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北漂”

文_倪方六

北漂，特指来自非北京地区、非北京户口但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由于“北漂”来京初期大多没有固定的住所，给人飘忽不定的感觉，故此得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代其实同样不乏“北漂”，这里姑且称之为“京漂”。

先秦时期“京漂”热衷“借住”

春秋战国时期是“京漂”最早的“黄金年代”。这一时期，由于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兴起和强大，各国的“人才消费量”大增，“养士之风”盛行。“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大好形势，进一步激活了人才流动，促进了人才竞争，“京漂”应运而生。

当时“京漂”的首选地并非东周王室所在的洛阳，而是各诸侯国的都城。从史料上看，先秦时期，“京漂”的谋生方式大多是当门客或“周游”做说客。

鲁国人孔丘被后世奉为“孔圣人”，他从55岁一直漂到68岁，前后历时14载，后世称之为“周游列国”。古今漂泊一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居无定所”，如何解决住宿问题是能否继续混下去的前提，孔子的办法是“借住”。

孔子曾在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多国混过，为了省钱，每到一地多是“借住朋友家”。孔子“京漂”的第一站是到卫国，寄住在学生子路的大舅子家；从卫国去陈国，个把月后再返回卫国，又“主蘧伯玉家”；到陈国，则“主于司城贞子家”。

在孔子所生活的时代，好混的地方很多，如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楚国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区）、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其中以齐国都城临淄最繁华。当时，同样是“京漂”的纵横家苏秦曾到临淄，所见令其难忘。《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临淄当时被“京漂”视为最心仪的城市，孔子早年便曾漂到这里，不少历史名人也在这里实现了人生价值。如著名军事家孙膑，在魏国被同学庞涓迫害致残后，通过齐国使者的帮助逃到齐国，成为田忌的门客，在“田忌赛马”一事中名声大振，被田忌推荐给齐威王，得到重用。

唐代“京漂”文人隐居终南山

古代“京漂”的又一黄金时代是唐代，但与先秦时的“京漂”为政治抱负和学术传播而出走不同，唐代“京漂”以追求功名的读书人为主体，大多以“进京赶考”的面目出现。

当时，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城内百业兴旺，人口最多时超百万，到京城寻求发展，自然是唐代青年的明智选择。

唐代“京漂”的集中出现，除了首都繁荣的原因外，与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有很大关系。唐代“京漂”群体有多大，史料上没统计，但从当时文人士子留下的诗文中可推测出人数相当多，如李白、王维、杜甫这些著名诗人，当年全是“京漂”。

唐代的“京漂”几乎没有人不拜会朝中权贵或京城名人，文人一般采取“行卷”的方式，通过献诗结识贵人。据说，李白的“京漂”生活前后有两次，开元十八年（730年）夏，李白首次来到首都长安，由于没有功名，他最先结识了名叫张卿的卫尉，并通过张卿得以向当时的皇帝李隆基（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献上《玉真仙人词》，希望御妹帮忙引荐。但李白并没能当上国家“公务员”，在长安白混一年多。直到天宝元年（742年），已过不惑之年的李白二度“京漂”，才得以“供奉翰林”，却又不被重视，3年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临走前，李白愤然写下《行路难》，感叹“行路难，归去来”。

杜甫也是唐朝的资深“京漂”。《新唐书·杜甫传》称，杜甫“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前后近10年。到天宝十四年（755年）才被授予“河西尉”的小官，却又不想干，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其时杜甫已44岁。倒霉的是，当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刚有了一份固定工作的杜甫只好逃出京城。

唐代“京漂”如何解决住宿问题？城里住不了，一般住在长安城南的终南山。终南山是道教主流全真派的发祥圣地，也是当时“京漂”文人的聚居地，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等当年都曾暂居于此，雅称“隐居”。王维的《终南山》称：“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孟浩然《岁暮归南山》云：“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从孟浩然的“南山归敝庐”一语来分析，当时他所住的“廉租房”，或“暂住屋”是个破草房子。

北宋“京漂”最头疼“赁屋”

宋代首都开始东移，开封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中心。宋初，开封的商业已很繁荣，有日市、夜市、早市、季节市、定期市等。《开封志》记载：“八荒争辏，万国咸通。”

商业的大发展，加上已成熟的科举制度，开封不只是读书人的发迹之地，还是生意人的发财宝地。北宋“京漂”的身份因此不再单一，既有求取功名者，也有淘金者，还有卖艺者。如《水浒传》中色艺双绝的白秀英，便是“东京新来打踅的行院”。所谓“打踅”，就是指到处漂泊谋生，而“行院”则是妓院中的从业者。

苏洵是北宋著名的“京漂”，嘉祐元年（1056年），他带着两个儿子——21岁的苏轼和19岁的苏辙首次出川，来到京城开封。两个儿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城。因妻子病故，苏洵只好带着两个儿子离开开封，回川奔丧，嘉祐四年（1059年）10月，带着他们再度“北漂”。

历代“京漂”最为房子头疼的时代大概是宋代。宋代的京官绝大部分都得自己找房子，即便官至翰林学士、在京城做了多年官的欧阳修也是租房子住。他在《答梅圣俞大雨见寄》中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欧阳修尚且如此，苏轼兄弟自然好不到哪儿去。苏辙在《闻诸子欲再质卞氏宅》中诉称：“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

北宋“京漂”解决住宿的办法主要靠租房子，宋代名将韩琦在《安阳集》中称“兹乃常事”。朱熹《朱子语类》中也有这样的说法：“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为了省钱，不少“京漂”或找寺院或找民房住，图省事的直接住进人货混居的店铺，胆子大点儿的则找租金更低廉的“凶宅”凑合。宋洪迈《夷坚志》中记载，一名叫林邵的“京漂”应试举子，“入京师，僦居戴楼门内，所处极荒僻，人多言彼宅凶怪”。可见，如果单从居住来说，北宋的京城并不好混。

明清时期会馆成为“北漂”首选落脚点

元、明、清三朝均定都于现代的首都北京，这一时期的“京漂”已与现代无异，多来自南方，乃名副其实的“北漂”。

元朝时北京称为“大都”，此时的北京商业繁荣，文籍市、纸札市、靴市、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一应俱全，连不少“老外”都漂到了大都。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前后在中国游历了17年，其在游记中记述，当时的大都的确是“宜漂之城”，相当繁荣：“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之比”。

明代的北京给“北漂”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明清时期“北漂”在住宿上，除了租住旅店、民房外，还有一个更好的落脚点——会所。如明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当年北漂时便居于全楚会馆，晚清诗人龚自珍曾居番邑会馆。以会馆为家的“北漂”也不鲜见，光绪十七年（1891年），时年18岁的梁启超来京参加春闱，住在永光寺西街的广东新会会馆。当年冬天，梁启超和长他4岁的李蕙仙在京结婚，因没房子，干脆将新房设于会馆中。

会馆是自明朝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北漂”的存在。当年，不少家境贫寒的来京应试举子，由于所带盘缠不多，根本住不起商业旅店，于是出现了方便本籍学子、带有互助慈善性质的会馆。

到了清代，京城会馆更多。据清吴长元《宸垣识略》记载，乾隆年间北京共有182所会馆，光绪年间更猛增到近400处，全国各地在京几乎都有会馆，且有“举子会馆”和“商人会馆”之分。会馆在方便了“北漂”的同时，也刺激了国民“到北京混”的欲望，致使明清时期“北漂”数量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