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回大地，法律天平唱大风

春回大地，法律天平唱大风

“太息年华去无情，漫言辛苦等轻尘。世事风灯明灭里，几度寒霜几度春。”韩德培在沙洋农场第二次被摘去“右派”帽子后，面对人世沧桑的巨变不禁一唱三叹。但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在神州大地进入春暖花开的时候，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达到了一生事业的巅峰。他在古稀之年毅然担负起重建武汉大学法律系的重任（现已成为法学院），以其远见卓识组织开展学科建设，他主编出版了全国第一本《国际私法》统编教材，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专著和论文。在他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武汉大学分别于1980年和1981年成立了全国综合性大学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和全国惟一的环境法研究所。经过多年的努力，武汉大学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环境法等学科的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并饮誉海外。这两个研究所也于1999年和2000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从而使武汉大学法学院在全国的法律院系中名列前茅。他培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已成为我国法学界和法律界的骨干力量，他的弟子遍布全国，甚至分布在欧洲、北美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他为宝钢等大型企业中止涉外合同案的妥善解决提供了重要意见，为国家避免了重大经济损失，受到教育部领导同志的表扬，被誉为“国宝”。1988年在轰动一时的“金鹰一号”案中，韩德培在我国法院与意大利法院的管辖权问题上也提出过重要意见。他担任全国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为国家大事和高等教育出谋划策。他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和武汉大学出席国际会议和讲学，在国际法学舞台上宣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主与法律建设的重大成就，连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先生生前也邀请他去宝岛讲学（可惜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如今，追溯1978年前后的两个21年，韩先生在谈笑间掩藏不住内心的激越，这无疑是两个时代、两重世界，可谓天上人间。

1979年7月，一向不喜欢“当官”的韩德培“拗不过”当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盛请，执掌筹建中的法律系。他知道，这已不再是个人喜好的问题，而是历史的使命。为了永远结束人民共和国无法可依的危险局面，为了使周鲠生时代及解放初期欣欣向荣的武大法律系再现辉煌，为了使零落四散的当年法律系教师能够归队，韩德培感到作为前任法律系主任，他责无旁贷。他找回了精于国际经济法的姚梅镇，长于刑法的马克昌，研究法理学的张泉林和专攻宪法学的何华辉，还调来了研究国际公法的黄炳坤，精通中国法制史的杨鸿年，以及刘经旺、王峻岩、李双元、梁西、余能斌、兰海昌和项克涵等，使武大法律系很快走向了正轨。

作为系主任，韩德培在解决法律系教师的职称问题上尽了最大努力，他不拘一格用人才，惟能惟德是举，反对论资排辈、互相倾轧的“自杀式政策”，使武大法律系教师职称问题解决之快之好，在全国法律院系中位居前列。他对科研的重视，使许多学有所成、研有所长的教授们心存感激。他创建并兼任第一任所长的国际法研究所，承担了国家“七五”、“八五”重点研究课题以及国家博士点基金、国家教委科研基金、中华青年基金等十几项全国性和地方性研究课题，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了大量咨询意见。1997年国家首次在社会科学方面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武大法学院成为全国法学方面仅有的三个流动站之一，国际法研究所三个专业都成为建站专业，而且是全国惟一可以招收国际法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流动站。现在该研究所共有12名博士生导师，培养博士生近百人，硕士生数百名，成为国内培养国际法人才的重要基地，为我国的外交和对外开放事业输送了大批人才。

