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陈独秀的新北京历险记

“北漂”陈独秀的新北京历险记

陈独秀时代的北京，香厂是无人不晓的模范市区、北京从帝都走向民国首都的标志。

文/王戡

1917年1月，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图为北大文科哲学门第二届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4为马叙伦、5为蔡元培、6为陈独秀、7为梁漱溟，二排左4为冯友兰。

初夏正是夜游时。1919年6月11日深夜，北京南城“香厂新市区”的新世界游艺场大楼依然灯火通明，游人喧闹，乐声悠扬。突然，一把传单从天而降，在楼下引起小小波澜。

捡到传单的人借光一看，上面写的是《北京市民宣言》。以“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开端，提出了从“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到“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共五项要求，最后以“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作结。

不一会儿，军警将一个身着白帽西装的中年人押下大楼，呼啸而去。识者惊呼，被押走的是教育界名人、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

从1916年11月抵京，到1920年2月离开，安徽怀宁人陈独秀在北京工作生活了3年多，只能算暂住人口，还没擦到“新北京人”的边。但在这3年间，他参与了“反传统、反儒家、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身体力行体验了古都北京几乎所有新生事物。这一把以北京市民名义撒出的传单，是他留给这座城市最后的纪念。

新市区里撒传单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决定与战败的德国签订《凡尔赛条约》。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向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殊权益的要求，却遭拒绝。德国在山东的特殊权益，反而被转让给了攻占青岛的日本。

消息传来，举国沸腾，北京的青年学生更是义愤填膺，最终形成了5月4日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游行示威，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惩办被认为在对日交涉中丧权辱国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激动的学生一把火烧了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宅，还把串门的章宗祥暴打了一顿。

陈独秀到北京以来，和李大钊、胡适等一群教授朋友共同提倡民主、科学、新文化，号召青年学生反抗权威，被视为引导五四运动的一面旗帜。“五四”之后，北京的学生虽有几次罢课抗议，但到了6月初，重心已经转移到大举罢工罢市的上海。

看到这种情况，陈独秀等人决定为北京已显渐衰的局面点一把火，号召其他北京市民一起向政府提出抗议，他们选择的方法就是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张传单由陈独秀起草，胡适翻译成英文，交给为北京大学承印教材的一家小印刷所排印了出来。

最初，陈独秀等人曾去市中心的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散发，方法是把传单用茶杯压在无人的茶座桌子上。虽然看到传单的人有的大声叫好、鼓掌欢呼，但影响毕竟太小。他们的朋友还曾去位于南城先农坛以北，以撂地摆摊艺人表演为主的城南游艺场散发传单，但结果也差不多。

6月10日，北洋政府宣布将学生最为反感，也是陈独秀传单中要求驱逐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免职。或是受此鼓励，第二天便发生了陈独秀散发传单被捕的事件。陈独秀为什么选择在新世界游艺场大楼？问题看似简单，内中实有玄机。

北京这座古都，自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新修落成，次年明成祖朱棣颁旨自南京迁都来此开始，除嘉靖年间增筑南城外，历经明清易代，格局和主要建筑近500年间都没有明显变化。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才陆续小有更新。

民国前十年，北京城内制高点当属相对高度45.7米的景山。但是，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虽然经历了一次复辟，此时还住在紫禁城内，《清室退位优待条件》依然有效，景山作为优待条件的一部分，划为溥仪的后花园，普通市民无缘得进。与景山并列高度前三的，还有北海、妙应寺的两座白塔。陈独秀虽在壮年，要他徒手爬上塔顶去撒传单，怕是会有生命危险。

另一个选择是“内九外七”十六座城门，以及钟鼓二楼。每座城楼、箭楼都有30多米，前门楼子更是突破了40米。作为进出城的要道和通报时间的中心，不是商旅往来，便是过客如织，当然是撒传单的好选择。但这些城楼都由《北京市民宣言》第三项要求革除的“步军统领和警备司令两机关”驻守，按时开闭城门。经过五四运动学生聚集的冲击，这时更是守备森严，难以登楼行事。

古旧建筑既不可行，只有在新建筑中找办法。东郊民巷是有楼宇的，但不是使馆就是兵营，即使登到楼顶，下面活动的都是外国人，传单发出去给谁看？岂不成了挟洋闹事！高达7层的北京饭店、4层的北大红楼存在同样问题——陈独秀制作这些传单，是鼓动他心目中的普通市民一起行动，可不是单单是给住得起豪华酒店的达官贵人，或者已经身为运动先锋的大学生看。

