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通过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来探讨集聚发生的机制；通过将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制造业份额与劳动要素的份额加以内生，得出区域（或国家）生产结构随运输成本变化而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的规律。Krugman在引入劳动流动机制并通过求解厂商和消费者最大化问题，得出均衡时两地区的工资后，分析了什么条件下会出现产业集聚的均衡结果；在均衡形式和演进过程中，规模经济、运输成本以及制造业份额是三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变量。Baldwin（1999）引入R＆D活动，通过要素的内生积累实现产业集聚。Martin 和Ottaviano（1998）认为R＆D部门通过多样化投入而获得的效应与Krugman模型中的劳动力流动机制所达到的效应是一样的，都促使产业集聚。Ricci（1999）在Krugman （1991，1995a）模型的基础上，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将比较优势、报酬递增、产品差异性以及贸易成本等因素同时纳入两国三部门模型，分析比较优势、经济地理和产业集聚对报酬递增、产业分工模式的影响，强调以贸易成本为代表的地理因素在现代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重要性在下降，厂商很可能凭借绝对优势在一个范围小的地区而不是更大的但缺乏生产效率的地区做区位选择，这对Krugman的产业集聚理论的分析做了适当的补充。

Helpman和Krugman（1985）建立了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贸易模型，认为相互之间没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国家可以因市场接近而形成不同的生产结构。Krugman 和Venables（1990）研究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以及贸易成本对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影响，认为集聚程度会随着贸易成本的上升先提高后下降；提高的原因是聚集带来的规模收益会吸引更多的厂商，下降的原因是“核心”地区投入品价格的上涨。但Krugman 和Venables（1990）模型没有解释集聚产生的具体机制以及“中心—外围”模式是如何内生形成，这一任务由Krugman（1991）模型得以完成。

Krugman和Venables（1995）从分析上下游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的特征入手，建立了区域专业化模型。该模型假设：存在着两个国家（本国与外国）和两个生产部门（产业1和产业2），经济已完全实现了工业化，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已退出，各生产部门均为不完全竞争型的制造业。他们认为，通过“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带来的投入品供给增加和需求扩大，会使某一区域（国家）形成厂商集聚。但该集聚状态是否为均衡状态呢？Krugman和Venables（1995）认为，若产业1在本国集聚、产业2在外国集聚为一种均衡状态，当产业间联系强于产业内联系时，在任何贸易成本下，这一均衡都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当产业内联系强于产业间联系，且贸易成本充分小时，产业的集聚状态才可能是可持续的均衡，产业内联系与产业间联系的差距越大，使产业集聚为可持续均衡的贸易成本的取值范围越宽。或者说，在产业集聚的可持续均衡下，产业内联系与产业间联系的差距与贸易成本大小是一个两难冲突，但产业内联系与产业间联系的差距越大就越能折中这一两难。

产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形成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因劳动工资的上升形成产业聚集的离心力，即产业扩散。Fujita、Krugman和Venables（1999）讨论了产业扩散过程，模型中包含着3个国家、7个不同的产业。在第一阶段，所有产业都位于国家1，国家1与另外两个国家存在着工资差异且因生产率的上升使工资差异增加，离心力开始使产业扩散；进入第二阶段，国家2和国家3都在开始工业化，在起初的一个很小区间里，两国工资水平是一致的，但随着国家2和3内部的产业联系不断增强，原来相同的产业结构均衡开始打破，也就是说，产业扩散并不是齐头并进的，各国工业化有先有后，遵循着从低到高的升级过程。该模型阐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存的过程以及存在着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机制。

一个产业一旦建立，在没有外部干扰时，这一均衡状态可持续，这就是Arthur（1989）所谓的集聚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特征，这里的“产业一旦建立”意味着产业集聚有可能始于一种历史事件。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由报酬递增引起的，则产业集聚的均衡状态就不稳定，“路径依赖”就变成了“历史依赖”（history dependent），Gomory和Baumol（2000）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不管属于什么原因，某种专业化生产与贸易格局一旦形成，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将累积循环，从而使得这一格局得以强化而被锁定（locked-in）。