步入晚年的韩德培对环境问题日益关注，他意识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竭力主张通过法律途径对环境污染予以控制，对生态平衡进行保护。他建立的环境法研究所，再次开创了全国乃至亚洲之先河，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1981年，韩德培受政府委托，代表中国赴乌拉圭出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开的各国环境法高级官员与专家会议。在他和萧隆安教授（副所长）的领导下，武大环境法研究所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以及国家环保局保持着紧密联系，为中央和地方的环保立法提出了许多建议，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版问世。该所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环境法硕士点，现在还建立了博士点，并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普通高校首批人文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成立后，选举韩德培为会长，并把会址和秘书处设在该所。这是中国法学会十六个专业研究会把会址设在北京以外地区的惟一特例。事实上，武大环境法研究所已成为环境资源法领域影响最大的教学中心、科研中心、人才培养和信息交流中心。鉴于韩德培在环境法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开拓性作用，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于1999年授予他“地球奖”。

1978年后的二十余年，是韩德培在著书立说和学术研究上成果最多的时期。他除在环境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等领域有高深的造诣外，对国际私法的研究尤为出色。他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受到国内外法学界的高度重视，对推动我国国际私法学和整个法学学科在新时期的复兴与发展及服务于实践，对推动我国法制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际私法学理论体系，该体系具有较强的超前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他主编的《国际私法》统编教材，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材奖。早在1983年他就强调香港、澳门的回归和中国的统一事业将使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区际私法（又称区际冲突法）在我国的国际私法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及时发表了“论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并与黄进教授在广泛参考和比较中外国际私法和区际冲突法的基础上，于1991年草拟了《大陆地区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民事法律适用示范条例》，发表后受到了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同行的广泛关注。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阅读了这些文章后，专程赶到武大，要求与作者见面，交换意见。上海《文汇报》、《海南经济报》、台湾《自立早报》、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都曾作过专题报道。在我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他提出应该重构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体系。他在81岁高龄时亲自主持编写了《国际私法新论》一书，科学、系统地反映了国际私法的新问题和新理论。在他的倡议下，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现已称为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于1993年成立了以韩德培为组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专家起草小组，经过六次修订，该《示范法》以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由法律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这是我国法学界第一部完全由学术研究团体起草的《示范法》，韩德培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该《示范法》的公开出版，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乃至在国际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秘书长来华访问时，对《示范法》大加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国际私法界对国际私法的一大贡献。

韩德培的学术贡献并不仅限于国际私法和环境法，他主编、撰写和参与合作发表的著作及文章还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主要包括《现代国际法》、《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对外开放法制环境的调查与研究》、“论改革与加强GATT多边贸易关系”、“海洋法公约与条约制度的新发展”、“关贸总协定与中国”、“评‘台湾前途自决’论”等。

和许多高瞻远瞩、深明大义的知识分子一样，韩德培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于国于民的忧患意识丝毫不因20年的磨难而减退。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以自己的业务知识作为辨别是非、斩妖除魔的利剑，自觉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根本利益。他先后七次出国，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我国的外交政策，促进我国同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国际法学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80年9月，韩德培在荷兰参加第二次国际法学大会时，针对台湾代表有关“两个中国”问题的发言，即席以流利的英语作了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博得了许多国家代表的热烈支持。

1982年3月，韩德培应邀前往美国堪萨斯市密苏里大学讲学，并先后赴11个州、19所大学的法学院和法学团体作访问和学术报告，受到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在纽约，他接触了负责联系与中国进行法学交流的美国福特基金会代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先生，为其后该会大量资助中国法学研究人员访美进修铺设了道路；在堪萨斯，市长曾邀请密苏里州首府的各界名人数百位，特意为他举行盛大宴会，感谢他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并授予他堪萨斯市“荣誉市民”称号。他后来参加的国际学术活动包括: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亚太地区环境与发展专家会议（1984），在中、美、加三国关于国际贸易与投资法律问题学术讨论会上作总结发言（1985年8月），赴美参加大气污染控制协会年会（1985年10月），在北京第十四届世界法律大会上担任第四组主持人（1990年4月），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第十三届国际比较法大会（1990年9月）等。韩德培作为一个胸怀博大的老一辈法学家和教育家，他所产生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不仅在武汉大学，在全国法学界，甚至在国际法学领域，都为各路英才、学子和关注法学事业的人们所珍视和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