选来选去，“香厂新市区”的新世界游艺场大楼成为最佳选择。这两个地名如今已经湮没无存，但在陈独秀时代的北京，香厂是无人不晓的模范市区、北京从帝都走向民国首都的标志。新世界游艺场大楼则是香厂的地标建筑，地位堪比于今天的大悦城之于西单商业街。

1914年6月，北洋政府内务部直属的首都管理机关“京都市政公所”成立。次年，市政公所在北京南城选定民宅稀疏的香厂地区，采用西方城市规划理念建立模范街区。市政公所在这片“南抵先农坛，北至虎坊桥大街，西达虎坊路，东尽留学路”的区域内平整地面、拓宽道路、清除垃圾，并将“路旁基地，编列号次，招商租赁。凡有建筑，规定年限，限制程式，以示美观”，目的乃是“垂示模型，俾市民观感，仿是程式，渐次推行，不数年间，使首都气象有整齐划一之观”。

新世界游艺场大楼，于1917年由商人周仲平等人组织的华兴房产经理处购地营建，聘请英国通和洋行设计，风格仿自上海新世界游乐场。市政公所对该楼的营建极其重视，其经理科、营造局与京师警察厅反复提出要求，从外观风格、避雷针安装到地板防火、排水设计，可谓不厌其烦。1918年正月初一，大楼落成营业，集零售商业、曲艺表演、餐饮食肆于一体，作为南城首屈一指的新潮建筑，吸引大批市民流连消费。

新世界游艺场大楼高四层，房顶除一座三层高的塔楼外，均设为花园茶座。陈独秀选择在此抛撒传单，一是登高方便，二是受众多，且均为“有一定智识”的市民，当然是陈独秀发传单的首选。

去新世界游艺场大楼发传单并不是陈独秀首创。1918年的冬天，日后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陈公博，便曾跑到大楼楼顶散发传单，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但时值隆冬，陈公博“看到底下行人寥寥可数”，认为“这样是没有效力的”。发完传单，陈公博担心会招来警察，结果在三楼听了半天梨花大鼓，却毫无动静。“我自己也觉好笑，费了很大的劲来发传单，而结果却不发生丝毫影响。”陈公博尴尬回忆。

但到了“五四”后，北京军警对此类事件的戒备程度上升了几个级别。6月11日夜，陈独秀和既是北大同事又是安徽同乡的胡适、高一涵等人在新世界游艺场楼顶花园吃茶聊天，并将《北京市民宣言》向邻桌发放。据胡适回忆，他因和高一涵住在一起，便一同离开，当时陈独秀仍在散发传单。晚上11点多回家之后，突然接到电话称“你们走后，陈先生在香厂被捕了”。

对照警方档案，情况可资对照：当天晚8时，京师警察厅侦缉队探员秦树勋、李文华已经盯上了“衣服兜中膨满”且“上下楼甚频”的陈独秀。巡警朱霞在楼下捡到传单后，会同吴广陵、关宗彝等警员上楼寻找。10时，当陈独秀在楼顶西南侧散发传单时即遭到李文华逮捕，旋被朱霞等人押赴警察署。

进了新大学，没进新监狱

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了一条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称：“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3天后，陈独秀就被抓进了警察署，随后被关押了3个月。他是文科教授，自然进不了科学研究室，失去自由后也不是严格意义的蹲监狱，距离他对“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还有一定差距。但在当时的北京，无论大学、监狱还是陈独秀的经历，都是新鲜事物，虽不高尚优美，倒是比此前文明了许多。

今日北京大学所在的燕园，在1919年还是一片略显荒废的园林，要到1921年被燕京大学买下后才开始建设。当时的北京大学坐落在城内，主校区位于景山东街的和嘉公主府，还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建立京师大学堂时划拨的校址，院内都是中式平房和部分两层小楼。民国后校名定为“北京大学”，但书有“大学堂”三个字的官府制式竖匾额，仍然挂在校门上。

1917年1月，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保荐下，陈独秀顶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学历经历，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蔡元培的包装。陈独秀虽然五赴日本游学，但没有完成学历教育，一个学位也没拿到，他做过教员、官员，也未曾执掌一校。但蔡元培坚持广揽人才，把这些视为细枝末节。

陈独秀到任时，今天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北京大学红楼”还没竣工。陈独秀教书育人，以及与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先锋相往来的主要地点，还是那座旧府邸。直到1918年8月红楼落成后，北大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室迁入，也因此与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有更多往来。同年11月，两人合办的《每周评论》杂志创刊，编辑部正设在红楼的文科学长办公室。