通过DS模型赋予经济地理学以新的解释，对报酬递增、外部经济、贸易成本、要素流动以及产业联系的性质的探讨所发展出的一系列模型揭示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含义，扩展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生产与贸易模式的解释，是新贸易理论的重要发展。一般而言，出于对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市场外部性的考虑，厂商倾向于选择靠近市场的区位安排生产，而靠近市场的区位正好是其他厂商比较集中的区位，从而进一步形成以下的累积过程：市场规模扩张→专业化分工→外部性增强→厂商集聚→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张，这不仅在理论逻辑上，而且是从历史上描述了一体化市场的形成过程，达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另外，经验事实的不断发现也在丰富着经济地理模型，Davis和Weinstein（1996）将Krugman（1980）的本地市场效应模型纳入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范纳克（HOV）模型，检验OECD国家的本地市场效应并发现，在三位数的分类水平上，HOV决定产出结构，而在四位数的分类水平上，经济地理（本地市场效应）决定产出结构。尽管这些检验结论不稳定，但至少说明了本地市场效应更可能存在。

（六）报酬递增与中间产品贸易

突破对差异产品贸易的分析只假定所有的商品都是最终产品的是Ethier（1979，1982）模型，其认为，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国际贸易正是中间产品占绝大部分，中间产品出现差异的可能性要大于最终消费品，中间产品贸易是报酬递增与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典型。Ethier（1982）致力于研究具有两种最终产品与两种要素的模型，两种最终产品分别为小麦（W）和制成品（M），小麦的生产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制成品的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在该模型中，初级资源（资本和劳动）生产差异性的中间产品，这种生产在内部规模经济下进行；中间产品用于生产制成品，这种生产在外部规模经济条件进行。

在Ethier（1982）模型中，内生的资本与劳动决定着一条严格凹的转换曲线，W＝T（L），x代表每一个中间产品的产量，在对称性假设下，中间产品的总数量为nx，于是制成品的产量为M＝n^α－1（nx）。类似于Krugman（1980）模型，以内部规模经济指数m替代Krugman（1980）模型中的L（劳动），则m _i＝b＋ax_i，对称性假设意味着m＝（b＋ax）n。

Ethier（1982）视规模报酬递增的明显来源有两个：一是单个中间产品的生产所形成的“国内规模报酬”（national returns to scale）；二是制成品部门的扩张是源于具有递增收益的中间投入品种类的增加，这种经济反映出的不是厂商规模的扩大而是劳动分工的细化，此即“国际规模报酬”（international Returns to scale），国际规模报酬依赖于最终制品市场的规模。

Ethier以q_i表示中间投入品x_i的价格，代表性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函数是在的约束下最小化支出∑q_i x_i而得到。在对称性条件下，零利润条件意味着，。由于中间产品的数量n是内生的，即。可见，m的变化只影响品种数n。

Ethier（1982）进一步引入一个外国以分析国际均衡。假设本国是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外国是资本丰裕的国家，外国的两部门（W^*与M^*）间的转换曲线为S（m），且－T′（m）＞－S′（m）。由于供给价格依存于规模与要素密集度差异的结论并不必然会成立，相对于自给自足时的马歇尔稳定，贸易开放时的供给价格存在不确定性。Ethier（1982）描述了国际均衡中最典型的5种情形，集中强调了两国的与不完全专业化相关的贸易均衡。在要素密集度不发生逆转的条件下，自由贸易会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本国将出口以丰裕要素生产的W，进口外国以丰裕要素生产的M。显然，对于最终产品贸易而言，H－O模式成立；但当存在中间投入品的贸易时，要素禀赋相似则部门内贸易扩大。

中间投入品是否都是可贸易的呢？Helpman和Krugman（1985）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Helpman和Krugman假设世界经济中生产三种商品X、Y和Z，其中，X与Y商品是无差异的最终商品，Z是差异性的中间产品，X与Y的生产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性质，Z的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性质。他们以Y为基准商品，生产Y需要初始资源（资本K和劳动L），而X的生产除了初始资源投入外，还需投入中间投入品Z。依据一体化均衡，Helpman和Krugman分析相异的中间产品是贸易品的情形，认为，此时生产和贸易的模式同最终产品是相异产品时的贸易均衡盒状图非常相似。当两国都生产中间产品Z时，它们将专业化生产Z的不同品种，从而形成产业内贸易。Helpman和Krugman认为这种情形是Ethier（1982）模型中的国际规模报酬的一个例子，X产出越大，Z的品种种类和生产规模就越大。

