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陈独秀的关系

刘师培与新文化“领袖”陈独秀的关系也很耐人寻味。刘是由陈引荐进北大的，时逢新文化运动，在人们心目中，两人俨然分别成了“旧派”和“新派”的首领，似乎该针锋相对，但实情恰恰相反，“两人感情极笃，背后也互相尊重，绝无间言”。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公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刘师培迅即与马裕藻、马叙伦、马寅初等几十位教授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将其释放。当然，陈独秀与刘师培是老友，关系自非一般，但在五四时期那种文化与政治纠结在一起——文化见解之差异往往被视作政治立场之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两人仍保持如此良好的关系，当能说明一些问题。或将刘师培之所为与欲借军阀势力镇压新文化运动的林纾的言行相较，更能看出陈刘相关的意义。如果放开视界来看，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运动“在人物谱系上有一种承接的渊源”，任职于北大的部分新文化倡导者和一些对此持不同态度的文科教授，同为当年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陈独秀与刘师培仅是其中的两个代表而已。“这两批赞成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原辛亥革命党人之间，在进入北大前，不少有师生、师友或共事革命的同志关系，交谊并不寻常。甚至可以说，如果不用太对立立场看待他们，在北洋军阀政府牢笼下的北京大学，能在蔡元培主持下，校政教务有大兴革，来自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以及来自维护传统的文化保守派的支持，相信也是原因。其关键当然是同样有辛亥革命党人的背景。”

总之，刘师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行尤其是出任《国故》总编辑的举动，不可简单归结为“倒退复古”、与新思潮相对抗，甚而认作为其“反动”本质不改的表现。他不过是秉其一贯的文化观念行事，但在当时的特殊语境下，客观上站到了新文化的对立面。若超越这一特殊语境来看，其中的是非功过，还有待进一步研讨。（注：有学者认为，像刘师培这样的“国粹学派”中人“是否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还大可商榷”，参见罗志田：《自序》，《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若依此思路，尚有许多与此相关的问题需重新思考。）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病去世，享年36岁。12月3日，在妙光阁出殡、出祭，“丧事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中国文学系诸同学参与“共同料理丧事，将刘先生遗著检齐，送交北大图书馆保存”。翌年3月，也是由陈独秀派刘师培之弟子刘文典等人送灵柩回其故乡扬州安葬。

刘师培在北大前后不足三年，但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很丰厚的；一方面他以国学大师之身为北大贡献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为纪念百年校庆而出版的《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中，“文学卷”、“史学卷”、“哲学卷”皆收有刘师培的文章，其贡献于此可见一斑。），尤其是以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实绩垂范于世，令后学至今受益；另一方面他为时代大潮裹挟，在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了一个向来令人非议的角色，但其中的是是非非还远未穷尽，今天仍有再讨论的必要，而且讨论这样的话题，对于思考政治与文化的关系，重新界定代近中国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是极为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