逮捕陈独秀的京师警察厅，是个比北京大学还要新一点的机构。作为清帝国首都的北京，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之前没有“警察”这个概念。城市治安由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五城兵马司的司坊官、顺天府及其下属宛平、大兴两个县署的巡捕负责，但政出多头，时生冲突。八国联军进驻北京后，各自在占领区内成立“安民公所”，才成为北京现代警察制度之发源。

联军撤走后，清政府组织善后协巡总局接管业务，并在1905年10月因“五大臣遇刺案”而决心正式设置新式警察机构，北京也建立了内外城两个“巡警总厅”，最后在民国建立后演变为京师警察厅。

新式警察机构的职能，当然不限旧式巡捕的巡逻街面、缉拿盗贼。按《京师警察厅分科执掌规则》，举凡集会结社、著作出版、报刊检查、剧场管理、风化事业、国籍管理、户口调查、公共交通、公共清洁、商户登记甚至度量衡货币管理和建筑审查都归其掌管，俨然一个小型市政府。陈独秀被捕之后，先被押到管辖香厂的外右五区警察署，继而转到位于今天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京师警察厅审讯关押。

据《时事新报》报道，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和警察曾在路上争抢陈独秀，因为警察人多才顺利送到了警厅。因步军统领王怀庆要对陈独秀绳之以军法，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则坚持以违警律处置。考虑到陈独秀的传单中明确要求免去王怀庆职务并驱逐出警，他若真被步军抢去，恐怕凶多吉少。

“陈独秀入狱97天”已经成为通说。9月16日陈独秀被释放后，李大钊还曾赋诗一首，“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来庆贺。但是，后人把有关材料汇编成一本266页的《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仅1919年这次被捕就有47份报道、公文和回忆，通读之下，竟然没有一份材料说清楚，陈独秀入的是哪个监狱？

无论是位于南城右安门内的“京师第一监狱”，还是北城德胜门外的“京师第二监狱”，都是现代化事物。以第一监狱为例，该监狱原称京师模范监狱，是晚清司法改革的产物，延请日本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博士规划，采光充分、排水通畅，一改旧式牢房阴暗晦涩。两座监狱管理也采新法，配备专门的医生，设有图书馆和集体教诲课程，还开设工场组织犯人生产毛巾、水壶、家具等，求新求变的陈独秀想来都不会拒绝前往一住。

仔细查考材料，可以发现陈独秀没有受到审判，显然不可能被送入监狱。报纸称“陈氏近日在厅”，高一涵也回忆“陈独秀在京师警察厅中关了三个月”。其实，陈独秀只是被警方逮捕，而非法办，关押的地方也是京师警察厅所属拘留所而非监狱。

1919年9月17日《晨报》报道，陈独秀“因发生胃病。安徽同乡遂于昨日到厅，请予释放。警厅亦即照准。闻陈已于昨日下午四时出厅，完全恢复自由矣”。

坐骡车结束“北漂”

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外，陈独秀的另一个身份是媒体人，他曾主编风行华夏的《新青年》，到京后又创办《每周评论》，刊物销量不俗、文章传播甚广，堪称著名意见领袖。他的被捕自然也得到北京本地报刊的追踪报道。6月13日，《晨报》曾刊出报道，称“有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兜围北池子箭杆胡同陈氏住宅，破门而入”，一副搜查重犯基地的架势。

然而此时的警方也非旧式的官府，立即在各报刊登公报回击。称“本厅维持地方之责，治安二字刻不能忘。是以迭次布告各报馆，对于一切言论均宜以正当确实为主”，指责《晨报》报道“事实既多不符，言语又近鼓吹”，最后阐明“本厅……所派赴陈宅检察人数不过八九人，提署人员仅十余人。而该报竟捏登‘军警百余人’，并加‘荷枪包围’等字样，似此鼓动人心，殊于治安有碍”。

陈独秀没坐成新牢房，倒是经历了这一番新式舆论战，之后又体验了一番新式法律。陈独秀释放之前，京师警察厅司法处科员张锡昌对他进行提讯，之后报告“拟从宽准予保释”，但“拟仍按预戒法第三条四款，施以预戒”。《预戒法》是北洋政府1914年出台的新式治安法律，赋予警察对没有违反《警察法》的言论行为以预先惩罚之权，其第三条第四款即为“不知检束常有破坏社会道德或阻挠地方公益之言论及行为者”。相比之下，这是比“违警”更轻的处罚。

对于这一结果，陈独秀没什么异议，他自己写了“具结”，也就是今天的保证书。他称：“前因为人散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自被查拘，颇为觉悟，以后安心学问，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