Helpman和Krugman进一步分析了相异的中间产品是非贸易品的情形，他们假设存在着三种最终产品1、2、3以及相异中间产品Z，并且Z只作为产品生产的投入品。在中间产品是非贸易的情形下，重建一体化均衡意味着所有最终产品和所有中间投入品Z的生产都集中于同一国家。为此，Helpman和Krugman将部门1与部门Z集中于一国的情形称为“产业综合体”，这种综合体要么处在本国，要么处在外国，从而在要素价格均等化区域重建了一体化经济。在一个具有递增报酬性质的非贸易投入品的世界中，要素价格均等化集合里存在着一个要素禀赋点并不能保证要素价格均等。当中间投入品不具有可贸易性时，Helpman和Krugman发现，重要的是国内产业规模而不是世界产业规模。但Krugman（1990）认为，只要贸易会带来经济一体化，进行中间产品还是最终产品贸易是没有什么根本差异的，所要强调的是在研究规模经济对贸易获利的影响时，要比较贸易后世界产业规模与本国贸易前的产业规模的大小。当然，Helpman与Krugman （1985）也注意到了该问题，也声称同福利有关的还是世界产业规模，或者说是国际规模报酬。中间投入品不可贸易在Helpman与Krugman模型中导致了“产业综合体”的出现，此时，张伯伦模型中的分工及贸易模式与马歇尔模型中的贸易模式相接近（Krugman，1990）。

在中间产品贸易的理论研究方面，Ethier（1982）、Helpman和Krugman（1985）做了开创性工作，中间产品贸易日益成为贸易理论研究的重要部分。Hummels et al. （2001）强调中间产品贸易的形成要取决于最终产品生产过程存在多个工序（multiple sequential stages）以及至少包括两个以上的国家在产品的生产工序提供价值增值。Krugman（1995b）就从产品价值增值链分析（slicing up the value added chain）角度分析中间产品现象。关于贸易成本对中间贸易影响的文献也在不断丰富，Hanson、Mataloni和Slaught（2003）发现，当海外分公司的贸易成本、非熟悉工人的工资等较低时，母公司对中间投入品的进口量就会上升；而Y_i（2003）在Krugman（1980，1981）模型基础上强调关税对中间产品贸易增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三、寡头市场、报酬递增与国际贸易

马歇尔模型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张伯伦模型虽放弃了完全竞争的假设，但侧重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在寡头垄断的情形下，由于存在少数公司之间的勾结行为，因而并不存在一般性的模型，不可能将寡头垄断对贸易的影响作出一般性的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必要分析寡头市场结构下的贸易行为，相反，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本部分综述的重点是同质产品条件下的寡头与贸易，至于差异产品条件下的寡头与贸易是最近贸易理论研究的前沿，已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领域——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

（一）双寡头垄断情形下的贸易

Brander、Krugman等经济学家的研究假设了分割市场，用古诺双寡头垄断模型来解释产业内贸易形成的原因，为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下的贸易理论发展提供了基本思路。Brander（1981）论证了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独立原因，从而解释了相同产品之间的双向贸易现象。该模型假设了一个由两个企业构成的产业，每个企业处于不同的国家，而且这些企业能够分别向各自所在国的市场以及另一个企业所在国的市场提供产品；在没有贸易的情形下，每个企业都是一个垄断厂商，它们为维持较高的价格水平而限制产量，但又期望在另一企业的所在国市场上以超过边际成本的价格再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以扩大市场，增加垄断利润。在这两个企业具有对称性的条件下，结果是每个企业都在每个市场占一半的份额。但Brander（1981）模型没有考虑运输成本，Brander和Krugman（1983）弥补了这一缺陷，在Brander（1981）模型的基础上进考虑进了运输成本，结论仍是同一产品会产生双向贸易。因为每个企业都认为自己的产品出口时的需求弹性会比在本国市场销售时大，正是这种需求弹性之间的预期差异决定了贸易量。

