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律对体育刑事案件罪名的判定

二、美国法律对体育刑事案件罪名的判定

?皮波诉弗兹西蒙斯案^[3]

案件事实:被告人弗兹西蒙斯因在拳击比赛中导致里奥登死亡，被指控犯有一级误杀罪，但陪审团最终宣告其无罪。被告人是一名职业拳击手，被害人里奥登则是他的拳击表演赛搭档。1894年11月16日，他们受邀为歌剧院做广告，在纽约州奥内达加郡的格兰特歌剧院进行了一场拳击表演赛。比赛铃敲响后，里奥登先进行了攻击，被告人处于守势。30多秒后，被告人开始转守为攻，检方的部分目击证人称被告人只是轻拍，而非用力击打了里奥登的下颚及脸颊。但据另一些检方证人的描述，被告人击打了里奥登的头部及身体。里奥登随后举起手试图保护自己，并进行反击，但不久他便倒地不起，随后被抬离拳击场，在长时间无法恢复知觉的情况下，5小时后死亡。次日清晨进行的尸检表明，在其右脑的硬脑膜下，有重约4盎司的大面积凝结血块，在左小脑也有几处小面积的血液凝结。被告人被提出公诉，但被告人认为:里奥登的死亡并非由其击打造成，尸检表明里奥登是由于脑动脉状况恶化，导致脑溢血死亡的，与心脏厚度密切相关。同时，其他致死的疾病因素，也加剧了脑溢血的严重程度。

本案中，陪审团所要作出的判断是:本案由拳击表演引起的误杀指控是否符合刑法对误杀的规定，即当一个人的行为属于比赛或斗殴，或仅仅是为进行比赛而斗殴，或为赢得奖金而进行斗殴，是否能成为误杀罪的情形。

本案主审法官在向陪审陪审团作出指示解释时，指出了以下内容:

第一，在当时环境下发生受害人死亡的结果完全是一个意外，案件应当被定性为“可宽恕的杀人”^[4](excusable homicide)。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多人之间，在不持有武器的情况下，参与、鼓动、协助、鼓励或是实施任何促进竞技或是斗殴的行为，或直接实施单纯的斗殴，或是为了获取奖金而发生斗殴，都构成不法行为。本案中，被告人和被害人进行的是合法的比赛，仅仅是在比试力量和技巧。第二，双方均同意接受比赛的规则和条款，虽然不能证明双方同意接受打击的程度。但是，由于比赛是合法的，双方的同意可以认定是合法的。第三，被告是否有实施违法行为的主观故意。本案中，被告人虽然有殴打的故意，但没有实施伤害以及致对方死亡的故意。最终，陪审团一致认定被告人的行为为可宽恕杀人，裁定其罪名不成立。

本案属于典型的体育竞技致死案件，作为以击倒对方为目的的拳击比赛，本身实施的就是一种事实上的伤害行为，这使得一旦出现拳击手死亡结果时，击打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都极难判断。因此，当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后，奉行当事人主义的美国法庭，就必须引导陪审团结合案件证据和法律规定，将法官列出的法定罪名及其构成要件与案件证据一一对比，判定被告人是否对受害人负有责任，以及具体应承担何种责任。

依据庭审记录，法院首先阐述了可宽恕杀人在内的多项罪名的概念，以及各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首先考虑案件是否符合可宽恕杀人和正当杀人等合法伤害事由。其次，依据法律用词，解释一级谋杀与二级谋杀的含义，强调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因素。再次，将行为性质的可能性降低为误杀，说明一级误杀与二级误杀的差异。最后，向陪审团阐述一至三级袭击罪的犯罪构成。从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法院对陪审团进行指示解释时的思维进路:从重罪逐级阐述至轻罪，直至最低的无罪开释，这一进程在严惩犯罪行为与保护被告人之间，做到了平衡。

本案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拳击等直接发生肢体接触的比赛中，一旦发生本案的情形，如何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刑事案件不可回避的问题。在类似于拳击比赛这样的竞技活动中，受害人长期处于击打与被击打的环境中，对身体的伤害不可避免，是否可以确定在某一场比赛中，某位具体的拳击手对其挥出的一拳足以导致他的直接死亡?受害人个人身体素质的差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排除致害人的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判断，从而增大了案件结果的不可预测性。

另一问题在于如何对参赛者的场上注意义务进行确定。事实上，即便尽到本案法院要求的注意义务，如行为人能意识到彼此身体力量大小、每个拳头的击打效果等因素的差异，他是否就能够确保自己的行为不出现严重后果?此点值得质疑。当我们要求运动员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在竞争激烈、肾上腺素强烈作用的冲动下，作出合理的保护决定时，是不现实的。^[5]因此，在体育暴力的刑事案件中，各犯罪构成要素都需反复斟酌。

但是，有一点比较明确，案件要从民事侵权转向刑事案件，至少要越过一条基本的底线，即发生了严重伤害结果。以下这个案件足以说明这一点。