陈独秀受到的处分，类似今天的“监视居住”，由他居住地箭杆胡同所属中一区警察署派出巡警在三年之内逐月视察。虽然常有后人称之为“特务盯梢”，盯梢确有，但今天看来实在宽松。翻查警察署的《视察受预戒命令者月记表》，这种视察一个月报告一次，行状只有寥寥数语，如“出外拜客数次，行动尚知检束”。

当然，这个时候的陈独秀确实也没太多事情可干。因为“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旧派的教员中常有的”（周作人语）的问题，他已于4月被北京大学变相免职。《每周评论》也应京师警察厅要求在他被关押期间停办，手头的事务只剩下主编《新青年》，但继续在北京编下去也有停刊的危险。

北京既已无可留恋，陈独秀于1920年2月动身南下上海，结束“北漂”生涯。据高一涵回忆，此举是因为北洋政府发现陈独秀曾出京，打算在他回京之后加以逮捕。于是李大钊等人从西车站直接将陈独秀接到朋友家，之后李化装成小商人，护送陈独秀坐着骡车逃到了天津，坐船赴沪。

这倒是有些符合当时的情况。西车站即“京汉铁路正阳门西车站”，位于如今天安门广场西南角外，今已无存，与其相对的“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今天还在，也是搭乘火车前往天津的必经通道，自然是军警稽查的重点。在北京体验了各种新事物的陈独秀，结束北漂生涯之时，却选择最传统的畜力运输，倒也是一种呼应。

不过，警方并没有留下要再次逮捕陈独秀的记录。视察月记表显示，陈独秀2月9日声言拜访胡适而离家，再未回来，后知已经前往上海。至于是选择火车还是骡车，并无记录。陈独秀的出走还连带出一个怠工警察。京师警察厅向中一区警察署电话查问陈独秀是否仍在京，接电话的值班警员石贵宣“茫然不知”，结果挨了一个记大过处分。

1911年，新旧交替时代，北京一座城门。辛亥后不到10年间，不少现代化建筑在古老北京拔地而起。陈独秀散发传单时脚下踩着的新世界游艺场大楼，是香厂新市区的标志性建筑。香厂新市区则是北洋时期北京最现代化、最繁荣地段，在1930年代逐渐衰落。新世界游艺场大楼，在1980年代被拆毁。

微史记

抗战几乎让中国军队隔绝都市文明

1946年，日军撤离上海后，俯瞰外滩。

抗战期间，沿海精华地带和各大城市尽失，在内地成长起来的中国士兵与现代生活和都市文明隔绝，老兵淡忘了战前的都市繁荣，新兵根本没见识过现代化城市。抗战胜利后，当他们来到大城市，顿时饱受现代文明的冲击。如日后的散文家王鼎钧所在的宪兵六团要开拔沈阳，他们先中途来到南京，那是1946年5月。中学生出身的王鼎钧，进城后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买报纸，他在沿街报童手上买到好几份日报，感叹原来在大城市里买报纸是如此方便。回到营区，他如饥似渴翻开报纸狂读，内心仿佛与现代世界重逢。

宪兵六团的营房，是临时占用闲置的仓库。部队第一次采购灯泡，不知灯泡为何物的特务长来到电料行，店员问几度，特务长一头雾水。幸好店员很老练，问清楚场地和用途，便直接代替顾客做决定。士兵们领到灯泡后不知如何安装，唯有在重庆读过宪兵学校的李排长接触过都市文明，他亲自示范安装。安装完毕，他用夸张的语调叮嘱士兵不要用手去碰灯泡：“触了电，就像天打雷劈！”士兵们都震惊了，以至于让灯连续点亮多日，不过也没人懂如何关灯。

1946年6月，该宪兵团来到上海停留一阵，随后由海军登陆舰送往东北。上海一直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军人们在这里见识了更多的现代化事物，王鼎钧疯狂爱上了自来水和柏油马路。他在老家山东农村见识过饮水有多难，凿水井是极度消耗劳动力的活，每日打井水和挑水走路也不是容易事。在上海，这一切劳累繁琐环节居然通通消失了，你只需要用三个指头轻松转动水龙头，清澈的水就哗哗直流，要多少有多少。听着自来水声，王鼎钧都觉得心疼到要落下眼泪，须知在故乡要获取这么多水得付出何其沉重的劳动。

初见柏油路，王鼎钧也觉得无比神奇，平坦宽阔、没有石块和坑洞，没有牛马粪便，路两旁是整齐的房屋和树木。每逢下雨天，王鼎钧更是爱死柏油路，他一遍遍想起家乡的泥巴路在雨天有多么泥泞，一脚踩下去，连脚裸都陷入泥里。每到夏季，他所熟悉的河南黄土路则尘土飞扬。