我们采用Gandolfo（1994，ch.8）对Brander和Krugman（1983）模型的重新描述来观察Brander（1981）模型与Brander和Krugman（1983）模型间的联系。在Gandolfo的描述中，国家1和国家2各有一个厂商生产一种同质产品，国内（外）厂商可以为国内市场、也可以为国外市场进行生产。以q_ij表示厂商i为市场j生产的产量。国内市场的总供给为q₁₁＋q₂₁，国外市场的总供给为q₁₂＋q₂₂。由于产品是同质的，在给定市场上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的价格相等。为分析方便，假定需求函数为线性的，且两国的需求函数相同，即P₁＝a－b（q₁₁＋q₂₁），P₂＝a－b（q₁₂＋q₂₂）。厂商的成本函数为c（q）＝F＋cq。其中，F为固定成本，c为边际成本，运输成本遵循萨缪尔森的“冰山假设”，从国家1出口到国家2的x数量商品，而真正到达国家2的商品数量为gx，（0≤g≤1），两国的g值相同。于是，国家1的厂商1和国家2的厂商2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在古诺博弈中，每个企业都是在另一个企业的产量给定的情形下进行选择，从而得到均衡产量。当时，国际贸易产生，即q₂₁^*＞0，也就是说，运输成本必须在低于某一临界值时，国际贸易才可能发生。当运输成本为零时（g→1），古诺均衡时的产量为；当运输成本为正值时，，即本国厂商在本国市场所占份额大。由于每一企业在外国市场所占的份额低于本国市场所占的份额，也正因为如此，每一企业都认为外国市场上的需求弹性大于本国市场。以价格超过边际成本的比例来表示垄断厂商的提价（mark-up），即，但由于，因而每一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提价幅度要高于企业在外国市场上的提价幅度，这就意味着出口产品价格要低于国内市场价格，这就是Brander和Krugman（1983）意义上的“相互倾销”（Reciprocal Dumping）。

Brander和Krubman（1983）对“相互倾销”模型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贸易福利的分析上。Brander和Krugman认为，由于存在两种效应，又不知这两种效应谁占主导地位，因而对贸易净福利问题没有肯定的答案。一种效应是相互倾销模型中的贸易导致了无谓的运输，减少了福利；另一种效应是国际竞争使价格下降，减少了垄断扭曲，增加了福利。Dixit 和Norman（1980）以一个简单的例子证明了，古诺双头垄断模型中贸易使世界产业比贸易前本国产业的数量更少，但企业规模会更大，亲竞争效应显著，亲竞争效应与运输成本的浪费效应相比占主导地位，进一步说，贸易使一国从产业优化与规模扩大中得到的好处总是大于运输成本的浪费。

古诺双寡头垄断模型虽然没有直接研究报酬递增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其与直接研究报酬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的马歇尔模型、张伯伦模型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但它为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与产业政策建立起了联系，揭示了相同产品间双向贸易现象及其原因。垄断厂商预见到出口比在本国市场销售更具需求弹性，从而相互进入别国的市场，这其中也隐含着报酬递增是产生贸易的原因的其中一个解释，相互倾销实际上就是为了扩大市场。

如果借助Brander和Spencer（1985）模型，即存在三个国家（本国、外国与第三国），生产同质产品，生产在本国和外国，消费在第三国，两个企业在第三国市场上相互竞争，此时的模型也同样能与Brander（1981）、Brander和Krugman（1983）模型相嫁结，以解释国际贸易的形成，虽然Brander和Spencer（1985）模型主要在于论证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

在Brander和Spencer（1985）模型中，Q表示市场需求与供给，即Q＝q＋q*，于是存在反需求函数p＝p（Q），在双寡头垄断情形下，本国与外国企业所面临的成本函数分别为c（q）和c^*（q^*）。在古诺博弈中，本国企业将q^*视为给定，于是，本国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Π_q＝p（Q）＋p′（Q）q－c′（q）＝0。该条件给出了本国企业的反应函数。同时，由于本国企业是个垄断厂商，则。其中，η为第三国的总需求弹性，α为本国企业在第三国市场中所占份额。Bhagwati et al. （1998）将η/α称为本国企业“感知”的需求弹性，由于α＜1，“感知”的需求弹性大于总需求弹性，因此，本国企业总有贸易的动力，这与Brander和Krugman的相互倾销模型一致。

（二）扩展的双寡头垄断情形下的贸易

前面的双寡头垄断模型只是说明寡头垄断厂商之间相互作用产生了对同质产品的国际贸易，所分析的情形还是一个双寡头垄断特例，是否可以对这一特例进行扩展呢？Helpman和Krugman（1985）对此作出了贡献，即对某种商品的生产存在多个厂商垄断的情形进行了分析。虽然古诺行为假设要证明其符合现实世界是困难的，但利用这一假设也往往能导致直觉上合理的结论，Helpman和Krugman（1985）认为，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它意味着寡占行为是介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间的市场结构，而且其结果常随公司数目而有规则地变化，公司数目的增加会加剧竞争。为此，Helpman和Krugman （1985）考察了卖者集中对贸易的影响以及贸易对卖者集中的影响，扩展了双头垄断贸易模型。

Helpman和Krugman首先是从局部均衡中导出卖方集中对贸易的含义。卖方集中的效应相当于在价格与边际收入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但要在一个完全一般均衡模型中导出这个楔子的范围是相当困难的。假设一种同质产品在两个国家的生产函数分别为c（w，x）和c^*（w^*，x），其中，w和w^*分别为本国和外国生产投入的劳动要素（唯一要素）的工资水平，x为产量水平。两国的消费者人数分别为m和m^*，暂时假设该产业是不能自由进入的，本国和外国的公司数目n和n^*是外在的。于是，产业需求函数为X＝mD（p），需求函数的反函数为平，于是，由于x为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水。

在存在贸易的情形下，Helpman和Krugman分两步来讨论卖方集中对贸易的影响：（1）国家完全对称的情形。此时，c（·）＝c^*（·）、w＝w^*、m＝m^*、n＝n^*，这意味着贸易对价格没有影响，但贸易具有加剧竞争的效应。对于代表性厂商而言，MR＝，因此，厂商扩大产出使得价格下降。（2）国家不对称的情形，此时产品贸易就会发生，这种情形下最简单的分析是首先放弃公司数目相等的假定，而其他假设不变，即c（·）＝c^*（·）、w＝w^*、m＝m^*，这样，公司数目较多的那个国家就成为该商品的净出口国。当继续放弃其他变量相等的假设时，贸易方向不能仅仅通过成本或贸易前价格的比较来确定。当市场大小不同时，贸易方向要看是大于还是小于。贸易前的价格不仅依赖于公司总数目的大小，而且还依赖于人均公司数目的大小。当成本大小不相同等，若其他条件都相同，则低成本国家会倾向于出口低成本产品。当然，其他条件不一定相同，因而贸易模式变得复杂而难以确定。

Helpman和Krugman（1985）运用差异产品模型描述了不完全竞争对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的效应。按他们的逻辑，首先描述一体化均衡，将整个产业分为两类：寡占部门I_O和竞争性部门I_C。垄断程度以价格与边际成本之比表示，即。其中，p为价格向量，为寡占部门的公司数目，（p）为代表性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弹性。寡占部门的定价原则为，其中θ_i（·）是关于产出的成本弹性的倒数，它衡量规模经济的程度。竞争性产业的定价原则为p_i＝c_i（w）。Helpman和Krugman（1985）在给出这些一体化经济均衡条件后，分析了贸易是如何重建一体化均衡的。当存在寡占部门时，其在每个国家的公司数目给定，则要素价格均等化集合的范围较小；只有在完全竞争的产业数目至少与要素数目一样多时，要素价格均等化集合才有满维性。