“我对自己说，假如可能，我愿意今生永远住在有柏油路和自来水的地方。只要有柏油路和自来水，大概也会有医院、市场、车站、邮局，也会有报摊、书店、学校、教堂……没有医院车站、没有书店学校的地方绝不会更好。”初入大都市的王鼎钧被现代文明深深折服。

这些军人对都市流行歌曲一无所知，他们听到喇叭里传来歌手白光的《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有人问这唱的是什么，有人自作聪明回答：“她说的是钱。”听到一声“何必呢”，一个新兵大喊：“受不了！我想梦遗。”

上海是中国的时髦之都，女人的服饰引领全国时尚，她们颜色亮丽、剪裁得体的服饰尤其是旗袍，让士兵们看得灵魂出窍。有战友每天站在百货公司、茶楼、戏院门口，傻愣愣盯着每一个匆匆走过的女人。

王鼎钧和战友小周逛街，小周突然手指头顶的高楼大厦感叹：“你看这楼多高多大，那么多窗户。哎，我只要一个窗户，只要有一个窗户是我的。”经过银行门前，小周喃喃自语：“他们怎么这么有钱！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

特朗普鼎力相助老兵游行

2016年5月，特朗普在一次游行上，与老兵握手。

作为保守派人士，特朗普早在经商时期就支持军队，熟悉军队历史。1994年纽约的老兵节游行，冷战结束让国内社会情绪发生变动，且那天不巧下大雨，老兵们穿戴整齐，在雨中列队游行，只有不到100个观众。年纪不一的他们各自经历过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但他们受到了国民的冷遇，甚至有汽车漫不经心穿过游行队伍。《纽约时报》《每日新闻》等知名媒体在头版上报道了这场寂寞的游行，保守派人士看到后痛心疾首。

房产生意风生水起的特朗普，接到了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的电话，市长请求特朗普见一下明年的国庆节老兵游行组织者。特朗普答应了，见了领头者——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的负责人，对方狠狠地说，今年的游行简直是奇耻大辱，全国都应该为此脸红。他们请求特朗普担任大司仪，且筹集一笔资金，活动办得越隆重越需要钱。特朗普成功让第二年的游行变得无比热闹，许多商界朋友希望能加入游行队伍共享荣光，特朗普要求他们每人付一万美元。这一天，老兵们沿着第五大道行进时，队伍延伸达10到15英里，各界要人风云际会，最终估计有140万人当街观看。特朗普作为大功臣，在游行结束一个月后被邀请去五角大楼，与国防部长威廉·佩里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共进午餐，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三星、四星将军。

自行车博彩曾是日本地方财政支柱

战后日本百废待举，为了给城市重建筹集经费，日本在1948年8月确定了自行车比赛博彩的章程，口号是“确立地方财政”和“振兴自行车出口”。第一场比赛，于1948年11月在小仓举行。到了1951年，有19个都道府县、101个市町有了主持当地比赛的自治团体。1948年，全国举行6次比赛，收入2.4亿日元；1949年，161次比赛，收入135亿日元；1950年，489次比赛，收入330.6亿日元。其中，21.2亿元进入国库，各地政府纯收入406.5亿元。这笔财政收入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上的复兴建设，如大宫市到1950年末新建了10座校舍，有9座的资金来自自行车博彩，佐贺县武雄町1950年年度预算里有2亿元来自自行车博彩。

但自行车赛也慢慢引起麻烦。1950年，川崎市的比赛引发骚乱，有2万观众不服比赛裁决，他们不甘心自己钱打水漂，就群起闹事，打翻警察，火烧选手休息室，砸毁售票处窗口。此事成为曝光双簧式假比赛的契机，警方发现惊人内情，找到作弊证据，逮捕相关选手和组织者。组织这场比赛的头目满不在乎地说：“百分之九十的比赛都是事先确定谁胜谁负的假比赛。”舆论开始讨论，要不要废除自行车赛。

到1958年，舆论对自行车赛的批评更为激烈，普遍斥责这是不健康的娱乐、是产生犯罪的温床。但那些从自行车赛获益众多的地方政府，当然是竭力维护比赛，平冢市市长提出“自行车赛丑妻论”。“开始时，政府明知它是个丑女人，但是因为它是棵摇钱树，就把它匹配给地方政府了。对地方政府来说，虽说这是个丑妻，但能赚钱。所以，如要让他们离婚，政府就得设法给地方政府以财源保障。”不过，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复苏，全社会对自行车赛的关注度逐渐降温，但这个博彩项目至今仍在。

□  文  陈祥  □  编辑  李克难   □ 美编  盖奕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