Helpman和Krugman（1985）对卖方集中进行了局部均衡分析。当不存在贸易时，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公司数目和公司平均产出的增加以及价格和平均成本的下降。在存在贸易时，具有相同成本函数的进入者所产生的影响就如同一国的市场规模扩大，一体化世界中的公司数目增加，平均产出增加，平均成本下降。如果进入者不具有相同的成本函数，则厂商进入使得低进入成本的国家的厂商利润为零。在局部均衡情形下，厂商自由进入意味着比较优势和贸易之间的直接关系可能恢复。

Helpman和Krugman（1985）还对卖方集中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讨论了厂商自由进入，扩展了局部均衡情形下的结论，认为：（1）生产的相对差异能用要素禀赋来预测；（2）要素禀赋充分地相似使得要素价格均等化；（3）寡占虽然能产生与竞争性模型相似的结果，但它与完全竞争是不同的，价格可能通过竞争被推向平均成本点，但决不会被推向边际成本点。

四、结束语

二战以后的国际贸易现实使得传统的贸易理论从假设到理论都受到了质疑，或者说，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对二战之后的一些国际贸易实践作出合理的解释，人们需要新的解释工具，新贸易理论就是在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断质疑和对国际贸易实践进行的反思中形成自己体系的，新贸易理论基于报酬递增的假设使得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前提发生了改变，新贸易理论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使得产业组织理论能成功地运用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对国际贸易现实的解释。本文描述了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与发展线索。

新贸易理论改变了传统理论中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这一改变既贴近现实又使得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些贸易现象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传统贸易理论强调转换曲线自原点外凸。但实际上，转换曲线自原点是凸还是凹取决于不同产品规模报酬的情形，也就是说，转换曲线可能在某个部分自原点外凸、某个部分向内凸向原点，也可能完全向内凸向原点。新贸易理论以报酬递增作为前提假设必然涉及市场结构难题，这是个极具技术与建模难度的问题，传统贸易理论因为假设规模报酬不变从而避开市场结构难题。尽管建立在报酬递增理论之上的贸易理论很容易用逻辑语言来阐述，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没有可以证明这一理论的数学模式。

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出一系列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经济行为模型，从而带来了一场理论的裂变，催生了新贸易理论的产生。对于报酬递增的重新研究不仅带来了一场理论革命，而且还带来了方法上的突破。Krugman（1990）对此做了较好的描述：（1）带来了建模战略的变化，“我们比过去更加愿意提出不同的问题，更加渴望得到不同的答案”；（2）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一种不需要了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确切模式就能对许多现象进行解释的模型上。Krugman（1990）具体分为三种情形：第一，将研究重点集中于资源配置而不是产品生产上；第二，研究固化的要素服务，而不是要素服务固化在何种具体产品上；第三，阐述生产会集中某个地方而不是论证集中于具体的哪个地方。

当然，新贸易理论并不是排斥比较优势理论，而只是打破了在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上比较优势的垄断地位。在一个报酬递增的世界里，来自于国家之间差异的比较优势不是进行贸易的唯一理由，规模报酬递增也是国际贸易形成的原因。Helpman和Krugman（1985）总结了在一个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世界中存在着四种潜在的贸易利益来源：（1）生产效应，即规模的扩大可视为是一种提高经济效率的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的竞争效应使得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厂商降低价格、提高产量；（2）生产集中，即国际贸易会导致每一个报酬递增部门集中于一国；（3）合理化效应，即国际贸易的竞争效应意味着厂商进入与退出自由，这会导致公司数目的减少和公司平均产出的增加；（4）多样化效应，即从事贸易的国家比贸易前能得到更多种类产品的消费机会，或者提供更多的中间投入品。

报酬递增下的贸易理论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已成为贸易理论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当然，新贸易理论还处于不断深化阶段，Helpman和Krugman（1985）、Krugman（1990）提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1）建立动态模型。报酬递增的许多优势可能是以动态形式出现的，如学习曲线；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动态特征下的模型可能比静态模型在解释能力上更具优势。（2）为贸易政策建立模型，使模型更贴近实际。张伯伦模型从根本上依赖于对技术和效用之间特有的相互制约，古诺双寡头垄断模型离现实更远。新贸易理论除了解决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模式与贸易量的问题，更多的还是分析贸易的福利，为了使新贸易理论更具解释力和应用性，需要进行政策分析，虽然已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为贸易政策建模的路还很长。（3）需要一个全新的方法来对新贸易理论进行实证研究。

贸易利益的动态分析方法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方向。新贸易理论沿用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静态比较方法，对贸易利益的分析更多的是从福利角度展开，认为在规模经济下，通过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可以扩大一国消费品选择范围。但贸易的利益更多的是体现在动态上，而不是简单地将贸易前的福利和贸易后的福利做对比。对贸易的动态利益问题的严格建模及一般均衡分析直到新增长理论发展起来才有了进展，以动态分析为特征的新增长理论为新贸易理论建立动态模型提供了分析工具和方法。

参考文献：

［1］Arthur，B.W.（1989），“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ed-in by Historical Events”，Economic Journal，99，116－131.

［2］Baldwin，R.E.（1999），“Agglomeration and Endogenous Capital”，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53－280.

［3］Bhagwati，J.N.，Panagariya，A. and Srinivasan，T.N.（1998），Lecture on International Trade（2nd ed.），Cambridge：The MIT Press.

［4］Brander，J.A.（1981），“Intra-industry Trade in Identical Commodit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1，1－14.

［5］Brander，J.A. and Krugman，P.R.（1983），“A Reciprocal Dumping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5，313－321.

［6］Brander，J.A. and Spencer，B. J.（1985），“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8，83－100.

［7］Davis，D.R. and Weinstein，D.E.（1996），“Does Economic Geography Matter for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NBER Working Paper，No.5706.

［8］Dixit，A.K. and Norman，V.（1980），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Dixit，A.K. and Stiglitz，J.（1977），“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American Econom ic Review，67，297－308.

［10］Ethier，W.（1979），“Internationally Decreasing Costs and World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1－24.

［11］Ethier，W.（1982），“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turn to Scale Moder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2，389－405.

［12］Fujita，K.，Krugman，P. and Venables，A.（1999），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The MIT Press.

［13］Gandolfo，G.（1994），International EconomicsⅠ：the Pur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14］Gomory，R.E. and Baumol W. J.（2000），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al Interest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5］Grubel，H.G.，and Lloyd，P.J.（1975），“Intra- industry Trade：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New York：Wiley.

［16］Hanson，G.H.，Mataloni，R.J. and Slaughter，M.J.（2003），“Vertic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Multinational Firms”，NBER Working Paper，No.9723.

［17］Helpman，P.R. and Krugman，P.R.（1985），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The M IT Press.

［18］Helpman，P.R.（1981），“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Economies of Scale an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A Chamberlin-Hechscher-Ohlin Approach”，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1，305－340.

［19］Hummels，D.，Ishii，J.，and Yi，K.M.（2001），“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54，75－96.

［20］Krugman，P.R.（1979），“Increasing Returns，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469－479.

［21］Krugman，P.R.（1980），“Scale Economics，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0，950－959.

［22］Krugman，P.R.（1981），“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9，959－973.

［23］Krugman，P.R.（1990），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4］Krugman，P.R.（1991），“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 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483－499.

［25］Krugman，P.R.（1995a），Development，Geography and Econom ic Theory，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6］Krugman，P.R.（1995b），“Growing World Trade：Causes and Consequences”，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 ic Activity，1，327－377.

［27］Krugman，P.R.and Venables，A.（1990），“Integration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eripheral Industry”，in C.Bliss and J.Braga de Macedo（eds.），Unity with Diversity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56－75.

［28］Krugman，P.R. and Venables，A.（1995），“Globalis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 ics，110，857－880.

［29］Markusen，J.R.（1986），“Explaining the Volume of Trade：An Eclectic Approach”，American Econom ic Review，76，1002－1011.

［30］Martin，P. and Ottaviano，C.（1999），“Growing Locations：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81－302.

［31］Ricci，L.A.（1999），“Economic Geography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Agglomeration versus Specializatio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357－377.

［32］Yi，Kei-Mu（2003），“Can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Explain 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11，52－102.

［33］巴格瓦蒂，等（1998）.高级国际贸易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4］克鲁格曼（1990）.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黄胜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5］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尹翔硕，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注释】

(1)Helpman and Krugman，1985，中译本第67－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